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大约是1968年初，学院造反派组织分成了“红鹰”和“七·二九”两大派。这时，原先的革委会名存实亡了。两大派对立的情绪日益明显。“红鹰”，以学生为多数，有少数的教师成员，而“七二九”的组成除了学生之外，有相当一批工人和一般干部。双方都标榜自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指责对方破坏运动，广播喇叭不断地论战。说实话，“七二九”比较注重实事求是，反对“打倒一切”，认为一些党的干部犯了错误，只要本质是好的，应加强教育，争取团结大多数，包括干部。

“七二九”干部组的周松波（皮革班）叫我隔三差五地到干部组去，帮助整理干部教师的档案材料或其他材料。一段时间后，工作告一小段落，我随即提出：我不宜经常到干部组来，以免对方抓到藉口，于他们不利。虽然周松波等不以为然，说我本质好，多年来表现也是好的，但我还是坚决谢绝了。

约在五月份，“红鹰”先下手，把被批斗过的、他们认为问题较严重的、属于牛鬼蛇神一类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劳改队，一下子集中到红鹰大本营——实验大楼，即所谓“牛棚”，进行劳动改造。记得是劳改队成立不到一个月，即六八年的六月初，好像是孙宝鼎同学通知我进牛棚。于是我们二三十人集中在实验大楼前面的平房教室里，男女分间，令我当头头，劳改队的头头似乎有什么权责。其实权都在学生那里 ，我也只是组织大家学习、劳动。朱康院长被关到实验楼的地下室，劳改队成立一个月后才放出来和我们在一起。自然我们彼此都非常熟悉，也十分理解。只要学生不在，我们则有说有笑的。

 我们这支劳改队组成不久，外文教研室的薛侪老师也来了。我问她：“你怎么不是和我们一起来的？你的事是先犯的呀！”“就没人叫我来，是我自己要求进来的。”“你以为这里好玩呀？天大的笑话 ！”“不进来是自由些，但不进来在外面我害怕，我有危险。”接着她小声地对我讲了她所说的危险害怕的事。前天晚上，下着雨，天已经很晚了。突然，孙少瑞——一个机械系的学生敲她的门，叫她开门。她一个人住在一间小仓库的房里，很害怕，又不敢不开门，造反派可以随时来查看你的。门一开，孙少瑞进来说：“你犯的是反对毛主席的死罪，知道吗？”

“知道知道。”薛战战兢兢地回答。“那好，现在上床，把衣服脱光！”她知道，这下可惨了，就是满足了他一时的要求，也满足不了以后，弄不好，还要罪加一等。她倒挺冷静，立刻想出一招，跪下说：“现在不行，我正来例假。这么办，我还有十元钱，你先拿去花，过些天再说。”孙接过钱，走了。第二天，她就去找红鹰的头头，要求来劳改队，头头答应了。于是她赶紧收拾收拾就赶来劳改队报到。她说：“虽然我犯了错误，但不能出卖自己的灵魂，不能出卖人格。”我说：“对，要保持正气！”她说：“我明白你是好人，你理解我，所以才对你说，你可别告诉别人。”她说我理解她， 是因为两个月前，她在扫走廊时，我扔了一张纸条给她。我告诉她，她不是有意写反对毛主席的字样的，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我要她想开些，好好劳动，少说话，争取尽快解放出来。

    一次广东来人向我调查李民胜。来人对我说：“李民胜在国外时和你一个学校，又常在一起。他是特务。你要写个证明，证明他过去就反对共产党，反对新中国的。”我一听感到莫名其妙。他是后来被英当局逮捕后，遣送回来的。这么一个爱国人士，也是和我先后加入当地地下革命组织的，怎么是特务？我说：“既然你们肯定他是特务了，必然证据充分，还要我写什么证明？我也证明不了什么嘛！”“你必须老老实实！叫你写你就写，罗嗦什么？”一个造反派在一旁吓唬我。“我当然要老老实实，有什么就说什么。”于是我在一旁一口气写了七八条证明李民胜在国外英勇斗争的事例，证明他过去是好的。至于他回国以后是否干坏事、当特务，我不了解。他们看了我写的东西，很不高兴，指责我包庇李。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不能瞎编。我无能为力了。”

