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讲这样一句话：“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的因素。”这句话不失为真理。这是实践一再证明了的真理。小至一个公司、企业、厂矿等，大至一个县、市、省甚至国家，其当头的主要负责人，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甚至是作风不正、贪污腐化、鱼肉人民，而又得不到及时纠正的话，这个单位肯定就每况愈下、迅速垮掉；这样的领导当权的国家，也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也难免内忧外患、改朝换代。这是几千年来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的，而且将继续予以证明。

       一九八八年初夏，我皮革公司原任经理牛建国通知将调回省轻工厅过渡在厅办退休，皮革公司第一把手空缺。厅长说，经研究此次不另派一把手，由公司在内部竞选就任。这在当时也是赶个小潮流。当时报名参加竞选的有：张自立、杜宏、杨荣理、刘忠政、智少斌等五人。当然，所谓竞选，是要发表竞选演说，阐述自己的施政方针，向群众发表自己对公司存在的不足的认识，提出发展的战略意图、具体的工作步骤以及解决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当时，张、杜、杨都是副经理，刘是办公室秘书，智是小卖部的小头头。竞选一把手，当时在公司是热门话题。一些同志见我没动静，说为什么懂行的总工程师无动于衷，于是劝我参加竞选。牛建国同志也很认真地跟我谈，认为我参加是应当的，也是合适的。我当然也在作认真的考虑。最后我还是决定不参加这类角逐。我怕竞而成之。原因是：我这个人太直，没学会“顺从”的本领，以后干起来一些动作大了点时，会被记帐。因为我一直缺少呵护者。省经委马处长曾对我说过，我这个人没有人事根底，不好办的。周涛也讲过，不是土生土长的人，人事关系不硬的，最好别当正职。否则你出的问题不大，也难以过关；相反的，有根底的人，问题再大些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觉得这很有道理的，是经验之谈。如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陈纺平还活着的话，我当了一把手，搞一些大刀阔斧的动作，即使得罪了某些人，也不害怕。因为陈主任1981年动员我来西安时，就曾对我说过：“你的为人，我大体了解。你要到南方去，那里人生地不熟的，人事关系没有，工作是不容易开展的。而你来西安，如果有什么大事，我可以给你引见省委书记，工作是方便的……”我和陈纺平认识时间不长，虽只有半年的工作关系（当时我在省委搞轻工业调研），但颇引为知己。可惜85年他病逝了。我不参加竞选除了上面说到的思想顾虑之外，还有一点个人的私心杂念。

因为当时很快就要评高级工程师了。按我的资格，评上是有一定把握的。另外，我还要准备一篇具有一定的学术论文，时间也紧了些。我想，我评上高工的话工资待遇也不会比一把手低。这事我已经听到有关方面的同志说过，如西北轻院党委组织部的吕兴富就告诉我，评高工时要搞好论文，要努力争取，以后工资肯定要依此大补一节的。果然，89年初，我评上了高工，后来工资比一把手的还高。竞选的结果，张自立以极微弱的一分多胜出了杜宏，当选了。

