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代的思想先驱，早在中国尚完全沉睡在中世纪的愚昧状况之1895年前后，梁启超在康有为影响下已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新观念，并在《时务报》、《湘报》、《新知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李喜所、元青在其1993年出版的《梁启超传》中，将其维新大思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讲进化。面对静态保守僵化愚昧的农业文明，梁启超高屋建瓴地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地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骋之，鸣呼，则非吾之所教言矣。”也就是说，中国从静态保守僵化愚昧的农业文明，向动态、开放、灵活、昌明的工商业文明转型，是社会进化的必然规律，想转也得转，不想转也得转，主动认同西方工商业文明，转型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手上，不主动认同，则势必被西方工商业文明强制性同化，这样一来，其结果就不堪设想了。
　　
　　 梁启超的这些看法，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放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针对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同样完全适用，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在政治制度转型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
　　
　　二、开民智，梁启超一生最注重开民智，他一向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归根到底是民智的进化，各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智力的竞争，各民族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智慧的高低，他把智慧和权利等同起来，认为智多应该权多，智缺自然不应有较多的权利。为了开民智，首先要开风气，风气指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多数人的一种共识，即不自觉的行为规范。一种风气一旦形成，不仅会左右人们的思维和行动，而且将影响国家的政治走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为了开民智，梁启超提出还须开“绅智”和“官智”，也就是用工商业文明的文化开启传统社会中知识份子、有钱人和各级政府官员的智慧，因为这些人在社会上起着领导作用，另外，梁启超还特别强调开启占总人口半数的“女智”。
　　
　　欧洲的近代化属自然生长型，人文思想的传播使社会走向市俗化，以此为基础产生启蒙运动顺理成章。当欧洲工商业文明侵入中国时，中国却仍然处于农业文明时代的第三次鼎盛时期（第一次为东周至秦汉，第二次为唐朝），这样，无论朝野各界，一时当然均无法接受工商业文明的思想文化，因此，康梁致力于向光绪皇帝献计献策自上而下地进行全面变革的同时，为了让整个社会认同工商业文明的基本思想，还不能不从传播新学着手，使国民有接受启蒙、认同改革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
　　
　　对今天来说，开民智的工作则集中表现在培养民众政治生活的习惯和能力上，使民众成为法治下的负责任的公民，一方面，大家都应遵守民主宪政下的宪法和法律，另一方面，大家也都要积极地运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自由表达自己的各种见解，选举、监督政府和代议机构，直到直接参加竞选。就自由选举而言，必须从基层政权逐级实行，若聚然搞全国议会和国家元首的选举，便容易使社会管理陷入混乱状态。
　　
　　三、变科举，戊戌变法时期，康梁最大的困惑是民智末开，人才贫乏，此二者均由上千年的科举制度所致。科举不改，新学堂一无经费，二无生源，三学生毕业后无出路。梁启超提出办好新学堂的四项办法：一是重师范，二是编教材，三是倡女学，四是从小学做起。今天，中国的教育仍须进行重大改革，第一是学校必须以民营为主，并欢迎国际教育界来华办学；第二是必须全面改革与政治、道德、历史有关的教材，使学生从一党专制的伪文化中解放出来；第三是改革教育方法，用能力培养代替知识灌输。
　　
　　四、兴民权，梁启超的变科举、开民智均以兴民权为标的。民权是人权与民主二概念在西方工商业文明传入中国初期的含混笼统提法，就当时而言这种提法却有许多好处，其一是对当时的中国民众具有足够的启发作用，从中领略到足够的人权和民主概念的精髓，另一方面，对满清王朝而言，也显得不像“民主”一词那么可怕。
　　
　　笔者在《论权利本位观念的社会哲学》中早已指出，义务本位观念是农业文明的社会哲学，权利本位观念则是工商业文明的社会哲学，权利本位观念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一切人权利平等，二是主权在民，就政治制度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而言，归根到底就是要依这两条原则建立新的制度。
　　
　　五、设议院。梁启超认为，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议院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股世界潮流，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抗拒，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正在于不知民权为何物，不设议院而行专制。从民主政治的长期发展去观察，西方的议会民主才达到八九十分，中国最多仅一两分，因此，东方和西方都有一个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建立和完善议院的问题。
　　