    有一天，二系一位学生，把我叫到教室外面，他手拿一支锋利的梭标，对准我的胸膛问我：“你说，朱康是不是叛徒？”我知道学生的广播不断地批判朱康是叛徒，我进劳改队之前也有不少大字报说朱康是叛徒。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问我此话。“我的表态就那么重要？”我问。他说“看看你改造得怎么样？”我说：“现在还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材料可以说明朱康是叛徒。”“有张大字报不是把朱康逃跑的路线也画了吗？这不是证据吗？”我说：“不不！你弄错了。那张大字报恰恰说明朱康不是叛徒。”接着我作了说明：敌人进村来抓朱康他们几个时，是从村子的东边进来的。快到朱康藏身之处时，朱康知道了，立刻向西跑。因为他已无法向东跑去通知他的战友，再说向东跑不是把敌人引到他战友藏身的地方了吗？而且他自己也将被敌人抓走。“这点如何能说明朱康是叛徒呢？你们的材料也太幼稚了。”他说：“那好，我们还会有材料的。”我说：“好，等我看了材料，由我自己来下结论。你逼我同意你的观点，这样反倒不好。”我始终没有表态同意朱康是叛徒的论断。那个学生没办法，只好走了。

    一个晚上，我半夜起来到教室外小便。忽听到小楼上放音乐唱片。声音很熟悉，是《何日君再来》。这在国外是常听的，属糜糜之音，第二天，我对造反派的小头头孙宝鼎说：“请你查一下，你们有人半夜放糜糜之音的《何日君再来》。这样很不好。你们都是国家接班人，不能搞这东西。要害死人的。”这位学生还好，听了我的话。以后再也没听到这东西了。

劳改队成立不太久，朱康也从实验楼地下室放出来，和我们在一起。他说，这比在地下室好多了。他在地下室时，每顿扔两个窝头、一根咸菜给你就不错了，也没人好说话，闷得很。

在牛棚里，每天吃饭前要先排队，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这是天天如此、次次如此的家常便饭。有时造反派心血来潮，吃饭前要我们先背一段“老三篇”，由造反派任意选一段开个头，你就得往下背。谁背不上来，不准吃饭。也确实有人一时接不上的。背“老三篇”对我来说，可是一点也不在乎，可以说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所以我每次都能进食堂买饭喂肚子。 

在红鹰兵团这个气势汹汹的组织中，一些同学对我还是比较仁慈的。比如，我刚进到劳改队时，就对孙宝鼎提出请求，让我每天中午和晚上回家就餐。因为我的工资没发，只靠借债过日子，太困难了。回家吃饭可以少花钱。没想到他同意了。但过不了多久，两派准备武斗，形势紧张了，就不让我回家了。说是我了解这边的防御设施（其实根本没什么），万一出了问题不好。这样，我在食堂进餐，有时买最便宜的菜，有时就不买菜，胡乱吃点馒头就算了。

在劳改队，一般是上午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多到两个小时，然后就是劳动。所谓劳动，其实也没什么体力活可干。而红鹰兵团把我们关起来，也只不过是一种向对立派显示是革命而不是保皇派的表面文章。我们每天的任务主要是把实验楼后面的空地坑坑洼洼的地方抬些土来填平、整理好，搞得象个足球场似的，还把红鹰兵团控制区内的杂草清除得精光，垃圾也就地深埋，把环境整理得相当美观、整洁。我们付出了一些劳动，看到了这么整齐的环境，也感到了一些自慰。学院东边的“七·二九”兵团没有搞什么劳改队，他们那里因为缺少劳力，环境杂乱无章，逊色多了。到了晚上，我们就是看看书，有时讨论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一般晚上九点半就各自入寝了。

在劳改队里很少开规模性的批斗会，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批的，老是反复批也许有点乏味吧！有的只是造反派来对某个牛鬼蛇神的训斥。另一方面，这段时间红卫兵忙于打内战，互相谩骂，没有更多的时间开什么批斗会。

