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拟讨专制檄》充分表明，他作为倡导社会转型的民主政治活动家对专制政体可谓梁恶痛绝，但1906年前后，梁启超又发表了《开明专制论》等一系列论文，为此，他遭到形形色色的革命家革命政党的大肆攻击，这里的是是非非，究竟应该如何评说？
　　
　　十九世纪末，不仅欧美各国挟工业革命之威向世界上一切有人的地方扩张，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也以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威震中国，由于维新事业惨遭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扼杀，并因向外国驻华使团宣战而招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满清王朝终于无力控制中国政局的发展，这样，中国的社会转型便一步步走向失序。
　　
　　天下草昧，群雄竟起。国难当头，出路何在？围绕着奄奄一息的老大帝国，不断产生的社会精英们各各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撇开非政治性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类不论，最有影响的应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以及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实际上以“开明专制”为特点。由于政权最终被毛泽东以暴力夺得，故毛泽东宣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然而毛泽东却始终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复辟”噩梦，实事上被他一再整垮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也确实在他死后通过改革开放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如此扑朔迷离的历史面前，我们不禁要问“救国”的要点究竟何在？
　　
　　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崛起，使中国面临“救国”危机，但这里的“救国”从根本上说并非救中国不亡于某国或遭列强瓜分，更不是救汉人于满清统治，而是要使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列强能平等待我，为此，除了认同西方工商业文明之外别无他途。工商业文明的基础绝非机器制造，所谓“四个现代化”只是表相，它的真正基础是契约社会和市场经济。而西方列强压迫中国的实质，也正是强迫中国接受他们以契约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为依据制定的各种规范，尽管里面的确有非平等的，歧视性的内容，但就这方面而论，也还比农业文明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来得文明。须知，权利平等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契约社会的基本准则，你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运用他们规定的权利和准则为自己个人或自己国家谋利，你同样能够取得比他们更大的成就。
　　
　　事实上，到中国省悟到必须认同西方工商业文明时，率先认同西方的东瀛岛国已经能够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了。
　　
　　正因此，“救国”的基本任务绝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四个现代化”，更不是“扒铁路、砍电杆、旋即毁坏大轮船”的仇洋排外，而是把依附社会和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基础改造为具有无限活力的契约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工商业文明基础，而这一任务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专制政权来完成不仅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纵观世界各国，除了美国之类属欧洲殖民地的国家是在其宗主国基础上继续前进因而可以避开这个阶段之外，旧大陆各国差不多概莫能外，法国尽管发生了惨裂的革命流血，革命后还是不能不经历一段拿破仑的专制。
　　
　　因此，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是对这种历史发展过程的准确把握，就是说，从农业文明的依附社会、自然经济向工业文明的契约社会、市场经济过渡，由一个相对专制的政权进行“保育”，差不多是一般规律而不是特殊例外。
　　
　　“开明专制论”的立论基础，倒不是它如何如何好，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梁启超清楚地洞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动乱因素大大超过了为工商业文明奠基所必需的稳定发展因素，正因此，“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他在《开明专制论》中列举这样六项原因：“一曰中国人民智力低下，无实行共和国之能力，二是革命后所建立之军政府必然专权，决不会让权力于议会，三是革命必然引起大乱，刘邦项羽之辈迭出，你争我夺，混战不已，四曰“土地国有论”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五曰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不造成议会专制，就造成行政首脑的专制；六曰共和立宪必然引起新的革命。其结果就是革命接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孟祥才《梁启超传》P111）。显然，梁启超的这六个推断都言之成理，并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验证。
　　
　　首先，在当时全国绝大部分人尚处于农业文明的愚昧状况中，根本不具备过民主共和式政治生活的能力，就是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要实行完全的民主也须有一个很长的实践锻炼过程。据说，邓小平临终前不久曾说，中国中央一级的直接选举恐怕还得五十年，既然如此，梁启超在一百年前的断言怎么会不对呢？第二，军政府不让权于议会，不仅北洋政府如此，民国政府如此，共产党又何偿不是如此？第四，“土地国有化“的理想不仅是能否实现的问题，而是共产党实施它不光构成了当年的社会倒退，还使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难以顺利进行，第三和第六，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后又是“解放战争”，最后再来个“文化大革命”，岂不正是“革命接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的最好注脚？
　　
　　由此可见，学贯中西智慧超群的梁启超，对“革命”恶果的洞见不仅不是庸人自扰，而且是无与伦比的真知灼见！
　　
　　梁启超还指出：“中央旧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暂成立而旋起冲突，中央纷乱如麻，而各省新经兵燹之后，人民生计憔悴，加以乱机已动 ，人人以好乱为第二天性，自然的暴动陆续起，于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干涉乃起”，其结果，“小之则自取灭亡，大之则灭亡中国（《暴动与外国干涉》《新民丛报》第82期）。
