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对于那场论战的胜负，也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在另一些人——比如那时年龄尚小的胡适、梁漱溟这一类人——看来，梁启超其文入情在理，未必落败，革命党其文强词夺理，未必得胜。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恩惠”的起点，正是从他1905年阅读课外读物时开始，那时即正是两党论战的期间。胡适说，梁启超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而革命党的文章胡适未予置评，显然并无同样的感染力。梁漱溟回忆说，他15岁时寻到了整整3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30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谁是真正的言论英雄，谁更有影响力、说服力，在胡适、梁漱溟们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