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引领欧洲从封建社会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伽利略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精神以及当时倾向天主教的国教势力的日益反动，使出生富裕清教徒家庭的弥尔顿逐渐成长为一个封建专制势力的坚定反对者，因而他的一切言行都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深切痛恨封建专制、反对保皇派，坚持共和体制，主张人民自由的态度。弥尔顿政治生涯20年，从一开始便在《反对教会管理的主教制》等文章中要求按民主原则改革国教。1644年，因出版书籍引起国会愤怒，便在接受国会出版委员会质问时，做了著名的发言，即《论出版自由》，系统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并在不征求书刊检查机构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印刷这篇演讲稿。此后，其论战更为激烈，通过两篇文章《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和《偶像破坏者》指出君主权利来自人民，并消除人们对于弑君的恐惧，后又撰写《为英国人民声辩》《再为英国人民声辩》来驳斥保皇派，直至最后一篇政论《建立自由共和政体之简易方式》。1660年5月，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其三篇史诗的主要内容仍是表现其对君主政体和压迫的愤恨，主张英国人民寻求解放。
　　
　　虽然能系统体现弥尔顿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文章只有《论出版自由》，但弥尔顿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英国人民获得一切自由，当然也包括新闻出版言论的自由。他也多次在其它文章中呼唤自由。
　　
　　梁启超（1873 -1929）生活的年代正处在封建社会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取而代之的中国社会大转型之中。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中国四书五经的传统文化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及其此后在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争斗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持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其许多政论与办报主张尤其是1896年8月9日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堪称当时资产阶级新闻报刊思想的最高代表。与弥尔顿相比之下，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就一直处于变化和反复之中，有时激进、进步，有时消极、倒退。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核心是希望借办报以“去塞求通”，鼓吹维新变法，并且力图从封建社会发展之中找出为报馆正名的依据，但同时又提出了报馆的几条弊病，不希望言论过于自由，还要受一定的言禁限制。《清议报》早期，梁启超的思想逐渐接近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言论激进，但其反清的主要根源是不满慈禧的统治，而不是看到封建专制的本质；后又因清政府预备立宪而鼓吹立宪，反而保皇，与革命派论战。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才逐渐接纳共和政体。《新民丛报》时，梁启超又先拥袁、支持袁，甚至还为袁对付言论界出谋划策，说“今日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1]。直到袁世凯复辟，又开始反袁、讨袁，“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2]。可以说，梁启超部分敌视革命派，也反对完全的言论自由，其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一直处于左右摇摆之中。梁启超指出“奴隶意识是自由的最大敌人”[3]，但没有意识到“这一权利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又决定于专制制度的消亡”[4]。而且，从实践上说，他自己也并未能完全消除自身上的奴隶意识，又怎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政局动荡不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状况的影响，但其本质原因还是因为我国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上层维新派既革命又妥协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