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处已有刘树和同志任处长。我去后多少也有点“多余”、“超编”。刘树和的为人不错。我到基建处后，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看业务书、复习相关的课程。

我大学时无机化学的课程学得较少，现在我就攻化学。皮革系学生上课，我就去听课，时常不在办公室里。有时院领导来了，问我怎么不在，刘处长就给我打掩护，说我到工地去了，或者说有事到西安去了等等。我那时学习也是下了功夫的。一些需要记忆的东西或相关的学科上联系的东西，都抄记下来，贴在墙上，以便随时看、加强记忆。这些东西在我房间里几乎贴满了。玉莲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在北京文化大革命时，人家贴大字报也没贴到房间里来。现在倒好，自己贴了满房子的小字报。”夏天，天气闷热。晚上人们都到院子里乘凉，我却用一条湿毛巾披在肩上降温，在小房子里看书学习。那时，还没有人使用电风扇。再热我也抓紧时间学习。有些同志说我何必如此，说你到哪里去也是处级的领导，又不干具体业务。你动动嘴，安排一下，具体业务懂那么多，也没什么必要。现在当领导的都是这样。可我却认为懂得越多越深越好，工作也越会有起色。我说：“如果领导不懂或不那么懂业务，外行领导内行，这实际上你是被领导了，人家说的你不听都不行……”

    1978年，在北京又恢复了轻工业学院，西北轻院相当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调入了北京轻院。当时这里教师干部提出调回北京轻院的理由有二：一是我们是被林彪集团的“一号通令”赶出北京的，是“冤案”，现在情况变了，应该回到老窝去；二是北京轻院成立了，急需轻工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轻院是轻工业部直属的院校，省上不好说具体的意见。轻院闹得沸沸扬扬的。于是自发组织代表团赴京与部领导谈判。开会后决定由我及莫述成的爱人作为先遣人员与部里打招呼，先把意见谈一下，然后大批人员赴京。我去京时，正值寒假。梅梅十二岁，也跟我一起去。我到京后，把梅梅放在六建宿舍老邻居家里，我则忙于找部领导谈。后续人员到京后，正式谈判。但结果并不理想。完后，我带梅梅到沧州其标处。梅梅到沧州后，又拉又吐。奇怪的是，也没服药，过两天就好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坐火车又无法睡好，沿途及到京后劳累，是神经系统紊乱所致。到沧州好好睡两天，“病”也就好了。从北京返陕时，正是大年除夕上的火车，初一到了咸阳。

    我这次去京，见到了在设计院当院长的朱康，也见到了在北京轻院当头的黄纪院长。黄纪问了我的近况。我也表示打算离开西北轻院。我回来后不久，北京轻院连续来过两次商调函，同时告诉我说，如家属过去，则原先在咸阳转为正式工的，到京后不能作为正式工，只能是作临时工。我感到这不大要紧。先返京再说。但学院就是不放我。我去问庄泽华（其时栾已调回北京了），庄说：“我的意见，你原先是政治部副主任，实际上是主任，是做别人思想政治工作的，做稳定咸阳西北轻院工作的。你一走，影响太大。”我说：“朱康院长、几位院长、还有一些处长也都回北京了，他们的影响肯定比我大吧？”其实，我心里明白，他嘴上不说，心里想的是：让你走不了，难受一点吧！最后他说：“你到别处可以，回北京不行。”

    后来伍禅先生说，介绍我到深圳或福建泉州。但他说，去深圳的话，不论你现在的职务如何，到那里可不管这些，行就上，不行就下。我回信说：“我最喜欢这种办法了。自己如果不行就下，哪怕要饭吃呢！”但后来他身体也不大好，也许一时联系有困难，事未办成。广西凌开亮也曾来信说，广西钦州皮革厂要，但要看时间能否赶得上。当时电话非常不便，来往信件又很慢。到我去信表态时，已被人捷足先登了。

    过了没多久，在湖南湘潭皮革厂工作的我同班同学徐秋华来信说，湘潭市皮革公司要我，问我同意否？我想，也可以，起码吃大米容易些。后来该公司来了两个女同志进行实际考察。并和我见了面。然后说明我去后任副经理，而且全家可以一起去。很快商调函来了，学院也同意了。报到省上，经过组织部还是给压下来了。说，这方面的人材怎么可以放走呢？就这样又吹了。这时已经是1979年了。

