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风卷残云出京城

尽管对于干农活，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有些时候还自觉乐在其中，但风云突变，这样的五七道路并没有象宣传队说的那样“走一辈子”。

70年的十月中旬，水稻穗儿低头弯腰，金灿灿的，颗粒饱满，马上就要开镰收割了。这时，学院宣传队来人说，学院决定立刻搬迁到咸阳，并且宣布了第一批动身人员的名单，其中有我以及另外一些干部教师，加起来有十好几人，而且要求第二天即返校作准备，三天后启程。我们问为什么突然搬迁？他说，其实也并不突然。朱院长一行人为搬迁的事，早几个月就已外出选校址了。原定在广西，后有些问题未落实，又改在陕西咸阳。还说这是林副主席紧急备战的“一号通令”的整个战略的一

部分，北京大部分高校都要外迁，重要机关也要疏散出京。“一号通令”我们也曾听说过，还听说不少解放军部队已进入一级战备的临战状态。形势真的有这么紧张了吗？

被林彪的“一号通令”轰出北京的重点有两个方面的单位和人员，即各大专院校和已被打倒的老干部，尤其是中央级的干部，如邓小平等。为什么要特别“保护”这些单位和人，而他们自己却不怕受损呢？这未免太使人“受宠若惊”了。若干年后，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们才领悟到这个“一号通令”的奥妙之一，就是把你们这些人都“轰跑”，以免“干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那些“老家伙”们确实使他们胆寒。事实上，当时的国际形势至今也找不到有如此紧张的根据，不过是以此为借口罢了。至于大专院校的外迁，还有一条“理由”，说是要把高等院校办到工农实践中去，这样轻工业学院就搬到了纺织等工业较强的咸阳市了。其实我们并没有纺织专业，搬到那里干什么？！

管他怎么回事哩，反正叫走就走呗！但大家多少还是有点留恋。首先是劳动成果尚未收获，其次我们和邻近的农民也有了感情。因为他们时不时地来和我们聊天，我们或多或少感受到了一点田园之趣，起码比在学院“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嘈杂声中心情要好得多。这里的田园风光虽说没有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意境，但王维的“田夫荷锄至，相见话依依”却还是实实在在的。收拾东西好办。我家的东西本来不多。除了两张床、桌椅板凳和两个箱子，就是锅碗瓢盆了。最重的是一大缸腌咸萝卜了。这是财产的一部分，是非带走不可的。可搬动起来，没两个小伙子是不行的。后来有一次李成林同志谈起什么问题时说，一些人来咸阳时，在北京带的都是外地稀罕的东西，还有鱼、肉等，“老赖却带来一大缸咸菜。可见是困难户。”当然床之类的家俱也全是公家的。离京时，令我感到心酸的倒不是轻院，而是六建宿舍的邻居们。好些人送我们到马路旁。一些女同志竟眼泪汪汪，依依不舍。我也差点泪湿眼眶。在一起住了七八年了，确实是有感情的。说起来，邻居们对我也确实好。因我家房子中间较空，一直来，他们在我家布置好的毛主席象前搞“早请示，晚汇报”“三呼万岁”。前个时候，我被打成反革命了，大会小会批斗，他们都知道的。我劝他们不要来我家，以免被说成是分不清界限。他们却说：“我们界限清着呢！不管别人怎么样说，我们知道你是好人。”没办法，我也劝阻不了。康平有一次来我家，我也同样劝他，他一听，火冒三丈，说：“谁敢跟我说你是反革命，我就跟他辩论！”

我们迁到了咸阳轻院。这里原先是咸阳地委和咸阳轻校的所在地。地委搬走，我们给他盖个楼，轻校则并入轻院。对外说是“合并”，学院的名字改为“西北轻工业学院”，实际上原轻校的领导班子都未进入学院的班子。我们来时，都住在东平房。

平房一排一排的，初到时一看，完全一样，分不清第几排是谁住的。由于外观极相似，还曾闹过一个小笑话。我刚一到时，先遣人员帮我把东西搬进住所。刚大体放好，中午吃饭时间到了。玉莲和梅梅仍旧收拾东西，我则拿了个小盆子去西边食堂买饭。买了饭回来，竟忘了自己家住在哪里。我端着盆子转来转去也找不到，真急死了。这功夫也没人出来。其实即使有人出来，也没法问。你问什么 ？难道问“我家在哪里呀？”还不成了笑柄了？还是自己找吧。已经入秋了，热腾腾的饭菜都已经凉了。我真想大声喊一喊或许能解决问题。正在这个时候，玉莲觉得我许久不回来，出来看一下。好，正好被我看见了。老天，原来我的家就在那边呀！

我到后不久，学院要搞基建工程。开始先搞小实验厂，然后盖宿舍，再盖实验楼等。于是以原后勤处长王心恭为领导，组织起基建班子。王心恭先“搜刮”人员。他对我说：“你们教务处现在没什么事，而目前当务之急是基建。你来基建办先干，属于暂借。几项工作告一段落后，你再回教务去搞教改，如何？”我想反正现在教学上的事还早哩，过一两年我再回教务处也行。于是答应了。他即报请任我为材料组的组长，这相当于科长。那时从中央到地方到各个单位，几乎全是什么什么“组”，如中央文革小组，省里市里的什么领导小组等，至于学院里，组就更多了。如院革委会领导小组，下面有什么教务组、后勤组、政工组……，还有我这个基建办的材料组。最大的官是组长。当然组长与组长是不同的，管辖的事与范围不同、权限不同……，但称呼是一样的。似乎这一来就可以避免当官作老爷、避免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了？就可以铲除上下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了？我一点也不明白。我有一次与王心恭同志开玩笑说：“朱康是朱组长，我是赖组长。看来我和他一个级别了。”我到基建后，除了和工程组组长张树明为工程计划忙活以外，先搞了一个皮革试验厂和小造纸厂。都是利用原有旧房子改造而成，所以进展颇快。纸厂一搞完，立刻生产卫生纸。这时玉莲等一批来咸的家属也转为正式工了。玉莲则在纸厂当抄纸工。

玉莲一上班，可就忙活开了。其明是不久后第二批来咸阳的，当时我们来时，他因为学校里的事完不了不能与我同时来。他来咸阳后，很快就去上学，时常不在家。我母亲尚在广东老家，到了七二年下半年才到咸阳。玉莲的厂里当时虽尚没有三班倒，但纸厂的生产往往是不可能定点上下班的，而我工作又多，千头万绪，忙得难以顾家。可怜的梅梅当时才五岁，也只好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当然门也不必锁的。一是没有东西可偷，二是也没人偷。家里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一台老掉牙的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为了让梅梅有的可玩的，我弄来一只小狗。于是她就以狗为伴了。一天下午，烈日当空，天气很热。梅梅怀抱一只小狗出来找妈妈，可能是因为肚子饿或是要水喝。我偶然来到路上看见了。她边哭边走边喊妈妈。我把她带到了小纸厂。玉莲一看见眼泪都流出来了。可是纸厂里面又不能进去玩的，因为机器在转，很危险的。只好让她自己在厂子的门外玩。给一杯水就完事了。那时糖果是太缺了，钱也缺，哪来的什么孩子吃的“小食品”呀！有一次为了买两斤白糖，我还是通过外单位的一个头头弄到的。七三、七四年好一点了，有时买点破糖块，还藏起来一部分。那小家伙竟也东翻西找，有时也能翻出来吃哩。现在的孩子是连高级奶糖都不屑一顾了。

当时，不仅工资低，玉莲虽有工作了，也不过三十多元一个月，时常囊中羞涩，同时物资也十分匮乏。肉是每人每月一张肉票半斤肉，排大队买，有时也不一定能买到肥一点的肉。一次一个老太太好不容易排队排到了跟前，看那块肉却除了骨头就是皮。“怎么尽是皮和骨头呀！”“废话！猪不长骨头和皮那叫猪吗？你不要就算了。”怎么能不要呢！肉票已经给收了，泡在水里了。好像是七四年吧，因为抢购半斤豆腐，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阵亡”了。那时所有这类票证，必须按票证上的

