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1月，刚成立3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