两个对立的造反兵团都用高音大喇叭冲着对方，大肆攻击。有时同时广播，声音互相干扰，只能听到嘈杂的声音而已，谁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红鹰兵团在实验楼大楼顶上安装了七个高音大喇叭，喇叭口朝东，估计夜深人静时，至少十里八里外都能听清。红鹰兵团的一些文章写的还是有些文采，可惜用得不是地方。而最有攻击力与影响作用的恐怕要数红鹰兵团广播的一篇叫《影子内阁》的了。文章说，学院内存在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就是“七·二九兵团”的影子内阁，为“七·二九兵团”出谋划策。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学院党政一把手朱康、人事处长杜非、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一系党总支书记张跃瑞和学院团委书记赖春方，简称“朱杜张赖反革命集团”。说我们是个“集团”已经够荒唐的了，再进一步说我们为“七·二九兵团”出谋划策、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真是天晓得怎么回事！文章的目的，首先是证明我们是“反革命”，然后再进一步证明“七·二九”兵团是“保皇”组织，甚至是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内战就有了根据。文章把四大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的罪行逐个详细地进行揭露，又如何结成团伙，如何卖力地为七·二九兵团献计献策。这就证明了七·二九兵团是非铲除不可的大毒瘤。虽然这些都是谎言，但编得也颇具“水平”的。特别是对材料的巧妙运用和尖刻辛辣的文笔，有时还带点风趣性，听者明知是编的，但也爱听。此篇“杰作”几乎天天半夜播放，不听也得听。文章中的有些原话不少人都可以背下来，十几二十年过去了还当作笑料逗趣。学院迁到咸阳后，一九八八年举行了三十年校庆。张跃瑞没来，还有些教工开玩笑：“可惜缺了一大员，不然，朱、杜、张、赖来张合影，那才是校庆的特好事哩！”在学院以及学院周围的居民中，对这个“朱杜张赖反革命集团”几乎尽人皆知了。我从劳改队出来后，有一次和玉莲到甘家口一个姓蔡的归侨家去，他一见我吓了一跳：“你怎么逃跑出来了？”他说他听到了学院的广播，以为我这半辈子肯定完了。

不过，对这类的东西，我是从来不往心里去的。在劳改队里，在高音喇叭的底下，半夜这么吵。又是反复批判我，我照样吃得下，睡得着。有一天，两派武斗，手榴弹爆炸，其他人都惊醒了，我却依然呼噜不醒。天亮以后，他们说起武斗，我莫名其妙。他们说：“你真能睡呀。那么天天半夜里高音喇叭批你，你听见了没有？”

“理它干什么？我大部分时间都没听见。”

“你还真心宽哪！”

我对他们说：“不管怎么样，大家别紧张。即使打到这里来也罢，大家都别动，更不能说什么不利于他们团结的话，尤其是别帮哪一边。因为这不是正道啊！”

随着内战的升级，武斗开始了。我也听说一个姓黄的学生在实验楼搞炸_药做手榴_弹，不小心爆_炸了，把一只手炸掉了。一次我对一个管我们的造反派说：“我不愿意看见你们搞武斗，有什么问题可以辩论，真理越辩越明。毛主席也不赞成搞武斗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不是明明白白的要求‘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吗？你们两派都是革命派，都是学生。自己打自己不好……”他只说了一句：“我们红鹰武斗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为了武斗构筑工事，有一次孙宝鼎把我叫出来，对我说：“你让你们这些人立刻出来参加构筑工事。”我说：“不妥。你们都说我们这些人是反革命、牛鬼蛇神，你让牛鬼蛇神和你们一起搞这种为武斗的工事，你也不想想，这不正好给对方抓住把柄，说你和牛鬼蛇神是一伙的？我认为最好不要武斗，不要搞什么工事,要搞就请你们自己搞为好。”他听了觉得有道理，免去了我们的差事。其实，我们谁也不愿干这作孽的事。

              7.风不定，人初静

两派的武斗，在全国各地都存在，发展到1968年，已经相当危急了。听说清华大学还使用了冲锋枪。更有甚者，在四川一些地区的武斗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就差没用上原子弹罢了。据文革后的小道消息说，文革中包括武斗在内，死亡人数达千万。显然，这种局势一般手段是控制不了的了，于是中央要求各地派遣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大单位。

我们学院工军宣队进驻的时间我记得是1968年的8月份前后。两三天内先后进来千余人。工军宣队一到学校，首先占领了两大派的“基地”，解散两派组织，拆除武斗工事和设施，学院的广播站恢复正常，开大会宣布继续进行“斗、批、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在工军宣队的统一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很快解散了劳改队，“犯人”们回原各单位接受监督、学习。

局面基本控制住以后，工军宣队便大部分撤走，只留下一二百人，其中相当大部分是工人宣传队员。就整个工军宣队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水平还是可以的，少量解放军宣传队员水平还比较高，不过工人宣传队员大部分水平就相当低了。

