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皮革工业公司是1981年九、十月份成立的。它的前身是省轻纺局皮革处。皮革公司成立后，仍属于省轻工局（轻纺分离后，恢复了轻工局）下属的公司，是行政管理企业性质的公司。自己经营，自负盈亏，上级不拨款，规定年上交利润额。公司成立后，皮革处处长李学仁任公司经理，另一位原轻纺局的人事处干事张自立调任皮革公司副经理。

    我十一月到公司后，局里来人，排定座次。我是第一副经理，主管技术，张自立主管经营，李学仁则抓全面，掌管财务。

    公司的主要工作是：联系指导各地县市皮革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扩建或新建企业，汇总上报生产经营报表，统一购销分配生产的原材料和化工原料，计划划拨猪皮的财政补贴，以及其他有关的重要问题。但人事安排和经济活动由各地县市自行管理。这样各地企业实际上受双重领导，以地市为主。到九十年代后，经济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计划物资逐步取消，公司与下面的关系松懈了。

李学仁同志原系制革厂老工人，当过工段长，曾获劳模称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但文化水平低，思想比较保守，家长制作风比较严重，爱一个人说了算，排斥公司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工作人员。公司成立时，上级安排西北轻院皮革专业毕业学生王文超来公司，遭到不少刁难。我来后工作也屡屡受阻。我一来，他借口我住宿与办公在一处比较方便，让我在公司旁边一间小屋办公，很难与职工往来沟通。很快，我强行把办公桌搬到公司大办公室。不久，他和其他干部说：“赖经理来了就来了，但你们还得听我的。”言外之意，大家可以不理会我。轻工业部皮革处副处长张清周同志来陕考察，由我陪行。一天，到临潼游玩，陪同的还有我公司另外三人，一行共五人。在临潼吃午饭，请客共花去二十多元。回来后不给报销。财务的张美玉对我说：“按规定一人不得超过三元，所以没法报。”我一听有点火了。我说：“规定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报不了没关系，把发票给我，我方便时，到部里去报销。”我这句话也许重了点，于是财务给我作帐报了。紧接着，李又开车专程到临潼那家饭店去调查。这是事后与他同去调查的同志私下告诉我的。可笑的是，当时吃饭时，买饭、付款全是他儿子李玉田一手操办的，预支的钱是李玉田同志从我手上拿去的，何必再跑什么临潼，问他儿子不就一清二楚了吗？显然，调查不是目的，他是想以此在群众中造成一定的影响，让大家以为我办事有问题，所以需调查一番。还有一次是在宝鸡召开全省的行业会议。他借故不去参加，叫别人主持。拟在大会上的报告，我起了草，在各科长参加的会议上讨论修改好。我到了宝鸡以后，在报告之前，又听取了下面各厂的意见，和参加会议的公司科室头头们商量后，对内容作了些小的修改。回来后，他十分不高兴。跟人民制革厂厂长说，我无组织无纪律，竟然把讨论的讲话稿私自修改了。听者感到这指责太莫名其妙了。随之他又告诉我说：“要注意的。”诸如此类的事不少。有几件事大为影响工作。

1982年上半年，李、我、张，还有一位办公室主任许志君谈我省皮革行业如何发展的问题。我在省委搞轻工业调研期间基本了解全省情况，也知道南方的一些情况。我提出应逐步引导企业推动和适应市场的发展形势，在产品的花色品种上做点文章。比如皮鞋在我省是“一窝黑”，可否鼓励制革厂和鞋厂搞些不同色调与式样的鞋，投放市场，引导消费？他大为光火，话没听完他就打断了我的发言。接着在一次全公司会议上又说：“有人以为‘一窝黑’不好，多少年来，我们不都是这样走过来了吗？今后你们谁也不许向下面厂说要搞什么花花绿绿的。卖不掉的话，损失谁负责？！”真没办法。但我还是以为我的想法是对的，也是不脱离现实的。在我来公司前，曾参加省委组织的轻工业调研，当时对一些发展问题经过认真的调研讨论，最后在给省委的调研报告中，这方面的问题作为建议之一提出过。在我的几个建议中，这是个小的建议。比如，我在建议中试探性地提出，南方，特别是上海等地皮革发展较快，能否主动与他们联系，建立某种合作关系？开始阶段我方主要向他们提供牛羊皮的初加工半成品，同时要他们把新工艺新技术向我们适当转让。当然这都是有偿的。继而可考虑南北皮革公司建立较紧密的联合体。记得还有一个建议是：在省公司的下面搞个皮革实验室或厂，属省公司直接领导。适当集中技术人员，搞些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制。也可以把本省皮革厂生产中碰到的问题进行研究，再把成功的技术方案交给企业等等。我在写报告时，先把一些向陈纺平谈过，他认为不错。后来在评议几个调研报告时，我的报告通过了，还发了三十元的奖金。可是就连关于小小的花色品种问题，李都拒之千里，别的就更别提了。

诸多问题难以尽述。工作难以展开，当然是很苦恼的。但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当了官的，能上不能下，不是犯了很大很大的错误，是不会被强制调离的。因为工作不好办，张自立同志有一次对我说，联合起来告他一家伙，怎么样？他要我出面，因为我是专业人员，上告的话，能说清问题。我找过经委的老马（在省委帮忙期间认识的）谈过。他说：“不好办。你告他的话下面各地市与他往来时间长，人际关系好，而你是没有根的。再说，他过去是劳模，人们会误以为你和工农干部格格不入，你今后的工作难免困难。”