月份买，过期了就作废。所以常常是排大队购物。一天，在国棉二厂门口对过的小豆腐店，店的低矮窗口收票收钱付豆腐。那个小女孩排在前头，头略高出窗台下的棱框，脖子正好在窗棱边。由于豆腐快完了，后面的人乱挤，把前面的小女孩死死挤住。等到队伍松了，才发现一个小女孩已经倒在地上死了。后经检查是窒息而死。

那时我们搞基建，批判了刘少奇的承发包制度。所以凡是基建的各种材料都由建设单位供给，大至木材、钢材、水泥，小至螺钉、螺丝帽，一应俱全都要提前准备好。为了节省费用，运输、装卸差不多都是我们这帮人自己动手干，雇用民工不多。由于劳动强度大，饭量也大，而粮食定量远远不足。象我这样的还好些，可以干稀搭配，凑合过。可家庭不在学院的就不好办了。魏忆德就是这样。有时离月底还有五六天，他就一两粮票也没有了。我们只好每人凑一点给他。朱康也很关心，打了报

告想让北京轻工业部设法从干校什么地方支援点，可也弄不来。其实，我们也都不够吃，怎么办？只有硬着头皮在自由市场买点萝卜之类来充饥。可是在自由市场买私人的菜，等于支持和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呀！当时机关党支部书记王化同志找我谈话说：“你是个组长，你不阻止你们的人上自由市场，你还跟他们一起去买东西，这不合适吧！”我说：“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是我们基建的人劳动强度那么大，定量又一两都不增加。我们跟一些坐办公室的不一样，肚皮一松，那些木头、钢材、水泥袋是扛不上车去、卸不下来的！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呀！”王化同志只是摇摇头，不再说什么了。我理解，王化同志也是好意，他担心我在反革命帽子上面再加上什么助长资本主义势力的帽子。我也知道可能会有人要给我加罪，但为了革命工作，也只好由它去了。不过还好，后来连一些宣传队的同志有时也不得不到自由市场买点菜充饥。禁令不宣而松了。

学院搬迁到咸阳来，原在北京轻院的军宣队只来了几个头头，而工宣队则改为西安三桥车辆厂的工人了。

1972年秋，学院的宣传队重新审查有问题的干部、教师。一天，军宣队找我，并递给我一份结论性的文字，要我签字。我一看，火了，拒不签字。我说审查结论不符合实际。比较大的问题是：一，关于反江青的问题，说江青同志七月二十九日来轻院发动群众，全院师生欣喜万分，一致拥护，唯有赖春方污蔑反对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我说：“这不是事实。当时不理解的相当多，不是还有学生贴了大字报对江青同志的做法提出意见吗？怎么成了唯我一人？再说，我也并没有造谣污蔑之说。这种写法，放到文艺作品也许可以，但历史结论不能这么做！”二，关于我是特务的问题。结论上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说这事你们调查过了。连李民胜也定不了特务之嫌，我与他仅是同学、校友，只有过去的书信往来，怎么就是特务？哪有这个道理？我说：“你们这样写法，是否准备以后把我抓起来再查呀？或者以后再有什么运动还可以再去查出实据来呀？我要求，要写就必须写明：经查，根本无此事。不能留历史尾巴！”三，关于怀疑周总理的问题。实际上是我担心总理被搞掉。事实证明，后来要搞掉总理的也大有人在，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这点你们可以全面地历史地查我的一贯表现，一贯的对总理的态度，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后来审查结论改了，又拿来给我看。我看后，觉得基本是按我的意思作了修改。虽然我仍对其他一系列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也只能这样了。我当时坚信一条：“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签了一个姓名，交了。宣传队看我只签了名，没写同意与否，问我为什么不写“同意”。我说，签了字就表示认可，无须再写什么。“这怎么说？”我回答说：“你看，毛主席签字或圈阅文件时，也大都不写同意。我们不是说，毛主席同意过的吗？按此，无须多写的。”军宣队无话可说，只好收起来走了。后来，军宣队说：“到底是大学生，咬文嚼字的。不过对结论的提法也细心认真着呢！”其实结论拿去修改时，我已经认真考虑过如何签字的问题了。只签名，不写什么，将来或许有机会可以申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这样签字的办法，也是有典可依的。不久，宣传队头头和两个队员来到我们基建办公室，在全办公室七八个人的全体会上宣布了我的问题是：由敌我矛盾改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同志对待。又说，不在全院大会上宣布了，有人问时，大家可以说清楚。当问我还有什么话说时，我只摇了摇头。

可能是71年3月吧，其明要到安康搞三线铁路建设。他们一帮子叫“学生连”。去那里可能有些危险。但在那种形势下，不去又是不可能的。去了，也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所以，我和玉莲商量后，还是让他随队去了。走时，我们领着梅梅到广场汽车站送其明上车。其明一上车，梅梅也要跟着上。好的是，我提前有思想准备，带了两块糖，把她哄住了。可其明走后，好长一段时间，一想起来她就哭闹，说：“你还我二哥！”“你把二哥给我找回来！”也难怪，他们俩在一起玩的时间长而且多，兄妹感情颇深的。

随着一二三四号家属楼开工，我们的备料工作也十分繁忙。采购、装卸、搬运，也就只有我们几个人。那时砖也很紧张，经常到市物资部门去盯着。我跑西安的日子也日益增多。我们从北京刚来，各方面的熟人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全靠自己闯。不过，还好，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好，用不着拿过多的物资拉关系。当然好话是少不了要说的。另外，说话的口音也有些问题。陕西话听不太懂，一些地方用语更不懂了。有一次为此还闹得我生气了大半天。那是一个夏天，我去西安采购，中午吃了碗羊肉泡馍。吃过饭后，去买了些线绳。商店没有货，售货员让我到他们公司仓库去买。地方不远，就在炭市街对过的小巷子里。我到了那里，看见门口有个水龙头，正好我的中午饭有些咸，口渴得很，就猫下腰在水龙头上低头喝水。突然听到有一个人喊：“别喝了，我们里头便壶有水！”我一听，火了。怎么能这么不礼貌呢！你不让喝就说好了，干嘛骂人？让我喝便壶的水，那不是尿吗？我抬头一看，是个年轻女人，就瞪了她一眼，本想骂她两句，回敬一下，但转念一想，算了，好男不跟女斗，再说也没得到人家的同意，就拧人家的水龙头，自己也有欠妥之处。我直起腰，走进仓库办公室。我问刚才那女的是什么人，他们说：“是我们公司的。”“我想找你们的领导谈谈。”我是想告她一状。“领导不在，你要干啥？”“买线绳。”“买线绳不用找领导。”

回到咸阳，我的气还未消。我把这事情原原本本又跟办公室的同事说了。原轻校的李忠民说：“什么便壶呀！是电壶，就是热水瓶！”汪秀铃还进一步说：“北方农村不少地方把热水瓶叫电壶。因为开水灌进去能保温，他们以为是有电在里头起什么作用哩！”

还有一次，我和魏忆德随车到西安，装几吨盘元钢材。装好了，回到北大街商场北边马路，车停下。因为中午到了，想吃口饭再返校。司机说他要吃别的，不吃面条，我们就分手了。我和魏忆德往南再走几步，看见一个小饭馆，想进去。我俩浑身是铁锈末和尘土，脸和手也够脏的了，想找个水龙头先洗一下，可怎么也找不到。只好算了，凑合吃吧！我们进了饭馆，座位满满的。魏去买票，我则在一张桌子旁站着，等他们吃完一走，我就可以占两个座位。干了大半天的活，也实在累了，该坐下来吃碗面条舒服一下了。这时走过来一位女服务员，先瞪了我一眼，然后就赶我走。还说：“客人在吃饭，你这样像话吗？出去！出去！”我楞过神来，一想，啊！她把我当成要饭的了。因为要饭的乞丐也常是这样，等客人一走，把剩下的饭菜猛吃一顿。我想，我浑身上下太脏了，又穿的是旧工作服，天气比较热了，谁也没这样穿这种衣服进饭馆的，这真难怪了。我还不能生气，我说：“我的人已经去买票了。”几年之后，此事还被当作笑料传来传去。特别是李宝琛同志最爱说这段笑话了。