我回到机关不久，便找到宣传队办公室，向他们反映孙少瑞的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薛侪老师所说的那件事，二是宣传队进院时，我看见孙少瑞弄了两个大木箱子，沉甸甸的，用一辆三轮车拉着，从学院西侧门出去了，一打听知道是孙回家了。我认为此学生尚未毕业离校，即使毕业离校，作为一个学生的行李也不可能那么多。可以肯定地说，那里不是被褥行李，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极有可能是前阶段抄家或学院比较乱时，拿了不属于自己的物件。宣传队来后，他一看势头不对，弄走了。这种情况也许不只他一人，需要引起注意，这关系到年轻人前途的教育。孙少瑞的情况，我认为必须追查。我说完了以后，办公室里的两三个人都没有任何反应，我只好走了。

宣传队进驻学院后，武斗停止了，也不太乱了，人人都高兴，我还有一点高兴的事是，给我发工资了。别看这五十多元的工资，可却是我全家的性命。我进牛棚之后不久，加上武斗，我的工资有两三个月没发了。玉莲没法，只好向邻居借一些糊口。

我一出牛棚，立刻给元广去信，紧急求援，元广随即寄来30元，其实元广每月工资也不过30元多一点。把一个月的工资全给了我，他也不知怎么生活哩。欠邻居的钱，原说好的，一发工资立即就还，因为邻居们经济也十分紧张，所以发了工资也顾不上元广，就把钱还给邻居了。工资虽然发了，但以前停发的也不可能补的。发给你已经够仁慈的了。一个反革命分子，不把全部工资停了就知足了，谁还敢提补发的事！

我和朱康等编入机关一个学习小组。每天学习，写批判大字报。所有学习组当然每天都要在毛主席象前“早请示，晚汇报”。主席象也要布置好，主席象下面要写一行字，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话。主席象贴在一个巨大的红太阳中间，四周用红纸条贴成放射形状。机关学习小组的同志们不会写仿宋体或黑体字，只好用大毛笔写，再用红纸贴剪，字也写的不好，所以很不好看。一天组长（好像是江泽同志）让我重新给写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字样。我用铅笔、尺子“写”了仿宋体的大字，并用红纸剪好、贴好。大家一看，很高兴。可是过了些天，一个工宣队员来后看了，问：“这是谁的佳作，很好呀！”可是当他听说是我写的时，立刻脸色变了，说：“他怎么有资格干这事，你们给我拿下来！”机关干部们到底大部分还是正直的、颇具水平的，都不同意他的说法。有的说：“尽管赖春方有问题，可是帮着写写字，总还是可以的。”有的说：“这是赎罪的一个行动嘛，没什么不好的。”争执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没有拿下那些字。我当时对这位工宣队员虽然有看法，却没敢争辩。我从来也不承认我是反革命，更何况我是应邀作好事的。我心想，你也是“左”得过了头了。

一段时间以来，我碰到好几件事，心里很窝火，很想找宣传队负责人谈一谈的，却没有合适的机会。大约在宣传队驻院的两个月以后，也就是十月份的样子，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楼下台阶上看报纸，一位负责机关的组长走过来跟我聊天。说话间，他说：“据我所知，你是爱说话，也是很能讲的人，为什么没听到你说些什么？”我说：“我说什么呢？多说一句话也可能多挨一顿训斥。”他说：“错了。起码我们宣传队不是这样的。”然后他说，他认真审阅了我的档案，看了一大堆前些时候调查我的情况的证明材料，没有一份提出我在某些方面有什么问题，相反的，倒是赞扬的多。说这些材料相当一部分是熟悉我的归侨写的。当然，原先向谁调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向李民胜、陈康平调查过。因为他俩曾来信或当面告诉过我。这位宣传队同志还告诉我，关于我的特嫌问题，是由广东陆丰一位姓李的同志引起的。我知道他说的是李民胜。他说，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姓李的特嫌问题，也没有可以证实的材料。所以我的问题实际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我当即问了他一句：“如果你的朋友，或你的同事，即使证实了有特嫌或其他犯罪事实，是否他所认识的人，包括你自己也成了特嫌或同罪？这是什么逻辑？！”他说那当然不能这样推论。可是查一查也是可以的嘛！我说，“查可以，但先抓起来再审查，然后再以一句‘事出有因’了结，这符合政策吗？”