我确实有些想法，想把陕西的皮革搞得好一点。我在轻工业部、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同行的同学、学生，有了问题可以得到他们无代价的帮忙。可以说除了西藏、台湾外，差不多各地都有我同行的好友。即使是较晚毕业的学生，只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学院的，几乎都认识我这个“反革命”，都大体知道我的为人。82年，有一次我到部里，任英同志告诉我，部里有一笔支援一些省份皮革发展的拨款，如你们要，报一个项目用途，可以拨给你们30万。我后来了解到，山西和广西各拿到三十万。山西报了个试验厂，三十万到手后搞了个小皮件实验厂，盖了个宿舍楼。当然他们省里也增加了一点。而实验厂就设在宿舍楼的地下室里。广西凌开亮则光盖了宿舍。我回来一说，李学仁不干。他说没地方盖宿舍。他主张给下面的厂子，发展下头的企业。这也不无道理。穷机关富企业也是好的。于是这笔钱被西安华西皮件厂以扩建厂房搞新产品的名义获得了。我和华西厂去北京办此款项时，原皮601班的学生尹果为和我商量，他那里也可以给我一笔十至二十万元的款项。他是在轻工业部民族皮革产品规划处工作。他说，只要我报一个生产民族用的革制品，并准备几件样品，报到他那里即可。这次我接受了上次提不出具体方案的失误，我回到西安不动声色地先到人民制革厂，与厂长赵整隆商量。他同意在他厂里拿出几间平房给我们当皮革实验室用。然后，我又找到省经委科技处谈了我的设想。他们也支持我，说报上来以后，批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在公司下面搞一个皮革实验厂。在条件成熟后，再改为省皮革研究所。一是搜集了解全国各地制革技术的发展信息，试验自己的新产品，然后有偿或无偿地向下面厂提供服务，二是省内各革厂在生产过程中有什么技术难题，可以拿来这里先试验，帮助解决。在人员问题上，当时有个设想，从外省调几个实践经验丰富的皮革技术人员来充实公司技术力量。这在当时也是可以办到的。一是有人愿意来，如河北省的邢永年和北京的沈力文都希望和我一起干，二是调动技术人员也容易办到。唯一的困难就是公司没宿舍，得租房住。当然除打算调外省的人材外，也可考虑在省内解决一部分人材。我自己也有个想法，办起来以后，我可兼任试验厂厂长，争取用更多的时间去实际搞试验，以提高自己。基本考虑好后，我便在一次经理会上提出。还好，这次除了以安排住宿困难为托词，不想进人之外，对于提出的其他设想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并且说可以安排办公室写请示报告呈交省二轻局审批。同时还叫鞋厂和皮件厂做几件花色新颖点的样品。

    这次，一方面我有些大意，没具体安排些事，其实也不是我可以办的事。另方面，我急于去广西桂林参加全国皮革行业的技术信息交流会。我想事情一定可以顺利去办了。我走后，尹果为打来长途催报材料。我半个多月后回来，一问连动也没动。我问为什么？李说这样的不好办，又说算了，我们搞这个人手不够也有困难的。显然，这些都是托词，实际是不愿意搞。总之，压着你，别干得太好了。其实，这个人么，思想保守，喜新厌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里唯我说了算，唯我技术最高，别人提出来的搞什么都不行，以后这个帐不一定记到我头上。举个很可笑的例子吧。商洛制革厂是轻院学生当的厂长。他们搞了个底革快速鞣法。李到厂里时，听到他们说此事，勃然大怒，说什么底革从来都是池鞣（鞣液从低浓度到高浓度，一个池一个池地倒皮，一般历时三十到四十天），哪有什么可以在转鼓快速干鞣的？！他训斥厂长：“你们立刻停了！不然我们停止一切材料供应！”这位学生后来找到我，说起此事，感到很挠头。我说：“你表示以后不搞这种新技术不就行了？而你呢，可以偷偷干。反正我们一年也去不了你们厂两次的。”

    为了找到“唯我说了算”的根据，一次在我们谈工作时，他提出说：“这个班子中，第一把手是领导，正副经理之间是上下级那样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和张自立不同意。我们提出说，你是领导班子成员的班长，在决定问题时，你有最后决定权是事实，但要按正确意见办。你负的责任比我们大，这也是事实，但我们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班长与其他领导成员之间协商平等的关系。尽管班长有最后决定权。这个问题争论了好几天，最后仍是不了了之。

    还有一件也是颇有趣的事。我到公司一段时间后，感到公司大部分同志连一点皮革方面的常识都不懂，这不符合作为专业公司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于是我和一些人私下谈话时，提出今后每周一或周二抽半天学点皮革的普通常识，我可以辅导，王文超同志也可以辅导。很多同志十分高兴。基于此，我和韩云田同志到北京开会时，顺便到赵振环（皮革专业的学生）主管的轻工业出版社买了几本通俗皮革读物，共花了十几元钱。韩云田报帐时，李不签字，说：“学这些东西干什么？没有钱报销！”我把钱付给韩，我说：“我个人拿了。只要大家学就可以了。”后来人民制革厂赵厂长听说此事，说：“把票拿来，我们厂给报销。”后来，李大概也认为这太过分了，叫财会找我，拿去报销了。我说组织大家学习，李就说，要学可以，他讲操作，我与王讲理论。我说：“太好了。”可是组织了一次，我讲了制革的绪言，即皮革行业包括的门类，各种动物革的优缺点及如何识别等。他也插不上嘴。就这一次，学习就在各种干扰下流产了。

    我在学院工作，还没碰到类似问题。我认为，我如放手干，干好的条件是有的。即使我解决不了的某些问题，我的同学、学生也很多，也可以互相帮助的。但却没有机会让你把你的想法试一试。我经过多次碰壁，上面说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才真正领会了曹操的一句诗：“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也。那只有混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