74年四月份，我们由轻工业部分配来的8吨8毫米建筑钢材盘元在湖南湘潭，由我去催货。当时货源特别紧张，不去人催要一般是没门的。临走前，咸阳医疗器材厂赵天民说，他单位也有三吨盘元在该厂，不过已经过期作废了。他把合同给我，说：“催来的话，是你的本事，给你们算了。”

    我到了湘潭市，即住在一个旅馆的大房间，约十几个铺位。我把带来的钱用别针别到内裤的小口袋里 。每天外出前先到厕所拿出两元钱，够一天吃饭、乘车的，其余原封别好，以防丢失。到钢厂的办公室，我径直找到销售科，见到王科长。我一说明来意，他就皱起眉头说，来等发货的外地人已有好几个了，说现在最紧的就是线材，其次是12圆的螺纹钢。又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陕西。他突然说，听你口音，你是南方人啊！我说：“对了。你对口音的分别能力真强。我就是南方人，而且家乡就是广东韶关，离你这里很近呀！”我乘机和他说，货早晚没关系，实在不行我晚几天就回去，反正来玩玩也行。咱俩算是半个老乡，认识一下，也高兴了。说几句话之后，王科长脸上笑容也有了。当他得知我住的旅馆地点后，说他家就在附近的一个巷子里。我趁机说：“晚上你没什么事的话，我上你家聊聊天可以吧！”他答应了。于是当天晚上我第一次去他家，谈得很投机，以后便连着几个晚上去玩。开始我根本不谈钢材的事。我说我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就海阔天空地讲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有时也瞎编一些讲。他听得高兴了，还把老婆孩子叫来听我胡吹。我重点讲的是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讲了当地过去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后来反国民党分子的斗争，还介绍了当地各种水果及饮食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谈。后来似乎没什么好讲了，就讲起了宇宙，讲起了天文地理。就这样，连续几天，我都是每晚七点多去，到十点才回来睡觉。他们全家都十分欢迎我，每次我去了都给我泡茶。我也讲在广东喝的“功夫”茶，他说他们这里也有喝功夫茶的，但不完全一样。当然有时他也讲些湖南的事给我听。他们讲的故事中有一个是很有趣的。王科长对我说，你还年轻，看来人也好，容易出现这类事情，要特别小心。怎么回事呢？他说较早以前，当然是解放后的事咯。东北有一个男青年来湖南办事。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看见一个姑娘的手帕掉到地上，他好心，喊姑娘说，你的东西丢了，可人家不理，装没听见。他上前帮她拣起来，追上去还给了她，那姑娘嫣然一笑。那青年人走了，没想到姑娘一直尾随着他，一直追到旅馆，姑娘弄清楚青年的房间号才回去。第二天姑娘的父母亲人拿着“礼物”来了。等那青年回来后，就说起了昨天他拣手帕的事。那青年说：“嘿，帮忙拣一下，这算不了什么，还送这么多礼来，不行。”姑娘的家人说，这不是送礼感谢，是他们女儿与他的定亲礼。一下子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任凭那青年怎么解释也不行。父母亲说了这是他们白族人（也可能是壮族，记不清了）的传统风俗，拾了姑娘有意抛下的信物，如同接了定亲彩球，是非要女方不可的，不然不仅女儿今后再嫁不了，全家还会遭灾。那青年还是不接受，他说自己已经有了家室。但对方不理那一套，真没办法。第二天，又来了几个男子把那青年“绑架”走了，并把此事闹到了政府部门。政府工作人员也没办法。少数民族的风俗是不能也不敢随便乱破的。没办法，青年必须要娶该姑娘为妻。可是青年在东北的妻子也不能离婚，一是没理由离婚，二是青年的妻子是朝鲜族，按他们的风俗，除非男方死去，否则离婚后无法再婚的。在政府的参与协调下，那青年变成南北方各一个妻子了。

    在湖南停留约了四五天的时间，我要赶到柳州参加的一个物资交流定货会，必须离开这里了。我向王科长提及钢材的事，他十分豪爽地说：“没问题！包括那过期的三吨也给你，别人的等一等。你的东西明天、至迟后天就可以发货。”我高兴极了。真想不到仅靠聊天，聊出了友谊，聊回来所需的材料。

    我辞别了王科长，连夜乘火车继续南下。 李光模也为他们设备科材料问题赶来柳州开会。我们在柳州碰了头。

    还没到柳州，半夜里下起了大雨，还电闪雷鸣。这种雷雨交加的天气在南方是常见的，但这些年在北方就见得少了。我感到真正回到了我所熟悉的南方。

    在吃的方面也吃到了南方风味。在柳州饭店里的吃法与广东几乎一致，吃得很开心。菜炒得很生，北方的同志不习惯，大提意见。于是下顿又煮烂了，大煞风景。有一次，饭桌上有一大盘不知是什么肉，既不象猪肉，也不像是牛羊肉，大家吃了都反映味道不错。事后有人去问炊事班，才知道是穿山甲肉。和现在把穿山甲当佳肴的时尚不同，那时候大家一听说吃的原来是那么丑陋的东西，一下就楞在那里了。等第二天又上来了一大盘，没几个人敢动它的了。我则大吃特吃，又美美享受了一顿。我真不明白，第一次你不是吃得挺开心吗？为什么一听说是穿山甲肉就敬而远之？完全是心理因素在作怪。不过，现在再想吃可就不行了。穿山甲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呀！

会议期间，还组织大家到附近的“都乐村”去玩一趟。都乐村，是新开辟的石灰岩岩洞。据说有十几个洞，当时只开放了三个洞。进洞后，发现别有天地。洞内景点一个接一个，太美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个景点：一个是“南疆女民兵”，自然形成的岩石，看上去真象一个飒爽英姿的女民兵，手持长枪，屹立在海风中，飘飘长发，逸逸长裙，栩栩如生；有一个是“商业大街”，远远看去，灯火辉煌，柜台百货琳琅满目，人来人往，生意兴隆；有一个是“秋天的田野”，黄澄澄的稻子、谷子点头哈腰，一棵棵一棒棒的玉米膀大腰圆，连玉米须子都清晰可辨，还有大南瓜横卧其中，地道的一幅丰收图景；那“白发老人讲故事”一景，更是吸引人，在一棵大树底下，老人面前围坐着一群稚童，有的仰着脸，有的托着腮，入迷地听老人讲故事，景象十分逼真；另一处叫“水滴石穿”景，上面垂延下来的是一支很大的象屋檐冰凌的石锥，缓缓地滴水，在它的下面有一支尖尖的石笋，两者相距约三四厘米。讲解员说，“石锥向下生长，石笋向上长，按这个速度推算，再过五百年，它俩就可以连成一体了。你们要是不信，过五百年后，你再来验证一下吧！”她的话逗得大家都笑开了。都乐村里象这样的景点数不胜数，叫人目不暇接，兴奋不已。我后来到过桂林看过七星岩等名胜。却总感到都乐村的岩洞并不比它们差，至少是各有千秋，都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的。

在一块荒地上，我们还看到了刚刚挖掘出来的棺材。这是一棵大圆木，中间掏空，大概人死了就这么塞进去的吧。木头是不错，没有腐烂。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死在柳州”的向往？我们开玩笑说，“吃在广州”可以，“玩在杭州”也不错，但如果死了以后钻进这样的棺材，还是不死为好的。