因为一些事弄得我极不痛快，想一吐为快。于是趁这个机会向宣传队提了出来。我讲了两件事。一是前不久机关的郭锦元同志开会时打了个瞌睡，被几个宣传队的同志训斥了好半天，甚至上纲到反对文化大革命。我说：“你们不了解情况。郭锦元已经六十出头了，身体也不大好，以往也经常打瞌睡，但同志们体谅他，了解他。叫醒他就是了。他干起工作来是很卖命的，他是个自己身体不好也常忘记的人。你们宣传队对待这么一个比你大十几二十几岁的老同志，象训儿子一样训，大多数干部会怎么看你们呢？影响也不好……”再一个情况是，有两个工宣队员把我叫到他们办公室去，气势汹汹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揭发黄纪？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黄纪的大红人，黄纪的事，你最清楚……”我当时实在是又好气又好笑。我对这位宣传队员说，动员机关的同志们，包括我，都来积极揭发黄纪是无可非议的事。黄纪已经是死老虎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加上什么反对林彪副主席，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可是说我是黄纪的大红人，根据是什么呢？我实在莫名其妙！黄纪和我接触很少，倒是朱康和我接触较多。团的工作我时常向朱康汇报，说我是朱康的什么大红人，虽不敢当，但也多少还沾点边呀！我直言不讳地说：“宣传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首先要严格要求宣传队员必须认真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要实事求是，不能想当然。要讲政策，千万别以为大学机关里的干部都是废物。很多人不讲话，不是看不清问题，而是留给他们讲话的余地不多。我今天讲了这么多，错了的，你们爱怎么批都可以。”“我俩今天是聊聊天，随便说，不要有顾虑。”这次也许是无意的谈话，使我的心情轻松了不少。一来工军宣队对我多少有了些了解，二来是我憋在心里的话大体都说了，而且是带气说了。宣传队的机关组长没有因此而恼我的火，也算是在听我说话吧！

在机关小组里学习，朱康院长对我是很关心的。比如，当我苦恼于没有什么好揭发时，他就告诉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来，也可以批刘邓陶嘛！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了，他的书不可以批一批吗？说反正我写东西快，每天写几张大字报是不难的。他要我争取早日得到解放。一次我在纸上胡乱写了一句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他看见后，说我是吃饱撑的，胡写。弄不好有人会说我是毁长城、污蔑解放军的。他要我说话做事一定注意，现在不能说的话一句也不要说。当然他的这些话都是私下对我说的。

68年冬，在礼堂召开了全院大会，朱康这些院级领导干部在会上作了检查，随即宣布“解放”。其他的人的“解放”工作，一般都在原单位进行。我是在机关作检查的。在我检查时，还组织了机643班绳绍宜等几位同学参加并发言批判。检查完后，除了会上大家发言批判外，下来专门有几人提出问题。记得有江泽、王鸿图等。提的问题大致是：对待群众、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理解毛主席发动并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问题，要敢于触及灵魂，认识要上纲上线等等。还提了许多具体的问题，如我何处说过什么话之类的。我说，记不得那么多的。我心想，不就是“反革命”罪吗？再说过什么了不起的话，也不会比“反革命”的罪名更高了。我说：“我相信你们不会胡编的。你们说的我虽然记不住了，但都可以承认。”至于什么反对毛主席语录歌的事，我说那是有人误解了。我当时说的是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的这首语录歌谱得不好，不能表达其意思，反而很不好听。我反对这样胡谱曲。但我同时还举例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这首语录歌就谱得很好。根据机关同志们提的意见，要我明天在检查一次。所谓“通不过”，不外乎第一，上纲上线不够，不触及灵魂，第二，还有些问题没检查到，特别是有一首“诗”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个人遭遇有抵触情绪等等。

朱康院长私下里还对我说过一句，不要怕给自己上纲上线。

开完会后，晚上回到家里已经至少十点多了。于是扒了几口饭，就开始再写检查。全家都睡了。我一边抽烟一边写，一直写到天亮。厚厚的二十多页，大约至少万余字。吃过早饭我就上班去了。紧接着又在会上作检查。检查后，没有人说话，让我回学习小组。