张自立，81年10月来皮革公司任副经理之前是轻纺局人事处的一名干事，初中文化水平。还颇肯学习，对报章杂志中有关政治的内容看了个遍，也看些小册子。但来专业公司这么多年就是不肯看看有关专业方面的东西。我曾经对他说过，搞公司的人，尤其是领导，多少都应当学习了解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这也是工作的需要。我说了几次，他也点头，但就是听不进去。我总认为，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抽很多时间、用主要精力去学马列，也没有太大的必要。路线政策上头定了以后，我们执行就是了，不必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钻研它，倒是专业方面的东西要多看点，起码要看皮革信息资料，学点简单的技术方面的知识，要掌握行业发展的动态、新技术新产品的情况等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能干什么学什么，其余的兼顾一下罢了。他这个人当了经理后暴露出一些令人愤慨的问题：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理状态及行为。完全忘了群众当初投票的信任和期待；排挤一些不“听话”然而又是熟悉业务工作的人员，还把老婆也从无线电一厂调来公司等等，引起众怒。于是八九年初，由沈允贤等通知发起了“公车上书”，三十多名职工签名向轻工业厅告状，这三十多名职工占了当时公司人员的80%。沈允宪在写告状信时给我说过，大体几条“罪状”也说了，他以及不少同志认为我准会参与此事，因为我跟张自立闹了几次比较大的矛盾，我不理张了（另述）。我听了以后，提了两点我的看法：一．所谓“外汇”问题，公司是通过外汇局的手续，即使有不妥之处，如截留了一部分外汇的问题，是外汇局与二轻局的事，与公司无关，更与张无关，不能追究到张的头上；二，张的一些工作作风上的问题，可以提，但最好通过面谈或在会议上提出，不一定要用书面告状的形式，而用公司内部的办法，效果可能会较好些。但沈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当然，我也不会在那上面签字的。后来，群众签了名，并递交给了二轻厅厅长和有关部门。

过了不久，厅长来公司召集全体人员开会。会上向群众解释了外汇问题，并批评了张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要大家上下一心搞好工作。同时还提到我两点，一是虽然我与张有些磨擦，但仍能从大局出发，维护班子，这是好的；二是说到我年纪比较大了，今后上下班可不必死遵守作息时间，可以迟来早走。我那天因事没到公司，这些话是后来办公室传达给我的。

我与张的矛盾，说起来也并不复杂。我公司在建新村买了水利局一个门栋约十五套房子。房子分给职工后，剩下三楼一个单元两室半加一个小客厅。这个单元原本可以给我了，但智少斌他以现有住房住不下为由，也提出要此房。于是经理们开会研究。按照历来的工作原则，在会议讨论到某个人的问题，特别是个人福利问题时，当事人应当回避，以便大家毫无顾虑地发言。所以我提出我不能参加会议。会上决定把房分给智少斌。会后我问张为什么如此？他埋怨是我不参加会议所致。我说，党的工作原则你难道真的不懂？！其实后来我了解到，此决定主要是张自立作的。我问张根据什么作出此决定，他说不出所以然。我说，你的做法是不讲原则、是错误的。我明白了，只要谁敢来硬的，他就怕谁，“闹而优则仕”嘛。我接着以书面形式给二轻厅厅长及各部门提出我的看法，要求张改正错误，至少要认错道歉！厅即派人来了解情况并和我见了面。我当时提出，张是完全从个人出发而不是按原则分房的。第一，智是64年工作的，我是60年；第二，智是司机、工人，我是总工程师（按副经理待遇），不同职务、职称，规定住房面积是由很大差别的；第三，智住的是轻厅新盖的房，我住的是纺织公司的旧房，两者面积相同；第四，我和智现住人口均为三人，一样多，就按此对比，应该给谁调房？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嘛！更不可容忍的是，原规定夫妇不能相加计算分调房分数的，前面已分过房子的均没有夫妇工龄相加，为什么到我和智少斌时，就加上这一条呢？因我夫妇工龄相加比智少斌少二年，其用意不是明显的吗？后来有人提到，也许少斌的一个儿子参军，军属之故吧？我立刻反驳，不要忘了，我夫妇俩均为归侨，华侨政策有规定：“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张这样作符合党的政策吗？何况对方条件不如我呢？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厅里应该是明白的。最后我提出：此事不能完，我要求开全公司职工大会，你厅长来主持或参加，大会辩论。如果群众认为我是无理取闹，可当场宣布开除我的公职。但如果我提出的对方驳不倒，你们怎么办？先说明了。我又说，如果你厅里对此事不表态，张也不认错，我则把申诉材料发到轻工业部并转发到全国各皮革公司，再进一步如何办，主动权在我手上。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关系很僵。厅里对我说，房钥匙已经给了智少斌，不好办了。这事办得不好，厅里没及时了解、纠正，也有责任，你就谅解吧！张自立前后三次向我表示道歉，我也想，为了工作，算了，息事宁人吧！