会议结束了，我要顺柳江东下，回广东老家。我与李光模告别时，请李转告基建办王心恭，钢材一定可以发到的，不用着急。李光模说，你就那么肯定？我说没什么问题的。我把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光模同志说：“你还真能说，把过期作废的指标也说到了手。”我说：“我还跟他说，他孩子将来报考我们学院，只要档案能到我们学院，我可以疏通，没有问题的。他非常高兴，所以这次他大力帮助我哩！”

我乘一条小船，顺流而下。船到梧州是下午四点，不走了。他们解释说，晚上不敢走，因为前面暗礁太多，河水又急，只能明天上午再走了。还说前面曾经出现过事故，夜间翻了船，大部遇难了。我想，这也说得太玄了，河宽不过三四十米，即使船沉了，南方人多会水，稍一游不就到岸了？后来到了第二天，船行到以前出事的地点，我才发现，原来此处的水面旋涡特多，落水者最怕的是旋涡，何况是夜间呢！既是不能走，我和几个在船上相识的人就商量，不如乘此机会上山玩玩。我们爬到了半山腰，看见一个约两米直径的山泉井。所谓“井”，其实更象个水池。深不过一米多，水清澈见底。山里人说，此水很怪，太阳出来之前，水象牛奶一样是乳白色的。这时和尚尼姑赶紧来挑水。这样的水用来泡茶，风味独特。又说，无论春夏秋冬，井水始终不增不减，再多的人来挑水，水也不见少，这可真是神奇了。怪不得旁边的一块大石块上刻着：“客里逢人说此山”。是啊，来过的人回去后难免念念不忘。快到山顶时，在悬崖上有个小亭子叫“飞亭”。我们爬上去，到了亭子里，下面的云在飞逝，身边的风在呼呼叫，真正感到人在空中飞行了。

晚上，在船舱睡觉。一排排的，一个挨一个。中间在上半部有一块小隔板，高也只有十几公分。我的“床”的另一边是个年轻女子。躺下来，简直可以听见隔“床”人的呼吸声。我担心，夜里睡觉时一不小心，手搭过隔板，碰着那位姑娘的话，我可就有口难辨了。躺了一会儿，就起来，调过头去。这一来虽“安全”了，但可惨了。因为和我隔壁的另一个人，脚上有什么毛病也不晓得，贴了块膏药。那药味臭气熏天，更可恶的是他的脚刚好在我头部的一侧，有时他还不自觉地翻身，把脚几乎蹬到我的嘴巴上。我只好缩了缩，弯起腰来当了一个晚上的“团长”。我想，我运气真不好，如果我那一侧也是个男子，或者隔板高一些，我又何必调头睡，何必闻这个臭味！当然出门要谨慎，不惹是生非，就不会吃亏。这是我的信条。为了“安全”，受点罪也没什么！

到了广州上了岸，已经是饥肠辘辘了。我花了一角六分钱买了一斤香蕉，当作一顿饭，吃了以后，立即就到车站去买票。又去买了些面条、咸肉之类和其他东西，用两个小麻袋一装，背去托运，以作为到老家的纪念品，或者作为粮食也罢。天快黑了，就在车站一家旅馆找住处。那时没有私人旅馆，国营旅馆的服务实在太差劲。我用普通话问服务员有没有床位？一个服务员正要开腔，另一个用广东话说：“不理他，那是北方人。”我装作听不懂，又问了一声，那一位说没床位了。我一看不行，就用广东话说，我不是北方人，我是真正的广东人，那位同志刚才说的不对，搞错了。于是立刻又有床位了。而且对我显得颇热情亲切。这种欺侮外地人的“地方主义”实在是要命。

汽车行到中途还闹了个小笑话哩！与我们同车的有母“女”俩，其实“女”乃男也，儿子头发长长的，穿着花衣花裤，甚至还戴着耳环，背面看或者不认真看，和女人没什么两样。他们看来都是从香港回来的。中途车停下来，大家都上厕所，这个“女”的自然随男人们一同上男厕所。路边的农民看见了，却大声喊“错了，女厕所在那边！”我只好大声回答说：“他就是上男厕所的！”不知那位青年听了会有什么感觉。

汽车到了流沙（即普宁县，当时还不是市）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从这里转车到高埔还需两个多小时吧，只好在流沙过一夜了。当时流沙是小县，比较零乱，类似农村小镇。显然，这里的男女装扮也是农村式的，人们都以光脚为多。一个姑娘穿得还花里胡哨，颇有魅力，可走近一看，光着脚丫子，立刻感到很不雅观。想起来，这个现象很有意思：虽然光脚的现象在国外是司空见惯，而且自己也是长年光着脚的，然而回来二十几年，连自己也不知何时被“改造”过来了。

第二天到了高埔镇，东西卸下车后，我站着不敢乱走，因为在广州出发前，我给哥哥打过电报，估计他们会来的。可麻烦的是，我们并不相识。一会儿一个妇女走过来问我：“你找谁呀？”“找我哥哥德琴他们。”“啊，是五叔呀！我就是你嫂子呀！”

              10.感叹亦嘘唏

自我两岁多离别亲生父母、哥哥姐姐，离别这血肉相连的家，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沧海桑田如何变迁，我是毫无记忆的，也无关紧要。可兄弟相见不相识，总感到令人心酸！

我四十年不见又突然出现的消息，不胫而走。晚饭前后，几乎整个山村的人，都涌到我落脚处——我二哥家里。屋里坐不下就站着，屋子进不来，就伸着脖子往里看。乡里人象看新过门的媳妇一样，两眼使劲盯着我，似乎生怕漏掉点点细微末节。我几位哥哥对每个来人都重复着一句相同的话：“这是我亲老弟！”“这是我亲老弟！”（家乡把弟弟叫老弟）眼眶里不停地滚动着泪花。是啊！四十年了，第一次重聚，谁能控制得了这亲情的泪水！我虽然作了极大的努力，鼻子还是酸酸的，眼眶也是湿湿的。屋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半晌，谁也没说一句话。

“可惜，大哥看不到你了！”二哥冒了一句就抽泣了。三哥接着说：“你小时候，大哥在外面做工，在头家屋里吃饭，每次都带一小块番薯回来喂你。他最喜欢的就是你！”

二哥告诉我，我出生时，大哥十七八岁，长年在外面帮工，一天书都没念过。那时候，三哥四哥还小，他们只能忙家里的几亩薄水田，虽然有时田里的活不太忙时，可以出来做点零工，但很少有人愿意雇。一家七口人怎么样也难以维持生计。于是大哥就拼命干。后来大哥病倒了，年纪轻轻的就去了，是累死的啊！一位在座的老村妇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她后，她说：“不好听，我还是按过去那样，叫你细狗吧（细狗，即狗娃）！你不晓得的，你离开后，你妈十分想你，常常象发疯一样。她病倒了，临死前哭呀、闹呀，喊着要去找你，喊着你的小名。大家都知道你去南洋了，又不敢讲给她知道。唉，好苦呀！”我二哥说，我到赖家后，大哥用赖家给的几个大洋，要给父亲买药治病。母亲捧着钱在哭，不肯给。虽然后来终于给了，但钱花光了病还是没治好。父亲死了以后，母亲茶饭不思，后来也病倒了。在场的上了年纪的村里邻居们，听了这些事，都在摇头叹息。一位老太太对我说：“现时好了，你长大成人了。在外面干事，也发达了吧！”我告诉他们，我去到南洋也很苦的。很小时候养母就死了，我们家一直当工人，后来种地，没挣上钱，我念书也念不成，被反动校方赶出校门，我继母在文革中精神也不正常，弄得我不得安生等等，但没敢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主要怕我哥嫂们担心。我哥说：“她在这里时很好呀，从不见她闹呀！”我说：“可是回到咸阳不久，又闹了起来，闹得我经常晚上连觉也睡不好……”邻居们听后，都说我是苦命人，命里注定的。于是又一阵长吁短叹。

