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大论战洋洋洒洒百万言，但核心论题只有一个：欲拯救中国，是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二者有尖锐对立的一面，因其人分两派、道分两途。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但处在论战中心的人们往往宁愿炫耀本党与他党之绝对不同，而故意将差异放大，将对立凸显，视之为“根本区别”，却将相同之处全忽略不计，或视之为细枝末节。 构成上述核心论题的子题目有如下几组：
　　
　　1、满族是中国人，还是“异种”？满州之地是中国领土，还是“敌国”？满清入关是改朝换代，还是“支那亡国”？汉满关系宜两族同化，还是“驱除鞑虏”？
　　
　　
　　2、是单行“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并举”（梁启超称“革专制而成立宪”为“政治革命”；革命党则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种族革命”或“民族革命”，称“土地国有”为“社会革命”）？流血革命是否必不可免？“支那立宪”是否必先排满？
　　
　　3、革命是否会招致外国干涉、导致中国分裂？中国国民是否有“共和之资格”？仓促共和是否滋生内乱？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孰于中国现状为宜？建设立宪政体是通过梁启超所主张的“开明专制”，还是通过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训政而至宪政（即从军政府之军法专政，到革命党之“约法训政”，再到宪政机关分掌国权之民权宪政）？
　　
　　4、孙中山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单一税”政策是否“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辩论这些题目，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的判断，对古今中外经验与教训的解释，对西方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中国有成堆的问题，万国有纷繁的主义，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斯宾塞、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笕克彦的理论被双方所征引。有时候同一个“西儒”，却被双方解读出相反的意思。
　　
　　但是，在以上四组论题中，革命党立论最坚、阐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场论战中辩论最激烈的，却是比较没有学理与法理含量的第1、2两组题目，“满州非我族类”和“种族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此即所谓“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于“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那时还不十分紧要（那毕竟是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实行的事情），也不太引人注意（但即使是对“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梁启超也提出了大量尖锐而精当的批评）。也主要是在“非我族类”和“排满革命”的问题上，革命党显得蛮横无礼，胡汉民、汪精卫“辞近诟谇”。他们非常固执己见，特别意气用事，几乎完全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在最基本的论题上，双方其实根本不存在理性辩论、诚意对话的回旋空间。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那场论战的理论品质和政治价值。
　　
　　革命党的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们之所以坚决反对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其首要理由无非是汉人不可拥戴“异族”。汪精卫说，“对于异族政府，无论其为立宪，为专制，亡国均也”。胡汉民说，“满政府不倾，而遂许其同化者，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也”。朱执信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孙中山连主张“立宪救国”、“实业图强”的人也不放过，骂为“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孙中山说，“于光复之前而言此，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可见“革命先行者”的心胸境界是何其狭隘。此外，还有更激烈的说法，如女侠秋瑾放言“大举报复”，义士徐锡麟宣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此类出格言论多出于“民族义愤”，是立场、态度、感情问题而非理性认识上的问题。言语出格未必不可谅解，但若以此等“共识”打造成熟、理性、对国家未来敢于负责的优秀革命党，则无可期待。
　　
　　在反驳立宪派对“种族革命”的反驳时，革命党的文风是比较粗野霸道的。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比如，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汪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汪精卫作为近代史上最出名且最无异议的“汉奸”，却原本是偏激的大汉主义者，这真是一言难尽），直截了当把梁启超划入“汉奸”行列；胡汉民在向梁启超挑战时以“汉民”、“辩奸”、“民意”作笔名（胡汉民原名胡衍鹳，后改胡衍鸿，论战之后即以笔名作本名。如同文革时期时兴改人名地名一样，当年革命党人也曾流行“姓名革命化”），不管有理无理，先摆出一副我是大汉英豪、你是满奴国贼的凛然架势，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 “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
　　
　　梁启超全然不同意“排满”“仇满”论。梁认为，中国历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并非汉人独有；满人是中国属民，其入统中原是政权“易主”而非“亡国”。“中华民族”这一现时流行的概念，即由梁先生当年首创。梁说，满人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演化，“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人排汉是极少数满族权贵所为，非全体满人所为，满汉不平等是政治性质而非种族性质。所以，中国只需要“政治革命”（即“要求立宪”），不需要悖情悖理的“种族革命”。 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梁启超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汪精卫以《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和《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进行反驳（此二文有孙中山的授意），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汪精卫还说，不革命反倒有瓜分之虞，因为满人当政才是中国衰弱的主因，“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在对内方面，汪精卫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针对革命党斥骂立宪派向“虏廷”请愿“无耻之尤”，梁启超不无天真地发问，“（向清政府提）要求果害于名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