原先那套房子分给智少斌时，安插进许志君住一半，但许却住不成，被赶了出来。智则霸占了整套。这样智原先在社会路二轻厅有一套之外，又加了这里的一套一厅两室半的房子，二轻厅的房子又收不回来，总算起来他的住房面积和市长规定住房面积差不多了。看来，当今社会总要占便宜就是了。我工作以来不算这次，一共让了两次房子和一次升工资的指标。我总认为个人的利益和荣誉这类东西不能伸手，更不能去争抢。但结果也未必有什么善终。

张这个人，顺其者未必昌，逆其者是必要亡的。前面说道，公司三十多人联名告状时，我女儿也签了名，结果也成了被报复的对象之一。九○年，张籍口下面营业部不予安排，就把她合同工的合同中断了。

张在九三年调离时，部分群众在公司门口大放鞭炮——送瘟神。也不知作何感想？

张自立调离后，公司接任经理的是冯天增。据冯天增来后清理财务情况看，张在任时，表面上没有亏损，实际上已有相当大的亏损了。因为一是拖欠的地皮税等没缴纳，二是债权债务有一百多万元，这么小的公司债权上百万，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公司前些年情况最好时，年收入不过三四十万元。而且这百万元的绝大部分明显无着落，三是库房积压，按市场正常的价格处理也得亏损近二百万元，这是进货时没有按正常渠道进行检验所致，这里面当然有“鬼”的。这种经济情况已难以运转了。

奇怪的是，在一个单位搞得一榻糊涂的主要领导人，只要上头有人，只要有关系、有后门，不但可以调离当领导，象张自立还能调到老干局当了副局长，实际是升官了。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悲哀！谁会相信：都这么干的话能搞好社会主义？！

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事。继张之后上任的冯天增一次派了公司两个人去云南购皮，其中一个还是皮革专业的内行。二人不仅把人家的二层皮当头层，且把库存积压又互相粘结的残次品按优良品购进，价格也是按优等品的高价购进的。进来的货几年都销不出去，一下子损失了三十多万元。据说下面的同志反映强烈。但也不了了之。这里面个人、包括头头捞油水是可以肯定的，只是捞了多少不等而已。后来冯天增大遭群众非议，难以立足，不得不又调到别的公司再去当领导，再去刮别的单位的油水。这下，原本十分困难的公司更深地陷入了困境。

我上面用了较多的篇幅说了我单位的事，这些事，比起许许多多企业来说，是在算不了什么。所谓“穷庙富和尚”的现象比比皆是。事虽小，但也多少可以引证这篇题目开头的论断。

根本提职不彻底改变，和尚越换庙就越穷，最后难免垮塌。

好几年前，我见了一幅漫画加小品，说一个肥头大耳的领导懒洋洋地坐在交椅上，对下面群众十分体贴、关怀，说你们别闹着撤换我，这样对你们更不利的。因为我已经吃肥了，再吃也吃不了多少了，你们换一个瘦子上来，要吃到我这样的程度，不知道还要吃多少呀！

干部，这是外来语，就是中国历来所称的“官员”。“官”字两只口，历来就是多吃多占的代名词。有史以来，为官者贪的多，廉的少。新中国成立不久，也有贪污的，但治得很严。所以贪官少。五十年代初天津的张子善、刘青山只不过贪污了几千万元（按新人民币算是几千元），结果这么个市级大官员、赫赫有名的有功之臣也是毫不客气地给崩了。现在呢？贪污了十万数十万的，那也不足为奇，贪污上百万也绝不是什么惊人新闻了。据1997年2月的《和阗文学》刊载一文曰：最高检查院院长向社会公开透露：1989至1993年6月，仅在各级检察机关查处的党政人员就达25000多名，而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就有102件。该文还披露了以下事实：