邻居们不论白天晚上，都陆续来看我。来的人差不多都拿两个或四个鸡蛋鸭蛋来，都说兄弟团圆了，吃个圆鸡蛋吧！来的人拿了东西的，我都每人回送一条小毛巾。这是我在广州买的，足足买了几十条哩！有的男人来，还让人家抽两根烟。烟是我在咸阳出门时买的。买了三四条，都是恒大烟，虽然当时不是过滤嘴的，但也还是好烟，烟盒上还写着“高级香烟”哩！大家很满意，说我想得周到。我还给几位哥哥每人两小包，以便请客人抽。他们给人抽时，都说：“是喜烟，抽一根吧！”我不在家时，二嫂收了人家的鸡蛋，也按我的办法，每人回送一条小毛巾。一次，一个邻居带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来看我。我见那个小孩肚子有些大，且青筋很明显，看他的眼睛也有些虫斑，我就问他：“是不是老闹肚子疼？”回答“是”，我又说：“孩子肚子里蛔虫不少，要赶紧找医生看、吃药。自己不敢乱吃药。”我又把乱吃药、乱打虫的危险性说了一遍。这一来不打紧，好多人以为我的医术很高明，纷纷找我来看病，弄得我不断地解释，可又解释不清楚，十分尴尬。农村里当时缺医少药的情景确实令人担忧。

第三天，国强侄子带我到坪上村（现改名为高坪村），去见我外婆，即我继母之母。但外婆在两年前去世了，去世时是九十高龄。我只见到二舅温习茎一家人。家很简陋，厨房旁的一个小厅里还养了一头猪。据说这一带养一头两头猪的都不设猪圈，都在家里养着，虽人猪共室，但不见什么脏臭。人们定时把猪带出来大小便，猪倒也习惯了，要拉屎尿时自己会叫。猪也每天洗澡，还挺干净的嘞。而北方养猪，有的就放在厕所下面，猪也脏的不行。吃猪肉时想到这点，不知会不会恶心。二舅见我来看他，虽然我没什么东西可孝敬他，他仍十分高兴，赶紧做饭给我吃，还问长问短。他们村长听说我来了，专门邀请我到他家吃晚饭。我和二舅一起去了。晚饭后，又来了两位客人，说是村委会委员。村长专门泡了“功夫茶”请我们喝。所谓“功夫茶”是潮汕地区的一种饮茶之“道”。用一个小小的紫砂壶，把茶叶放满，开水冲进去以后，停不一会儿就把水倒掉，说是先洗去茶叶上的尘土，然后再冲入开水，停了停，就往杯子里倒。倒时，粘糊糊的。杯子是喝酒用的小杯子，喝茶时，象喝酒似的，一点点地细品，初入口时，苦得很，可是不一会儿嘴里就感到了甘苦甘苦的特有味道，细品之下，余味无穷。边喝边向壶中不断地灌入开水，一壶茶叶泡三两次，就另换新的茶叶了。我说：“这茶叶好好的，还很有味，为什么换？”村长说：“再冲水，味就不浓了。”喝到十二点多，我估计足足用掉了有四五斤茶叶了。村长好像看明白我对倒出来的茶叶有可惜之意，于是对我说：“没关系，这倒出来的茶叶，再晒干，一样可以卖的，泡一般的茶水一样很好嘛！”我们五六个人一边喝“功夫茶”，一边聊天。所谓聊天，实际是他们问这问那，特别是问外国的事更多，而我则是回答。所以变成我在侃，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奇怪的是，我喝了那么多浓茶，真正的浓茶，回来后却照样呼呼入睡。

天一亮，又赶紧到里湖我姐姐家去。里湖地理位置不错，一大片平原，看来这里的生活会比较好些。姐姐、姐夫身体还蛮好的。我一到，国强说明我的身份，把姐姐高兴地蹦了起来。于是赶紧叫我姐夫去买肉。老天！买回来的是一大块肥肥的肉。这在大城市里可是好肉！那时买肥肉是不大好办的，大家都抢着要肥肉。吃饭时，姐姐和姐夫轮流往我的碗里夹肥肉，我实在吃不下，何况天又热。他们不相信我吃不下，以为我舍不得吃。我说明了，开会的时候天天吃肉，都吃腻了。我问姐姐家里有没有那种南方咸菜？她却不让我吃，说我们几乎没见过面，她太高兴了，肉吃完都可以，咸菜太没意思了。我说我从南洋回来后，已经有二十几年没闻着这种咸菜味了，太想吃了。我看她还是不相信，只好自己到厨房里去找。我说对于我来说，这个菜比什么都好呀！我们边吃边聊。吃完饭，她也不洗碗，挨着聊天，简直要把我揽在怀里了！我们尽管聊得很尽兴，却有一点遗憾。她三岁就到了里湖。里湖是讲潮州话的，她一句客家话也不会讲，我呢，却不大会讲潮州话。无奈，只好叫她儿子当翻译。她儿子上过学，会讲普通话。可她的儿子方书吟讲的是什么普通话呀！我说的他听不懂几句，他说的我也莫名其妙。我说：“你那叫什么普通话呀！算了，我还是夹杂着客家、潮州话讲吧！”就这样，我用“杂话”和姐姐聊了半天。姐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弄得我也哭不成，笑不得。有几个“参观者”也被弄得哭不像哭、笑不像笑。

接着，我又到了南阳乡松阳径口村我赖家的叔伯兄弟赖春花、赖春兰家。实际上春花住的也是我的家，是我父亲出洋后留下的住所。我父亲与春花、春兰的父亲是亲兄弟。父亲出洋时把房屋、两亩水田、几棵果树，还有锅碗瓢盆什么的全都留下，让他们保管着。后来又汇些钱回来买了点地，当然是叫春花哥哥买的。经过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后，地当然不可能留下，但房子都还在。见面后，大嫂指着住的房子，还有铁盆子，说：“这是你爸爸留下的，我们用着哩！”说完似乎不好意思。我立刻明白其含意，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这回回来，目的只是想看看你们。”春兰哥也接着对大嫂说：“你不要想别的，弟弟在北方工作了，又是国家干部，哪会象山里人一样。”我想，大概大嫂以为我回来是要回房子卖掉的。

原打算当天晚上就赶回新圩，因新圩与径口村也只相距二十华里左右。用自行车用不了多少时间。但后来还是住下了。一来是因为谈得太晚了，二来村里原来和父亲同龄的十分要好的老人也没见到，哥嫂们又拼命挽留，只好住下了。晚上，赖金叔公来看我。一说他叫赖金，我似乎非常熟悉了，因为父亲过去经常提到“赖金叔”这个名字。他与我父亲年龄差不多，但因辈分高，所以父亲叫他“叔”。辈分，就是所谓“论资排辈”，也是用“字”作顺序排下来的。比如，我父亲是“华”字辈，我是“春”字辈，我儿子是“其”字辈，往下如何排我就不知道了。辈分的高低，多少也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同龄人中辈分越高，则说明他们传代慢，人丁不那么兴旺。辈分这东西，有时弄得人很尴尬。你如果辈分低，即使你年龄再大，而另一个辈分高，哪怕是三岁小孩，你也得把小孩叫“叔”“叔公”之类。一个小孩被满脸皱纹、长胡子的老头按辈分呼之为“叔公”，恐怕也会不好意思的吧。

