接近

随着双方军舰的不断接近，9月17日中午12时18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在旗舰“松岛”上，向在前方航行的第一游击队下达了“截击敌舰队右翼”的命令。由于和本队的间距缩短到了适当距离，第一游击队此时已经将编队航速提高到了8节，得到旗舰“松岛”发出的命令后，12时30分，坪井航三下令编队航速提高至10节，继续指向北洋舰队的中坚航行，准备到达适当位置后再转向北洋海军右翼。

由于自己属下的官兵大都是新手，缺乏经验，而且面临的是北洋海军的全部主力，心理压力极大，即使是最简单的纵队编队，坪井航三也担心会出现差错。“吉野”舰上不断升起旗号，提醒后续的“高千穗”、“秋津洲”、“浪速”3舰“注意距离”、“注意速度”，督促各舰保持好编队队形。

10艘北洋海军军舰也在疾驶，军舰上都已快速地完成了战斗准备。

早在东学党事起，中日局势日趋紧张时，由提督丁汝昌一手主持，北洋海军的战舰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舰体的维多利亚涂装中白色的部分，都被涂改成了不容易被识别的灰黑色；舰队中央的 “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上，为方便瞄准、射击，早在丰岛海战之前，遮罩在主炮台上的穹盖式炮罩就已被拆除掀去，留在了旅顺基地，另外距离主炮较近的飞桥前右后左两架木梯，以及飞桥甲板的左右两翼也已被卸除，以开阔射界。位于军舰首尾的150mm口径克虏伯炮炮位上的穹盖式炮罩，出于担心受到中部主炮发射时的气浪波及，则予以保留。与“定远”级军舰类似，穹甲巡洋舰“济远”经过丰岛海战实战血的教训后，舰首210mm主炮炮位上的穹盖炮罩也已经拆去不用。

依据当时各国海军通行的惯例，各舰桅杆上的一些非必需的横桁（尽管这些横桁必要时也可以用来悬挂信号旗）、索具都被卸除，以防止战时断落砸伤甲板上的人员和设备，以及索具落水后缠绕住螺旋桨。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早已作好小队战术准备的北洋海军，对脆弱的信号旗语系统并没有抱多大的幻想。同时，各舰配备的舢板小艇，也大部分被卸下留在威海、旅顺两地的基地内，只留1、2艘作为交通艇使用，原因则同样是受到丰岛海战的影响，因为这些木质的小艇被击中后将产生大量四散的木块碎片，显然会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易碎物体一律拆除或扔掉，如舢板等全部卸走。因为我等一旦不幸落海，日军绝对不予营救，如果彼等遭到同样命运，我等亦绝不相助”。

由于当时的战舰大量使用木质构件，战时在炮火打击下极容易引发火灾，除了尽可能地拆除甲板上的木质构件外，各舰上的救火队水兵，也纷纷将笨重的消防泵抬到适当位置，接出长长的胶皮水管，准备随时救火。而且外部甲板上的排水口都被堵塞起来，在木质甲板上蓄水防火，同时担心这样有可能会造成人员滑倒，又格外在甲板上撒了一层砂土。此外考虑到增加军舰的防护能力，甲板下一些无关的水密隔舱都将厚重的水密门紧紧关闭起来，损管部门的官兵也都早已准备好了用以堵漏的木板、毡毯、牵索。各舰外部，露天甲板上有舷墙的部位，在舷墙里都塞满了吊床，以抵御弹片，没有舷墙保护的重要部位，例如一些机关炮的炮位，就在外侧累积沙包和煤袋，另外一些军舰的装甲司令塔外也堆砌了沙包以提高防御能力。

为保证战时的弹药供应。从发现日本舰队开始，北洋舰队各艘军舰的弹药舱里就一直在忙碌。炮弹和药包通过复杂的吊运工序被运送到甲板上，对于其中那些数量稀少的进口大倍径开花弹，水兵们更是格外的小心，如同爱护名贵的花草一样轻拿轻放，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些炮弹才能真正对敌舰造成大的破坏。弹药提升到甲板上后，一些被就径直运送到炮位上，另外还有的被堆放在各个炮位附近，以便战时能够就近快速补充，这些弹药四周则垒起沙包进行防护。各舰上军乐队的乐童，此时也被命令放下手中的乐器，这些15、6岁的孩子，编成了2人1组的运输队，战时他们将冒着枪林弹雨，和水兵们一起抬着如同担架一样的运弹盘，向各处距离弹药舱开口较远，无法直接获得弹药的炮位运送弹药。另外，很多非重要岗位的水兵、夫役也被动员起来，怀抱弹药，各自间隔着一定的距离，整齐地卧倒在甲板上各处，准备战斗打响后，向炮位进行输送。

甲板之下，在昏黄的灯光中，轮机舱内热浪滚滚。 “致远”、“靖远”等有强压通风设计的军舰内，轮机舱已进入高压状态，“超勇”、“扬威”等一些较旧式的军舰，则开动鼓风机向炉膛内吹风，促进煤炭充分燃烧，虽然配发给他们的都是劣质的次品煤。官兵们在高温的工作环境中挥汗如雨，不断向锅炉内填煤，储蓄蒸汽压力，保证军舰能以规定航速航行。和汗流浃背的中国官兵们一起在忙碌工作着的，还有几名外国人的身影，他们是“致远”舰管轮洋员英国人余锡尔、“济远”舰管轮洋员德国人哈富门。