很快宣布“解放”我。所谓“解放”，即可以不再受监督。至于“反革命”罪名当然还存在。姜衡后来对我说：“你还真行，一个洋洋万言的检查写的真好。把本来还想批判你的人的嘴给堵住了。不像有的检查一遍又一遍，就是通不过。”我说：“有的同志怕上纲上线上到反革命。我不一样，我就在反革命这个最高的纲上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其实，所谓“反革命”的罪名，我内心里从来就没有认同过，何况我并不是什么“攻击”、“反对”，而是对江青一些工作表现提了些意见而已。

江青算什么国家领导人？连听一点群众都不行吗？还说我怀疑总理，其实也太牵强了。就算是对某些问题有疑问、有怀疑，又是犯了什么法？倒是有一点比这更“严重”的，却一直没听到有人揭发。那就是1962年，我在党校学习时，一次休息的时间，我和王化、徐桂荣在一起。我和王化辩论一个问题，即对什么放卫星、吹牛的看法问题。那次学习就是为了纠正一些问题的。大家一致的认识是我们党犯了一些错误。我说，这不能全怪下面。报纸上天天登亩产上万斤什么的，主席也是天天看报的，当时主席并没有下令制止浮夸风，以致浮夸风愈演愈烈。可见主席也一时认识不到，或者没有及时站出来说话，这说明主席也可能犯了一些错误。王化马上反驳我说，不能这样说，主席是不会犯错误的。我不同意这种“不会犯错误”的说法。我说了这么一句：“主席是人不是神。人是难免会犯错误的。不是说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吗？一是尚未出生的，二是死了的。”文革中，在我的问题出来以后，全院大揭特揭我。但王化、徐桂荣没有揭这一条，我是十分庆幸的，否则又要多受不少罪。文化大革命后，打倒了四人帮，78年我到京时和徐桂荣谈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徐说，四人帮倒了。你彻底翻身了，可喜可贺。我提起62年的事，我说非常感激你和王化没揭我那件事，否则不知哪天才能翻身哪！徐桂荣说，你自己没交代的事，我们才不会去说呢！但如果你自己交代了，我就非说不可了，否则也通不过的。

宣传队进院后，情况逐渐好转 。虽然类似我这样的人，大帽子仍然戴在头上，但呵斥声几乎停止了。同志们也敢和我打招呼、说话了，再不像前阶段，谁见了我都不敢、也不愿点个头或说一句话，就怕因“界限不清”而遭祸。我母亲出门也时常遭受无知小孩的攻击，加上多次抄家，以及看我挨斗倍受刺激，精神更是不正常。所以两派武斗前，我让她回广东我外祖母家暂避一个时期。自然，孩子们也难免遭殃。特别令人生气的是，宣传队在一些方面也没把握好政策。六八年底，学生下乡插队 。归侨子女本是可以不下乡的，但因为我的问题，也非得下乡不可。我向宣传队提过，要求宣传队到其标的学校说一下，他们不予理睬。更重要的是，其标当时患有胃溃疡，我提出向医务室多买些药品带去，被以“药品紧缺，农村也有药可买”为由拒绝了。当时家里经济相当困难，粮食不够吃。其标走时只带点被褥和一般的用品就走了。据知，他到陕北后，定量不够吃，饿着肚子过日子。我不得不挤点粮票寄去。也许由于吃不饱，后来胃倒好了许多。其标这一帮子，还不错，劳动之余，自己努力看书学习。他来信告诉我，带队的北京干部看见他们学习，批评他们走“白专”道路。我即回信指出：只要好好劳动，空余时间学习，不是“白专”；相反，不好好劳动，空余时间胡来决不是“红专”。那位北京带队干部是错误的。

看来，他们坚持工余自学，效果还相当不错。大约72年其标回到咸阳时，找数学老师黄锡邦请教一些数学问题。后来黄问我，其标下乡时什么文化程度？我说他连初中一年级也没上完。黄听了很惊奇，说他问的问题很深，有的已达到大学的水平。下乡时我感到他的英文还很差，临走时教给他一些音标，等回来时，他的英文已经相当可以了。实践证明，即使没有条件再上高一点的学校，只要有一些基础，再加上坚持自学、刻苦用功，也是可以学有所成的。不过其标插队时，丧失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原本北师大确定招他了，一看档案就变卦了。后来听说，他曾写了一份什么材料，写到我的政治问题，还听说他给当地政府部门写过一封信，对当时一些农村政策和干部的作风作了些议论，就被“内定”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腐蚀知识青年的典型”。当时政治问题是第一位的。反过来说，极左时期，是株连九族的。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余孽，封建意识占了相当的统治地位。相当长时期以来，总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根本上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最多只是萌芽，谈何复辟？而封建主义大肆卷土重来倒是十分现实的事。当然，这决不是凭一两个问题就下此断语，而是大量事实俱在。 