    其实，我这里的叔伯哥哥是三个。三哥到离村十几里的村子做上门女婿去了。这次我见不到。大哥春花比我大十岁。我小时候的事他还记得一些。他说，我到了赖家后，不停地哭闹。养母官氏想尽各种办法来哄我。有时抱着我到田里捉蝌蚪、蜻蜓，到了晚上就捉些萤火虫放在玻璃瓶里玩等等。我哥哥说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对我刺激最深。我生母杨氏因为太想我，几次来看我。亲妈妈一来，我就蹦呀跳呀的，不哭了，可是亲妈妈要走了，我就抱着大腿又哭又闹，死不放手。这一下我哭她也哭了。后来我养父养母不让我妈妈来看我。可是我亲妈妈看不见我又受不了，托人来说情，说她可以躲在小树丛后面，让我养母把我领出来玩，她就在那里偷看。就这样“偷看”了我几回。人是很奇特的，奇特在感情上的割不断、理还乱。按理说，生母有七个儿女了，我走之后也还有六个儿女呀！为什么就会舍不得小儿子？母爱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已经分配给六个儿女了，怎么还有那么重的爱，还能给第七个儿子？何况家里那么穷，成天背着要饭去，明知难以养活，也还是舍不得叫别人养活？据说，我养父养母感到这样下去终不是办法，谁知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于是父亲下决心再度出洋。我走后，母亲终日魂不附体，郁郁寡欢，加上父亲先一步长辞人间，后来生母也病倒了，不久撒手西去。

    回到新圩村，仍然不断地接待邻居们。我哥哥他们要我走访一下村书记村长什么的。我心想，他们算老几？我远方而来，也算是个“客”，他们来看我倒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哥说，如果我和他们聊聊天，将来对哥哥们也都是有好处的。我说，这样吧，你们去跟他们说，我弟弟原来居住在国外，这次来家，时间太紧，就请他们来家抽烟喝茶，拿根高级烟给他们抽一抽，他们会来的。果然我临走前的晚上，村干部们来了。当然哥嫂们是热情接待的。我与他们谈天时，说了国外参加革命地下组织、做生意，以及罢课时当小领导的事。但没有谈到半句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他们看来谈的兴致也很浓。我们还谈到村里的一些事。我说，我这两天走亲戚，看到本村和外村有一件怪事，把田头地尾、沟坎、路旁的豆苗等长得很好的农作物都拔掉了，不知为什么？不觉得可惜吗？一位村干部说：“上头说了，私人种的东西必须拔掉，因为是资本主义呀！”我反问：“私人的东西叫资本主义，不能要。那么私人盖的房屋也是资本主义吗？老婆也是自己的、私人的，是不是也不能要？”大家都笑了。我接着说：“那些豆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吃了恐怕是要得病的，至少吃了拉屎放屁都是臭的……”大家又哈哈大笑了。我给大家介绍说，我们刚到咸阳时，要建校、要劳动、干重活，粮食不够吃，公家的菜铺又买不到萝卜之类可以充饥的东西。要不，不干活了？那当然不行！要不，就到自由市场那个资本主义的地方去买几根萝卜吃，吃了再接着好好干？恐怕只有这两条路子。

起初，一些领导也不让大家买自由市场的东西，说是不能支持资本主义。没办法，我们就请领导别光坐着，也来跟大家一起干活。干了没两天，领导也受不了了，就说，也可以到自由市场买点东西充充饥吧！我进一步说：“农民们除了干集体的活，起个早、贪个晚，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在屋边田头种点菜，主要是自己吃，就是拿到市场上去卖，互通有无，大家辛勤劳动，不偷不抢，买卖公平，也不剥削任何人，怎么能叫资本主义呢？好吃懒做、靠剥削别人过日子，那才叫资本主义嘛！”村干部听了，也觉得有道理，不说话，轻轻的点了点头。不过，我心里也明白，仅仅靠这几句话，要求他们就能与上级对抗，恐怕也不大现实。这天晚上，我们聊得很晚，最后，大家互相握了握手，道别了。

    我这次回乡，不知是喜是忧，是哀是乐，或者兼而有之？不过看见了亲哥哥，看到了亲人，喜和乐还是主要的。但令人遗憾的，我没见到另一位姐姐。不知为什么，哥哥劝我说：“不要去见她了。”也没说明原因。我问哥哥，他们是否从不相见 ？我哥哥说，前两三年她来过，为什么来？说是她带她儿媳妇来躲一躲的。因为没有孙子，只有孙女，想生个男的。可是她村子把生过孩子的育龄妇女强拉走作了绝育。村里人把作绝育手术叫作人“阉”人。说：“抓着，就拉到一件小屋里，立刻割了，可怕极了。”我想大概是我那位姐姐犯了藏人不让“阉”的错误，或被抄家或……？所以哥哥不让我去的吧？时间太紧 ，再说，这也是我毫无办法的事，也就算了。

不过，我这次回去，起码在一些村干部中留下了记忆。76年春，我哥哥写信来告诉我，国强在江西种西瓜，寄钱回家。结果被一位邮递员黄某扣下不给。说这钱来历不明云云。我当即给黄某写了一封信，叫我哥哥先给村长看一下，然后当面转交给他。我在信中说，我不在家也不大了解侄儿在外面是不是干了些违法的事。不过，一般来说，寄钱回家孝敬父母是合理合法的，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如今钱扣了，说明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为了把事情弄清楚，请把详情告诉我，我会立即通过广东省侨办，让广东省公安依法查处，绝不手软……。过了不久，我哥哥来信说，黄某看了我的信，很快就把钱还了。

    我回来时，带我的二嫂一同到流沙。因为她一直犯胃病，而且不轻。让她到流沙检查治疗。我们一到流沙，正好赶上有车去广州。我给她点钱，叫她看完病自己坐车回家，我即上车返穗。

                     11.轮番风雨几时休

大约75年4月份，和我一起工作的王心恭同志（原系北京轻院后勤处处长，现基建办主任）对我说：“新的工作你就不要接手了，原来的工作到时实在结不了再说。”我惊奇地问：“怎么？放我搞专业了？谢谢你啊！”“学院另有用场。朱院长跟我说要调你，我说调任职务比我高的可以，否则不放！”我说：“开玩笑！哪能比你高？我哪儿也去不了。”他说：“可能是去政治部当主任吧！”其实职务倒不比他高，只是位置不同罢了。我又说：“这个我干不了。能不能请你去说一下，取消这个考虑吧。”他说：“大概变不了了。再说你是个党员，怎么能不服从组织分配呢！”

很快，我自己去找了朱院长，说明了我的想法。最后还是不行，我便拿出了自以为是杀手锏的说法。我说：“朱院长，你别忘了，我背上还有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大包袱哩！”谁料，朱院长却满不在乎，竟说：“你还真把它当回事呀？谁不了解你？再说，文革的材料也没在档案里，你也别吭声。管它呢，还不就是那么回事？”我再也无法可想了。

在此之前，学院工宣队、党委把行政十三级的干部、原副院长顾明安排在我们基建的材料组，特别告诉我，可以由我直接安排顾明搞些具体工作。显然，顾明同志尚未解放，院里没法安排。这事弄得我很不好办。工作我可以安排，但如何称呼？叫院长不行，呼同志？又没人这么称呼过她。我不得已到组织部去发牢骚。我明确地说：“对于顾明，至今也没说明她是敌我矛盾。为什么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都不以‘同志’称呼？别人好办，我可不好办。天天见面，我总不能叫‘喂’吧？我不管那么多，我起码要以同志相称。”当时组织部也没办法，就说：“你先按你的意思办，实在不行了我再告诉你。”此后，也无人再提及此事了。由于原顾明副院长当了我的“秘书”，抄抄写写，跑上跑下，爱开玩笑的人这下可捞着了，说：“你是哪一级呀？二十多级的小干部，秘书竟是十三级的！”有的竟私下大开心地说：“你这反革命可反上天了，省长的秘书也不一定有十三级的。你该当何罪！”有的开起玩笑来更没有边了：“给你配一个十三级的干部当秘书，就是说你马上要到中央当大官了！”虽然这些都是寻开心的玩笑话，但我确实感到别扭得很。

