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尔顿与梁启超自由主义报刊思想之比较
任何新闻思想与新闻传播观念的形成、生存与发展均是特定时期的文化表征,反映与解决的都是涵养自身的特殊文化境遇的现实吁求。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几乎使中西在每一个新闻传播理念与新闻表现手法都打上了各自文化的“胎记”,在最具文化意蕴的自由主义报刊思想上尤其表现如此。当活跃于17世纪的英国人约翰·弥尔顿伴随资本主义革命的高歌猛进,大声布道他的 “最富盛名的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伟大请愿” 的《论出版自由》时,大洋彼岸的中土却还浸淫在“吾皇万岁”的钟鸣鼎沸之中,此时邸报盛行的中国当然不可能酿造出“出版自由”的琼浆。然,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二个半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思潮的历史火种燎原神州大地之时,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潮感染的中国“言论界骄子”梁启超们,便开始了对“言论自由”观念的大胆拥抱,并从此揭开了“新闻自由”征程的中国式探索的历史大幕。
约翰·弥尔顿生活在17世纪,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者、政论家,西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其出版自由的光辉思想受到世人的广泛认知和推崇。西方有新闻学者盛赞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是“关于出版自由的理想的最全面的论述”。梁启超,生活于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学者,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报人,被誉为是继王韬之后我国又一报刊自由主义大师。此二人虽生活年代不同,但生活背景同处两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二人同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又因两国文化传统不同,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道路不同,二人的自由观也多有不同。因此,从文化角度观照二人中西新闻自由理念的分殊及其根源,对认识和领会当下中西新闻传播实践与报道观念的“同中有异、异中求同”,实现中西新闻报道观念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味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