　　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和希特勒德国以及萨达姆伊拉克一样，都有个作为摆设的议会，它不仅不能独立立法和监督政府，也不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而是执政党根据自己的利益凑合而成。然而，它的从无到有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形式即已具备，只要一有条件，内容就会产生，如何使它名实相符，正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总之，纵观今日中国政局，对比梁启超一百年前的维新思路，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的情况虽然有些方面是梁启超当年所无法想象的，但是，就政治制度转型这个最重大的历史课题而言，却仍然如染启超在世时一样远未得到解决，尽管这一课题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差不多早已成为历史！
　　
　　更早的一本《梁启超传》由孟祥才著，他将维新变法的主要内容归结为：
　　
　　一、维新变法的理论：梁启超……着力强调一个“变”字。
　　
　　二、维新变法的主要内容：学习西方，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开民智，开官智；兴民权，兴绅权；立农工商政，修铁路，开矿山，给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开武备学堂，练海陆新军，达到富国强兵。
　　
　　三、维新变法的途径：上靠王公大人，下靠开明土绅。激发天良，除旧布新，自上而下地进行改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按部就班，不能躐等。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最理想的榜样。革命必然造成无尽的破坏和流血，中国民智低下，决不能走革命的道路。法兰西大革命流血漂杵，根本不能效法。
　　
　　该书出版于“文革”后不久，立论深受“文革”观念影响，在书中前言里甚至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底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历史的潮流，越来越走向堕落和反动，梁启超一生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一段过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改良派的进步作用与历史的前进成反比。”基于这种立场，他对梁的评价当然不会那么中肯，不过，就上述归纳而言，应当说是基本正确的，而其中的前两点与李、元概括的维新大思路基本吻合，这里有必要认真思考的，是维新变法的途径问题。
　　
　　在梁启超看来，维新变法的依靠对象，首先是掌权者和权力周边的人，其次是主张变法的社会贤达；维新变法的方针，则是由上而下地进行。显然，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要自上而下地进行就必须依靠政权的力量，而要发布政令，当然得依靠掌握权力的社会集团，因此就社会改良道路而论，这些看法是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改良道路能否走通？由于改良派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确失败了，几十年来，“改良派的进步作用与历史的前进成反比”似乎已成定论，对此，笔者当然不能苟同。
　　
　　无须论证，让我们先看看七十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所走的道路。没有人不明白说到底它还是试图借助政权的力量完成中国从农业文明到工商业文明的部分社会转型，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大政方针而论，它正极力在中国建立契约社会、市场经济和人治下的法律，虽被迫接受了多元文化的现实，却正顽固地拒绝实行民主政治。这种情况表明，当今的“改革开放”与“当年的”变法维新，并非本质不同，它的依靠对象同样首先是掌权者和权力周边的人，例如邓小平、江泽民和他们的助手及智囊人物，只有他们，才能制定和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其次是社会贤达，也就是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热爱社会政治的人，没有他们做“改革开放”的倡导者推动者，该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被就没有社会基础，众所周知，从“解放”到“文革”结束后的那两年，不知有多少志士仁人为鼓吹与“改革开放”有关的思想而挨整、坐牢、杀头，知识界如顾准、孙治方，来自民众中的如汤戈旦，王申西、李一哲都是例子，而“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更是中国民众要求“改革开放”乃至自由民主的公认例证。就“改革开放”的方针而论，同样与“维新变法”无异，都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直接依靠原有的权力结构，“从易到难、由浅入深、按部就班”地逐步开展，而不是暴力夺权后另起炉灶。
　　
　　总之，梁启超的目的，是要“通过渐进的改革，在避免动乱保持和平和秩序的基础上达到最终的立宪”（李、元《梁启超传》P357）。邓小平、江泽民也同样要“渐进的改革”，但他们的目的迄今为此仅止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的现代化”这些皮相的内容，实质性的方面只有市场经济，因此，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说到底不过是梁启超维新变法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尽管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民主宪政，但迄今为止，民主宪政却仍在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的眼界之外。
　　
　　显然，若就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改造而论，邓小平当然超过了梁启超，就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范畴而言，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却确实令当代中国的当权者们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