              8.“五·七”道上且偷闲

到了1969年，全国都建起了干校。干校乃干部劳动的农场。轻工业部在河北固安地区也建起了这样的“学校”，叫“五·七干校”。这是依据毛主席“五·七”指示办的。“五·七指示”就是要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的大学校，人人都成“多面手”，“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据说这样就能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对于我们机关干部来说，只能拿笔杆是不行的，于是按“五·七”指示的要求，有了这样一个“五·七干校”，供我们学习“拿锄头”的地方。当然同时也千万不能忘了，还有改造思想。

69年夏天，我院相当一批干部、教师被遣往固安，进了干校。组成连队形式。好像我们是第六连。工军宣队基本没人去，大都是一般的教师和干部，是在学院里事情不太多的人，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原来的“牛鬼蛇神”，不分男女老少都下去了。

    由于没有学生下去，更没有学生造反派的头头下去，管理人员是一些干部和教师，所以气氛轻松多了。偶尔也有什么小型的批判会，也和谈心会差不多，而且往往只是针对“反动学术权威”的劳动态度问题。平时大家在一起还有说有笑的。然而请假返校的话，对于一些“有问题”的人 ，控制是相当严格的。这可以理解，不然对一些造反派也确实不好交代。如69年冬，适遇元广与惠智来京旅行结婚。我想请假回家，怎么说，也只准了一天假。没办法，我当天一到家，晚上买了点糖块，叫邻居来吃几块糖，第二天上午就返回了固安，只叫其明陪叔叔和婶婶去玩玩。他们俩也理解我的处境。当时玉莲和我对惠智的印象颇好。一进门帮这帮那，很是能干、勤朴。

关于元广和惠智的婚事，他们见面后，元广即来信征求我的意见，说各方面都还不错，她哥哥还是党员。他唯一有点顾虑的是，她家庭出身成份略高些。这是怪不得元广的。虽然这个时候跟文革开始后不久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那种疯狂至极的唯成份论、血统论不同，但仍然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唯成份论盛行的时代。我在被打成反革命前，还能自由说话时和一些人辩论唯成份论错误时说过，这决不是我党的政策！周总理出身并不好，毛主席家庭成份也起码在中农以上，可都是我们的领袖人物。我给元广回了封信，明确告诉他，只要本人好，其他一概不论，不用怕。

元广找到了对象，结婚了，我的心病也就没了。前些年我为此还给郭桂枝去信，请她帮忙。我自己也曾试图当红娘，可总也没成功。没成功的原因，元广本人多少也有责任。大概是62年的夏天吧，我找了皮591班的候凤珍谈我弟弟的事。她认为可以考虑。候的个子不高，品行不错，家就住在石家庄市。她同意见面后，我拿了点东西让候交给元广。她暑假回石家庄市时，我写信叫元广到候家，以取东西为借口，互相认识，见见面谈一谈。后来，候凤珍返校后告诉我：“你弟弟到我家后，一句话也不说，干坐着，我只好把东西交给他了事。我妈说，这人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我家不同意这事。”吹了。元广的命倒不错，遇上惠智，也不次于候哩！