军舰上各战斗部位的官兵都早已就位，炮手们完成了第一发弹药的装填，站立在各自的武器旁跃跃欲试，桅盘里的士官测算着敌我的间距，每隔一段时间就用手旗向下方的炮台通报，随着每次报告，炮手们则依据表尺上的刻度，调整一次火炮的俯仰角，随时准备发射。当时北洋舰队使用的测距方法为复杂原始的六分仪测距法，用六分仪测量敌我间距一般有3种方式：如果明确敌方来舰身份，又预先在情报手册上掌握了敌舰的桅杆高度，则测定远方敌舰的桅杆高度，然后对照测高表就能求出距离数；还有一种办法是测距员在桅盘内，用六分仪“测海平及敌船所在海面所有角度”，然后对照专门的测距表推算获得；最后一种办法是，军舰首尾各由1名测距员测量敌舰所在的点，然后根据“已得二角一边可求其余二边，取中数为相距数”。相比中国海军的测距办法，对面的日本舰队要显得先进便捷得多，第一游击队的领队舰“吉野”上已经装备了专门的测距仪，通过使用类似望远镜一样的测距仪观测远方目标，当左右目镜调焦调实后，刻度表上就会自动显示出目标的距离，采用如此先进的装备，使得日方在射击测距时要比中国海军大占上风。

与今天人们的理解不太一样。鱼雷在19世纪后期的海军大型军舰上，更多时候实际是一种自卫武器，由于射程太近，主要用于抵御逼近的敌方鱼雷艇，或意图使用冲角攻击的敌方军舰，属于军舰最后一道防线的组成部分。但是使用乱战战术时，因为己方的军舰会主动冲向敌方发动近战，此时鱼雷则是和撞角配合使用的重要近战武器了。因而，北洋舰队的鱼雷舱内，士兵们纷纷用天车将黑头鱼雷从存放架上吊起，沿着安装在天花板上的轨道，运送装入发射管，意图乱战时配合冲角战术使用。根据一些记载，日本联合舰队因为担心没有机会到达合适距离使用鱼雷，存放在鱼雷舱内的鱼雷在炮战时又有可能会被击中殉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开战前很多日本军舰都将舰上的鱼雷抛弃在了海中。

此刻，中国军舰上呈现出出来的，是一幅雄壮的画面：“头卷辫发，赤裸两臂，肤色淡黑的壮士，一群、二群直立于甲板炮旁，等待厮杀。”日后记录下这段生动话语的“镇远”舰顾问美国人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这时身着蓝色的北洋海军军官服，正站立在“镇远”舰的飞桥上，准备用自己心爱的柯达相机来记录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海战。在他的身旁，是凭着实际海上经验，从基层水兵一级级考升成高级军官的“镇远”舰大副杨用霖，北洋海军中职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则已经身处在飞桥下的装甲司令塔内，监督着军舰的航行。

“10000米！”

“吉野”舰装备的武式测距仪准确测出了双方的距离。得到炮术长加藤友三郎的报告，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认为已经到了适当距离，即刻命令舰队左转。“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在北洋舰队阵前划出了一个大大的直角，指向西北方航行。表面上看起来，领头舰不向北洋舰队所处的东北方向航行，居然又像丰岛海战开始时那样，朝背离北洋舰队的方向驶去了，不过这次“秋津洲”舰的上村彦之丞舰长没有发出任何异议，日方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在当时来看，最有可能的目的是为了测出北洋海军的大致航速。依据当时海军的技术，开战前如果想要掌握敌军的航速情况，己方应与对方稍微拉开距离，测距员然后根据这一时间测得的距离、角度进行推算，就可以获得大致的航速数据。果然，这    一转向动作很快就被调整，第一游击队又重新右转修正航向，朝向北洋海军右翼袭去。

北洋海军阵形中，此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原先排列在犄角鱼贯阵末尾的第5队军舰“超勇”、“扬威”，购买于1881年，舰型属于无防护的撞击巡洋舰。在购买当时，属于世界上最新潮的军舰，而此时则已近淘汰之列，不仅设计显得老旧落伍，各种设施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老化现象，尤其是锅炉，由于连年的高强度使用，几乎到了将要报废的境地，战前提督丁汝昌曾多次与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玙商谈制配更换，但迟迟未有结果。然而此时，大战将临，在管带黄建勋、林履中的指挥下，这两艘诞生于英国纽卡斯尔的军舰在官兵们的齐心协力下，竟然卖力地追赶上了队伍，逐步接近到位于犄角雁行阵右翼末端的预定阵位。

但几乎就在同时，本来应该配属在左翼末端的第四小队“济远”、“广甲”两艘军舰却没有就位。由方伯谦、吴敬荣指挥的这两艘无论是舰龄、航速，还是先进程度都大大优于“超勇”、“扬威”的军舰，居然大大落后于整个编队，而且航行到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之后。身处在这个位置，自然要比列队在第一线安全得多，但是战舰的首要任务是作战，而不是自作主张保护自己的安全。“济远”、“广甲”2舰的脱队，使得北洋舰队阵型左翼白白丢失了一个战术分队的战力，“乱战”战术的实施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然而时间已经不容许北洋海军再做出什么应对补救措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