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论战之后三年，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又一年后，革命党策划的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不仅在论战中占了上风，在政治实践中似乎也大获全胜。一时间，立宪派灰头土脸，革命党风光无限。在许多人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立宪派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失败，更意味着立宪派在思想认识上的“幼稚”和谬误。
　　
　　不过，事情又好像并非如此。比如：
　　
　　其一，论战时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请注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宣称并执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敌梁启超所阐述、而革命党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民族政策。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具道义正当性与政治适应性。
　　
　　其二，此后实际的国内族群关系表明，在汉、满、蒙、维、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党描述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汉满二族。此足证“驱除鞑虏”之心胸偏狭，更足证梁启超关于清代满汉关系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观点。
　　
　　其三，就在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
　　
　　其四，大清国的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乎“被独立”。眼见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苏俄也终究是按捺不住，大举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国。一个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另一个则在组织上渗透国共两党，以卢布和枪械大举“支援中国革命”以改造中国，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一边倒”的红色中国之建立。这方面的后果，梁启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国民党的“约法训政”终于训出专制“党国”，离宪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到了台湾又几乎训成了世袭王国。在大陆，专政党赶跑了训政党，一党更比一党革，一党更比一党“强”。当年把“开明专制”、和平改良视为“落后”和“无耻”，后来却屡屡制造出“先进”千万倍、达于无法无天之境的极权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径，却入万劫不复的陷阱，这真是报应不爽。
　　
　　其六，孙中山“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终于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超额完成，变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会现实。土地与资本脱出经济的正轨，附于政治的危墙，几经暴力折腾，致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又退回到名曰“改革开放”、实则土地与资本回归经济常轨的政策。人们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启超曾说过“社会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如今，一百多年已经过去，百年间反复破坏了“旧中国”且始终领导着“新中国”的，当然不是“无耻之尤”的立宪派，而是革命党、更革命党、最革命党、以及最革命党之“太 子 党”。而立宪派梁启超们，及其思想上、政治上的继承者们，终究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日益沉沦衰弱，终于在1949年的大决战中精神家园失守，灵魂流离无踪，更在1957年号称“阳谋”的另一场大论战中遭到“无产阶级革命家”辈的大举偷袭，以至香消玉殒、灰飞烟灭。事实胜于雄辩，百年历史已经证明，在立宪与革命的竞赛中，胜利百分百属于革命无疑。是故，直至今日，中国也仍然没有真正立宪法、开国会，更没有自由的党争和公正的选举。得承认，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这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