不久，朱康院长调回北京了。后又由栾惠斌当一把手。我又去说情，想推掉调到政治部的事，但仍然被拒绝。一些同志知道后对我说：“你这人叫人难以理解。有人想当官当不上，你却一推再推。”

大概是1975年五月份，我就只好到院政治部上班。职务是副主任，主任是工宣队一个同志担任。可他有时上午来一下，之后一天见不到人，要不就在宣传队的办公室里，要不就连人影也找不到。事情不好办的是，你处理一些事情想和他商量，却偏偏又找不到人，急了，你先办了，他却又说你不与他商量。我把此情况对栾院长作了反映，她说：“不要紧，该办的事，你就办。你要主持全面工作。宣传队很快就要撤了。”

刚到政治部我很不习惯。事情太多，找上门来谈事的特别多。吃饭时间有时也被占用了，忙得我不亦乐乎。稍过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过问的事太多太细，不好办。政治部下头有人事、组织、团委、学生部、保卫、宣传马列主义教研室等七八个部门。他们的许多事、许多具体业务我也不太熟，有的也不懂，你也包不了。你多插手了，他们就闲了，不管了，闲了还有意见。后来，我想，我只能抓些主要的、原则的问题，我不能太忙，你下头却不能不忙。于是我改变了工作方法。一是每周各部门负责人开一次碰头会，汇报交流一周的工作问题，讨论安排下周各部门工作以及如何协调的问题。我只作些原则性的发言和提些要求，二是除了参加党委会和一些必要的会议以外，尽量抽时间到下头了解情况，做些调查研究，甚至到教研室找老师聊天，听听他们对办学的意见和设想。有人认为我把手伸到教学上不合适，我却认为，学校的干部对办学、教学不闻不问，工厂的管理人员对生产不关心，要这些人是多余的，政治工作也是空的、无意义的。当时栾书记很支持我的看法和做法，也许是因为她搞过系主任的工作吧。一段时间以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么多年不招生了，而现在我院每个专业每年也只能招两个班六十多人。可是轻工业发展了，到处需要专业人材，如何才能平衡人材的供求呢？我大胆地设想，能不能两条腿走路？即除了现有培养人材的方法以外，凡是没机会上大学的，只要自学成绩好，通过学院进行考试合格的，也可以承认其学历……。我和一些人交换过这种看法。有的认为很好，甚至有人鼓动我写个东西交到轻工业部。我说我写不了，从理论到具体方案上，我都很困难。再说我的胆子也小些，我总认为如果写出的东西缺乏依据不好。我现在的位置与过去不同，弄不好影响是很不好的，人家会说我蓄意破坏教育革命。

其实政治部就政治工作来说，如果大的政治环境正常、稳定，再繁杂、再困难也是好办的，只要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参与其间，即使错了，也好检讨。如“反右”“三面红旗”“农村四清”甚至文化革命初期的一些问题。可现在却令人头疼。风云变幻莫测，你怎么跟都是错的。唯有敷衍、塞责了事。虽然这样做也是不负责任表现，但又无可奈何。因为你弄不懂看不清根源之所在，就算你猜出一二，又怎么样呢？

你看，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了，大力整顿，很快有了起色，形势大好，可马上又全盘否定，大批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时，我记得有一次把邓小平出来工作时的讲话摘录下来批。我怎么看，也发现不了什么错误，难以启口或下笔。后来院领导说：“上面说了，要把邓的言论反过来理解才行。”老天哪，反过来的东西就是对的变错的了。这样，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犯了错误，那么他以往的一切都是错的了。这真是难以想通。

还有，周总理是全国人民尊敬的伟大领导人之一，他一生的丰功伟绩你怎么歌颂也不过分。他去世以后，全国人民悲痛万分，可上头传下了命令，不让戴黑纱，不许做花圈，更不能开追悼会。理由嘛，据说是因为在备战。备战固然是事实，但谁能进一步解释备战与悼念周总理有什么矛盾与冲突？谁也知道，如果当时苏修敢于趁总理逝世、人民悲痛万分之际打进来，激愤的战士、愤怒的人民肯定可以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化悲痛为力量”，这不是更好的备战吗？这个时候，不让悼念周总理，我们一般的人也都知道个中的原因了，但谁也不说而已。学生们拿着花圈、戴上黑纱，排着队，悲伤中带着愤怒走向礼堂开追悼会。这时院几位领导在办公室里，如坐针毡，既不敢说什么又不敢去会场。他们比起我来可能好过些。政治部的好多同志拥到我的办公室来，要求参加追悼会。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第一次因为哀痛，也因为悲愤，趴在桌子上放声哭了起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冲到栾书记办公室。我说：“这样不行的。我们这样，违背了群众的意志，也违背了我们自己的意志，是要犯天大的错误的。”我看栾书记也两眼红红的，脸上挂着泪珠。我进一步说：“我不管那么多了，大不了把我的反革命帽子再戴上好了。我要和政治部的同志们一起去开追悼会。”说完，我返身走出办公室，招呼大家跟在学生队伍的后面进入礼堂了。

    周总理逝世后，全国人民怀念他的感情日益加深。对江青等把持中央大权也日益不满。76年清明节，悼念周总理、反对王张江姚上海帮的“天安门事件”爆发了。北京各阶层的群众自发地抬着大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示威，这里那里都有激昂的演说，处处群情激愤，充分显示着人民的力量。天安门前贴满了诗词。当时有首诗是这样的：“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示总理：是拆还是烧？”这首诗直指王（黄）、江、张（桥）、姚（摇），虽系暗点，明眼人一看就心领神会。他们已经注定要垮台了（拆和烧）！还有一首诗说得更直接了当：就是群众已经“扬眉剑出鞘”了。

    后来事态的发展出乎群众的意料。邓小平被说成是这次“天安门事件”的幕后策划兼指挥者。把天安门事件的出现完全归罪于邓小平，撤去了第一副总理职务，只留下党员身份，“以观后效”。那些上海帮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天安门事件后，追查肇事者、参与者当然是毫不放松的，甚至这期间外地赴京出差的，也都要细细地一遍遍过筛。学院团委干事马惠茹从北京回来后眉飞色舞地大讲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动人场面，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叹息自己当时没机会到北京去。等到一过筛的时候，她跑到我的办公室来，问我：“我从北京回来后跟你说什么没有？”我笑着说：“你这家伙什么也没跟我说呀！”她一听连蹦带跳地走了。

过筛的同时，又掀起追查“总理遗言”的新浪潮。说有人编写了“总理遗言”，为邓小平翻案，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追查的办法是，有谁听到所谓的“总理遗言”了？听谁说的？必须说清楚，说不清楚就是你造的谣！机械系有一位老师就这样被逼到了墙角上。有一天晚上，他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驻学院的公安局要他明天交代，不然就糟了。他却说什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说的了。怎么办好呢？我也很头疼。后来我想起，听公安局的人曾说过，他们局的人在一个单位追查中，曾有一次不了了之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人说是在厕所里听到的。问他那人叫什么、长的什么模样？他却说是隔壁女厕所里的人说的，追查自然无法进行了。我把此事当作笑话告诉了他。第二天，他到了公安办公的地方，当时我也在场。他说他想起来了，是在外面澡堂里听到的。再追问，他说洗澡大池里水汽腾腾，怎么能看得清？何况当时也没当回事，没有凑前去看面貌呀！我偷偷地笑：这老兄，脑子还挺聪明的。

