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就一直为激进主义思潮左右，梁启超却站在它的对立面，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著称于世。今天，激进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祸患已为人们广泛认识。然而，激进主义泛滥导致中国几十年革命战乱的必然性，却恰恰可以从作为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梁启超身上得到证明。
　　
　　这里，我们不妨引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时，于1901年所作《拟讨专制政体檄》中一段慷慨激昂的陈词为证。“起起起！我同胞诸君！起起起，我新中国之青年！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生，我宁顾与之偕亡！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专制政体之在今日，有百害于我而无一利！我辈若犹靦然恭然，与之并立于天地，上之无以对我祖宗，中之无以对我自己，下之无以对我子孙。我辈今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翦灭此而后朝食。壮行何畏，师出有名，奚声其罪，布告天下，咸使闻之。”（《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自由书》、《拟讨专制政体檄》）
　　
　　世界在工商业文明的号角声中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突飞猛进，中国却在专制主义的铁蹄下痛苦呻吟，中国与世界的反差愈大，觉醒的中国人悲愤就愈为强烈，行事就愈为冲动，特别是那些生理上年少气盛，知识上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些洋“主义”的年青人，总以为自己找到了救世良方，尽管他们互相对立，却都以为只要服下之自己开列的一服猛剂，中国社会就会立即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大家赤子之心固然可钦可佩，其结果却是把破坏性的因素通过他们向社会上放大百倍以后造成社会的全面失序。梁启超虽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戊戌变法惨遭扼杀，谭翮同等维新志士暴尸在衔头，自己则九死一生逃亡国外的情况下，一度也表现出了不可遏止的激进主义情绪，说什么对专制制度可“灭此朝食”，而忘记了专制主义制度下的民众不作“顺民”就作“暴民”，若非经过一定的学习和训练，绝不会自动成为法治之下负责任的公民。
　　
　　既然连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愚昧的专制势力迫害下也难免有过激情绪，自此以后的几十年中，整个中国从政治到文化上一直受激进主义支配，从而使梁启超类的保守人物的正确主张受到忽视，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
　　
　　梁启超本人毕竟是中国政坛保守主义的杰出代表，发出此文的同时，他利用日本思想自由的条件，“努力攫取世界最新知识，刻苦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世界风行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艺术等，他都认真涉猎，广取博收”，又先后出访了檀香山和美国本土及澳大利亚，详细调查了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并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从而在广泛调查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保守主义观念。在1903年底漫游新大陆和日本后，便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了阐述。
　　
　　当然，梁启超的保守主义并非指政治态度，而是指变革方式。1925年11月，他在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的一篇为《国产之保护及奖励》的文章中，曾对此做了很好的概括：“我在国内政治党派分野里头，向来属于渐进派。我对于现状不满足，认为必需改革乃至必要革命。但我无论何时何事，对于那些暴力的无理性的无效率的革命论及革命手段总是要反对”。
　　
　　当年，梁启超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其文章“整整教育了一代人”，然而，激进主义的狂澜却淹没了他最辉煌的成就——政治理论和政治洞见，在民主运动再起高潮的今天，我们重温他的那些金玉之言，将会感到实在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