1999年1至12月，仅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大案就达24990件，比1993年同期增长35.4%；立案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183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0多人），比1993年增长86.3%。

1995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155485件，比上年同期增长9.48%，而且案件的层次高、案值大、数量多。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犯有贪污、贿赂等罪行的县级以上干部2163人，比去年同期增长26.8%，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033人，厅局级以上干部128人，省部级干部2人；全国法院系统审结经济犯罪案37952件，比去年同期增长8.7%，其中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302人，增长54%。

1996年1-11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经济案五万余件，向人民法院起诉三万余件，挽回经济损失5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5亿元。

显然，上面并不包括1988年之前的数字，人们自然会想到，这些案子是已经露出水面的、大多也可能是群众举报的，而哪些半遮半掩、尚未露面的案子究竟有多少？恐怕也不会太少吧！另外，哪些小案或者也许够不上“案”的，究竟有多少？恐怕不说数不胜数，至少也是相当庞大乃至惊人的数字！至于那些靠某种职务之便的小官吏，如遍布全国的什么“市容”人员呀、街道办事处人员呀、交警呀等等、等等，到处乱收费用乱罚款，个人一年能中饱私囊三两万元，恐怕是很平常、很微不足道的罢！

这种与日俱增的贪污腐败现象，以及一些人千方百计敲诈老百姓的罪恶行径，固然有犯罪者的侥幸心理驱使，但不能有效地发动群众、打击不力，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试想，如果象当年对刘青山、张子善那样，不管你有多大的功劳、不管你官居何职，够条件统统崩了，全国崩它个百万个千万个，对那些借故敲诈老百姓的小官吏，也叫他立刻脱去官服，成百倍、成千倍地罚他个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让所有人都谈“贪”色变，藉此显示应有的法律的巨大威慑力！

总之对贪官污吏，有多少就抓多少，有多少就关多少、杀多少，这是唯一的好办法。贪官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就谈不上治国安邦平天下！

人们对官场的不正之风，对贪官污吏是恨之入骨的。上述《和阗文学》有一首民谣，讽刺贪官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吃饭基本有人请，喝酒基本有人送，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书摊上曾出售过一本书，叫《疯人独语》，名曰“疯人”，说的却未必是疯话。该书中有一首民谣，是步《七律·长征》之韵编的，流传颇广：

贪官不怕喝酒难，千杯万盏只等闲。

鸳鸯火锅腾细浪，生猛海鲜加鱼丸。

桑拿洗得浑身软，麻将挫得五更寒。

更喜小姐肌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其实，类似这种民谣，比比皆是。民谣是来自底层劳动群众，是群众发泄愤懑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是现实的反映，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又因为它是群众一时无奈的呐喊，具有强烈的政治作用。它是毁灭性大地震前出现的地光，决不可小视！

大小贪官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尤其是公检法的腐败，就更会使社会主义大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种社会败类如不彻底铲除，任其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有人说有效地铲除腐败难，难在“积重难返“。我以为难 也不难。关键在于上级领导是否下决心依法办事，并且首先是自己的屁股不沾屎，即使有点屎自己先擦干净，就不会”臭味相投“；其次，是要真正放手发动群众，使群众毫无顾忌地检举揭发。现在常常出现一种怪现象：群众解法的材料很快就“批转”到基层。这一来群众难免有“自投罗网”之虑了。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千百次证实了的真理。人民可以把你拥上台，照样可以把你拉下马，哪怕你握有百万军队、无限权力。蒋家王朝拥有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不也彻底完蛋了吗？秦王朝为预防人民武装反抗，把天下的铜铁都没收了，但人民照样揭竿而起。被灭亡者无一不是腐败透顶、欺压人民、违反了人民意愿的霸君。事实证明：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在人民面前，什么铁壁铜墙也变成了豆腐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