    转眼到了1980年了。约五月份，省上来了人。说省委要搞轻工业调研工作。要抽调两个又懂专业、又能写报告、有一定分析问题能力的人。也不知怎么搞的，其中一个便是我。也许因为我在学院工作不太忙之故吧！来人跟我见了面，聊了聊之后，很快就决定下来了。轻工业调研，当然是轻工诸行业，但我则侧重于全省的皮革现状、存在问题及今后如何办。我吃住都在中共省委大院。但在外跑的时间多，到过全省主要的皮革行业的企业作调查。后期则着重于写报告。这一次在省委共搞了六个月。因此，和一些部门也多少混得熟了些。我以此关系找了当时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仿平和省委组织部的人谈了我的想法。我直接了当地提出：“湖南来的调函，被组织部压下了。我不怪。因为当时你们不了解我。现在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是南方人，习惯南方的生活。现在网开一面吧！”谁知组织部的人却说：“我们过去压下时，不了解你，还多少不能肯定压得对不对。现在有了了解，更不能放你了。”我碰到了霉头。陈仿平却问我，为什么非去南方不可？我说这里大米太少了。他说：“这好办，你留在陕西，到西安来工作。大米么，我们的车子经常去汉中，随时给你捎回大米就是了。路卡也不挡我们省委的车。”他又说，我留在本地好些，这里关系比较熟，实在工作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也随时可以去找他。有较大的问题他还可以给我引见省委书记。我实在无话可说了。他随即决定，把我调到西安来，省里准备成立一个皮革工业公司，准备让我在其中出任副经理，主管技术工作。就在我离开轻院前夕，院组织部部长德钦同志（蒙族）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不走行不行？你可以到子弟学校去当头。你一定可以搞好的。”我当即说：“要我到子校，要我搞好该校的工作，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什么条件？”“一，现在的教师全部经我实际考察，不具备作为教师条件的，特别是教学态度、教学水平不合格的，我退回给院里安排。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材的问题，不能马虎。二，给我一定的经济权，以便对经过评选后的好的教师实行物质奖励。”他说：“这很难办。这些教师一部分是调入大学教师带来的家属。你不要，我们怎么安排？不管水平如何，过得去的总得要。关于物质奖励、奖金问题，现在学院都不能搞，你怎么可以搞？”——那就算了，拜拜！

    79年，还有一件本来水到渠成的事，却也拖了两年多。打倒四人帮后，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这样那样的政治迫害者，很快进行了平反。院级领导朱康、黄纪、顾明自不必说。其中杨占钧同志是我参与平反的。不过也出了点小问题。他平反时，原先扣发的工资，不予补发了。据庄泽华书记说，这是省上通知的。可是78年以前落实政策、平反的，原扣发的工资一律补发。本来整人整错了，当然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可是因为“中国特色”，没有精神、名誉赔偿这也就不说了，现在竟连扣发的工资也不给了，这真是莫名其妙的政策。不过获得平反者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随后丁小青同志也给平了反。可是我的问题却一直无人问津。到了我离开政治部后，79年初，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就跑去找到庄泽华书记，以质问的口气问他：“为什么我的所谓反江青、反中央文革的问题，至今不予落实解决？四人帮可是反革命集团呀！”庄只好说，我们研究一下。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研究的。算了，等一等吧。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杨处长找我谈：“你的问题是清楚的，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是完全正确的……”并把一份结论给我看。我签了名并写上“同意”二字。过后，我又到组织部取回自己的日记等属于我个人的材料，如相册等。组织部的同志问我，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如有可以提出，丢失的可以赔偿。我说：“不好说，价值可能很大，不好赔偿的。”“你还有值钱的东西？”我说：“我在国外时积存了一大本邮册，邮票有好几个国家的，而且都是老邮票。你说值多少钱？”“那实在不好办了。”“算了，四人帮倒了，祸水完了，不少老干部、功臣都死了，我没死，算幸运的了，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我也不要求组织赔偿了。”但我提出：批斗我时照的相片可否留给我作个纪念？回答说，上面有规定，文革的材料都要烧掉，不能给个人。那也只好算了，就这样吧！随后我的平反决定在全院大会上进行了公布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