    在追查“总理遗言”的同时，学院办公楼东侧一二层之间的楼梯上发现了一条“反标”，内容是“邓小平万岁！”市公安局杨副局长对我说，这是最最重要的事，必须把写反标的人查出来。于是党委布置各单位各教研室连续开会找疑点，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我跟栾惠斌说，写这东西的人只是犯了个错误而已。这句话，能说是反标吗？我不懂。邓小平还是党员，是以同志称呼的，不是敌人。呼万岁，当然不妥，但也只能说是个错误而已。除非是对敌人，象蒋介石之类来个“万岁”，才能称得上“反标”……不等我说完，栾书记立刻打断我的话说：“你可不敢胡思乱想，更不能和任何人这样说，要你干的事去干吧！”我确实莫名其妙。一些事是非颠倒了，一些事胡乱上纲上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记得在北京时，人们整朱康，实在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据了，就拉出一条吓人的“证据”来。说朱康重用的各教研室的头头或一些专家，全都是反动学术权威，说朱康居心叵测，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教育路线，社会主义。我有一次偷偷地对王化说：且不说那些“反动学术权威”将来如何定性，就目前而言，怎么可以说你手下出了坏人，你就是坏人呢？就目前情况来说，你看，中央包括各省一把手好多都成了走资派、叛徒、反革命，连毛主席最亲近的刘少奇都成了叛徒，如果可以这样推论，毛主席本人放在哪里好？王化立即说：“你找死呀！再也不能这样说了！”

    “反标”的问题，查了好长时间，毫无线索。公安局的人正感到为难之际，一系教师丁小青却“跳”了出来，说反标是他写的。于是马上把他弄到保卫科来审问。他说是他写的。为什么写？他说他认为邓小平没错，是冤枉的。我们和公安局杨副局长讨论认为，丁小青本人一直表现不错，这次又能认识错误、主动坦白，处理可以从轻，先开会批判，然后回原单位交给群众监督即可。第二天，在操场上召开了全院大会，我主持会，我说了会议的内容与要求后，让丁小青自己交代罪行。没料到，他一开口就说，反标不是他写的，是诬蔑冤枉他的。会议没法开了。散会后，公安局几个人打了他几下，我们拦住不让打。后又送市公安局关起来了。

    关于丁小青，如果说所谓“反标”是他写的，为什么写？他自己大体说了个意思了。当时“四人帮”把天安门事件后台的帽子扣在邓小平头上，群众是有看法的，批判邓小平群众也是不服的。特别是邓小平复出后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整顿有了起色，大家正高兴之际，又被以“翻案风”之罪再次打倒，群众更是不理解，更是气愤。因此，对于那个所谓“反标”，不少人的内心肯定是欢迎的，开会批判丁小青，会场连口号都喊不起来，便是明证。可是为什么丁小青同志却要坦白、承认，而后又翻供 ？想不通。再说是不是他写的，也是有疑问的。因为后来公安局作笔迹鉴定，并没有说明问题。也许根本就不是丁小青写的，他是出于义愤，才说“是我写的”，想看看你们怎么办？后来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又翻供否认。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知道。后来“四人帮”倒台了，丁小青也平了反，我们却始终不好问丁小青同志了。就让它称为小小的历史悬案吧！

                     12.纸船明烛照天烧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乱最黑暗的一年。先是元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七月份又是唐山大地震，百万人民遭难，八月份朱老总又离我们而去。接着是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毛主席逝世之后，江青等人蠢蠢欲动，马不停蹄地部署篡夺党政大权。当然篡位之后还要大杀一批人了。于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激烈战斗序幕拉开了。当时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而在消灭“四人帮”的战斗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叶剑英元帅。十月间，叶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王张江姚四人帮一举擒拿了。四人帮的美梦破碎了。消息一传出，全国一片沸腾。据说北京城内，当时家家庆祝，处处酣饮高歌，一时间货架空空，酒全卖光了。有的人买了四只螃蟹，高声喊：“大家看，一个母的，三个公的！”说着就把四只螃蟹摔在地上，再用脚踩烂。简直高兴得疯了一般。全国处处都敲锣打鼓、大放鞭炮，鼓声、锣声、爆竹声震耳欲聋。我们学院包括子弟学校的学生全部上街游行，高呼胜利口号，赞扬华国锋主

席，差点没喊出华国锋万岁！整个咸阳市区几条马路都是中小学、大学、企事业单位群众的游行队伍。有一个队伍中拉着一条大白横幅：“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四人帮垮台了，彻底覆灭了，人们眉开眼笑。长时间以来，尤其是76年来总理去世、主席去世的悲伤阴影一时也扫除了。我们学院的另一个阴影——唐山大地震造成的悲痛，也暂时忘却了。说起那次大地震，我们学院陶瓷班的师生42人到唐山实习，近一半年轻的生命埋在瓦砾堆下。死了那么多学生、教师，遇难者的父母、家属到学院来，学院也仅能接待慰问，后来个别的安排了一点工作。可这些人几乎都没得到应有的一些补偿或慰劳。那时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给予救援，可是我们国家却“婉言谢绝”，大概是因为资本主义的钱用了也会中毒吧？可我们国家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或其他渠道无偿援助他国灾情的钱又是大量的。

    四人帮是完蛋了。四人帮的流毒自然是要清除的。既是立马要动手，又是较长期的任务。学院开展批判四人帮活动时出现了一些怪现象。按理说，批判四人帮必须认清其根源、性质，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危害性，并且从理论上分清是非。当然在当时形势下完全这样做尚有一定的困难，但四人帮的具体所作所为可以首先揭露与批判，至于各级领导过去不得不执行的问题，必须领导与群众一起来揭发批判，矛头应指向四人帮，而不应把某些领导也作为四人帮来批判。当时学院一把手栾惠斌到省上集中学习、批判四人帮，而在学院主持工作的党政二把手庄泽华自然而然地负责起全面的工作。他连续召开了几次中小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座谈会。会议开来开去，形成了集中火力批判第一把手栾惠斌了。庄虽在会上，却不向正确方向引导，反以领导有错误，群众可以揭发批判为名，有意无意地鼓励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一把手。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少人是了解的。因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与一把手有个人矛盾，特别是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强，担任一把手是合理的，但屈居二把手，心理不平衡，常常出些难题或闹些别扭。这次是个天赐良机，如果一把手下台的话，他自认为可以稳坐第一把交椅了。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组织组的吕兴富同志对我说，庄泽华这种搞法是错误的，即便要让大家揭批一把手，也必须是一把手在场。我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我不便于在会上正面提出，因为群众有意见不让讲也说不过去。庄把座谈会的向上级汇报的简报拿来让我签字，我不同意签。理由是：“简报中有关于栾书记的材料，而栾书记又因公不在学院，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后来关于这方面的简报是谁签字打印发出的，我也没过问。

    没多久，院内纷传栾惠斌是四人帮的爪牙，很快会受到批判、制裁。后来又传出，说我也是四人帮的爪牙。这可真是莫名其妙。我和一位同志议论过：这伙人也太昏头昏脑了，先说我是反对江青的，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而同时却又在“重用”我，让我来当他们的“爪牙”；我呢，也是混蛋，为所反对的人摇旗呐喊。既是他们的爪牙，他们也早该为我平反了，说对我搞错了，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不行吗……。看来是有一些人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当成小孩过家家了，太可笑，也太可悲了！这样的人是否适合在学院为人师表的位置上真值得探讨，更不用说是否适合在大学政治部门工作了。

    第二年吧，栾惠斌和其丈夫宋敏由轻工业部一纸调令调到北京轻工业部所属单位任职去了。这是不应该的事。你轻工业部不了解学院内部矛盾的实质吗？要调栾，你首先通过省组织部把庄泽华调走不好吗？好在栾调任的职务是平调，地点是北京。如果职务下降，人家还会以为他真的是四人帮的爪牙呢！当然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不过，栾一走，我倒成了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了。抓不到我的问题，没有攻击目标，就开始造谣。如说我签字调入学院一位同志，送给我200元的贿赂，有鼻子有眼的，还是被调入者本人说的云云。我问了他本人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是在学习时讲过一件事，说现在有些风气不好，有人调动还花了钱，花了200元钱才办成的。怎么变成是我花钱要求调入这里呢？”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我均一笑了之。有人让我在一定的会议上辟谣，我说太不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