　　
　　显然，他的这些推测，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辛亥革命后的写照。袁也凯的民国政府成立未几，便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孙中山乃发动“二次革命”——“旋起冲突”经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国终于“乱机已动”，“人人以好乱为第二天性”，从此以后，内战连绵不断，乃至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终于使中国险遭亡国之灾！
　　
　　在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论战中，梁启超反复指出，革命将使中国“流血飘杵”，果不其然，二十世纪里中国直接死于“革命”的人和间接死于“革命”的人数以亿计（中共自称其政权是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加上被他们革掉命和解放后整死的人，这个数字必然翻上一倍，而且政策错误使60年代初饿死的人又是四千万，此外还有辛亥革命到三十年代军阀混战中的死者），如此惊人的死亡，又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革命后新建共和政府……终无术以持久，断断然矣。不持久奈何，其终必复返于专制，然则其去政治革命以求救国之目的不亦远乎！”（《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期）。
　　
　　是的，的“革命”终于胜利，然而其“复返于专制”的程度，连满清王朝乃至古今中外专制历史上任何最专制的王朝也望尘莫及，试问，哪一位专制暴君做到了要八亿人每天早晚向他“请示汇报”高呼“万寿无疆”？在那个年月，工业建设在继续，文明建设则彻底摧毁，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全国人陷入空间严重的依附关系之中，每个人都变成了“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种革命结果，恰恰如梁启超所云，离革命开始时的目标当然更远了。
　　
　　正因为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洞见，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一直坚持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则致力于促成当权者袁世凯、段琪瑞之流实行“开明专制”，希望借此实施他的“保育政策”，把国家逐步引向稳步发展道路，使中国奠定契约社会、市场经济的工商业文明基础，从而使全面转型程进入序化状态。梁启超的深刻理论和历史洞见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遭到重挫，满清王朝坐失了驾驶社会转型的良机，袁世凯专制而不开明，段祺瑞更不值一谈，同时，政治实践本身非梁启超之所长，他自己一再举措失当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然而，梁启超的失败只限于实践活动，并不因此而影响“开明专制论”的正确性，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终归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开明专制”的方式来完成。
　　
　　经过几十年的战乱，中国出现了台湾海峡两岸两个政权隔海并立的局面，双方的交战状况虽未结束，天然的海峡屏障却使两个政权和平共处。
　　
　　两个政权同样专制，为了彻底清除自己辖区中的对方势力，海峡两岸的政权都滥杀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尽管如此，三十年之后两岸的结果却完全不同。
　　
　　败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虽然专制，在此期间却大力巩固契约社会，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随着老一代领导人的自然更替，开放党禁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到国民党通过全民普选确认其政权的合法性时，它的“开明专制”政策的成功也就由工商业文明的全面确立而得到了证明。
　　
　　武力夺得大陆政权的共产党搞了近三十年的整人运动，同时以“社会主义”名义使大陆陷入比农业文明时代更严酷的统制统济和依附社会的泥沼中。这样，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实行了专制而不开明的政策，直到邓小平出山搞“改革开放”，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前文早已指出，“改革开放”与“维新变法”的本质毫无不同，都是借助原有的国家机器建立工商业文明的基础——契约社会与市场经济，因此尽管“6.4“期间坦克辗向学生市民，其专制残酷空前绝后，这样的“专制”仍然属于开明典型。
　　
　　作我们的确应当承认中国大陆政府今天的“开明专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对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必要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绝不是说它的所有作为都无可非议。首先必须指出，不仅它前三十年的黑暗专制大大减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诺言也未兑现，像80年区县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被压制。89年人大代表胡绩伟弹劾李鹏政府案被粗暴打杀之类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从而一再开历史倒车的作法，是必须予以揭露和抵制的，至于像用坦克和机枪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之类的恶行，更要坚决反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善于发现执政党和政府的每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正确抉择，争取形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总之，中国社会向民主宪政的过渡不仅取决于经济制度变革，它更需要执政当局的大彻大悟和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的大力争取。
　　
　　正如梁启超所云：“立宪之原因，则君主之肯与不肯，固占部分，然其肯与不肯，仍在人民之求不求。故人民之求立宪，实能立宪之最高原因也。”（《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16期）。
　　
　　综上所述，对复古倒退的野蛮专制一定要坚决反对，对致力于社会转型的开明专制则必须容忍，但容忍它是为了稳妥地向民主宪政过渡，从而彻底埋葬专制，这是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的精髓，梁启超的这一理论仍然完全适用于今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