固安五七干校主要是种水稻，那个地是农民划出给轻工业部的。完全是盐碱地，可以说是寸草不生。我们到了固安以后，立刻抽水灌洗盐碱，然后平地、翻地，把坑坑洼洼的地平得可以用水平仪上来测，也几乎找不到倾斜不平之处。平整土地的活，说起来是比较累的，但比起运肥来，又实在不算什么。为了在贫瘠的盐碱地上有个比较好的收成，洗碱以后的往地里大量施肥。于是我们弄了近十辆架子车，到北京市内若干地方去挖化粪池。因为是冬季，粪池里掏出来的带水的粪，一个晚上就冻成了冰块。挖化粪池时因为是寒冬，不算太臭，但下到池里往上倒粪，味道也够受的，而且弄得一身粪水。我过去在国外种菜，常常掏粪，多少有些习以为常了，可是一些教师嘴上不说，心里可苦不堪言，常常有一些人犹犹豫豫不下粪池，大都是我下去掏的。在整个拉粪的活当中，最累的还是走路，来回都是推着架子车走。轻车好说，重车上下坡就是问题了，上坡时一人驾辕，一人在前面拉，下坡时往前拉车变成往后拉车了。来回共三天。头一天步行到市内，第二天挖粪，第三天一早装车往回拉。记得莫述成同志干完这件活后，还写了一首散文诗，题目叫《千里运肥忙》。其实来回也就一百多公里吧，按华里算，也不过二百多里，说它“千里”既有艺术夸张的成份，但也确实反映了拉粪的人，望着漫漫长路，总嫌走不到头的心理。拉几趟粪也确实累得够呛。幸好一般都是年轻人来承担此任务。年纪大的，有的争要来，也只好“谢绝”了。我记得我一连跑了三趟，最后一次往回走到半途，实在是精疲力竭了。那时即使有人条件好些的，也不会在半路的饭馆“嘬”一顿。一是大势所趋，不敢过“资产阶级”生活；二是大多数人也“自觉”接受考验，走五七道路，锻炼自己么。所以大家都是带个馒头，歇下来时，象啃铁疙瘩似的啃冻馒头。

次年夏，开始插秧之前，本来是比较空闲，可以养精蓄锐的，可是任务又来了。轻工业部要在农忙前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前，要修改发言稿，要写先进事迹介绍，要写大会的讲话稿等等。也真是的，这些繁重的文字工作也要五七干校的同志们来承担。想不到的是，不知谁泄露了“秘密”，抽调文字能力好的，偏偏摊到了我的头上。于是，我、莫述成，还有两三个轻工业部的干部被集中在两三间房子里，白天黑夜的折腾。一连干了近两个月。几乎每天晚上捉摸、讨论，忙到凌晨一两点才能睡，够累的。莫述成有一次说，别人都在闲着，我们简直受罪死了。我开玩笑说：“你写了那散文诗，一下被抓住了，活该！”  他说：“你不写，不也倒霉吗？”我说：“也不知是哪个家伙‘出卖’了我。是你不？”他说：“是你自己出卖自己的。你想想，新生入学教育，是你自己写讲话稿，自己作报告；两次团代会的报告也是你写的；前些时候，你一个晚上写了洋洋万言的‘检查报告’，谁不知道？部里也当然知道一些的。你这不是自己出卖自己吗？所以你也活该！”我也只有自认倒霉了。当然这个文字班子为了把工作搞好、搞扎实，也跑了不少路，调查、核实或访问，所以白天黑夜都忙得不亦乐乎。

虽是辛苦，晚上加班太晚，夜宵还是有的，不过一是太简单，二是得自己掏钱。一次晚上传来消息说，晚上吃肉丝面。我们当然高兴了，可以补充点营养了。我说：“美中不足的是，要多掏钱了。”爱说笑话的老莫接过去说：“我有个办法，可以白吃。”我们急忙问他，如何可以吃了不掏钱？他装模作样，慢吞吞地讲起了一个故事，还说不是故事，是真事。他说，旧社会在上海，一个人肚子饿得受不了，又没钱，他到了饭馆坐下，跑堂伙计过来，问他吃什么 。他说得快且含糊些，但也听得出他是要一碗猪肝面。一会儿，伙计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肝面。他用筷子一挑，就火了，说：“你怎么搞的？这是猪肝面，腥味大。本老爷最讨厌吃这玩艺儿。我刚才要的是肉丝面，怎么拿这个来了？快，换去！”伙计忙表示歉意，说刚才没听准。于是很快换来了肉丝面。他狼吞虎咽地吃完，嘴一抹，站起来就要走。伙计说：“喂，老爷，你还没付钱呢！”“我还付什么钱？这肉丝面不是拿猪肝面换的吗？”“是换的，可猪肝面你也没付钱呢！”“糊涂蛋！猪肝面我就没吃，付的什么钱？”伙计一下子楞住了。一想对呀，肉丝面是拿猪肝面换的，猪肝面又没吃，怎么叫人付钱？伙计发楞的工夫，他已经走了。待这位伙计回过神来时，他已走远了。莫述成说：“你看，怎么样？不是吃肉丝面不用付钱吗？”弄得在场的几个人都笑个不停，把疲劳也赶跑了。

准备大会的全部材料交了卷，我们每个人也变得“苗条”多了。

离农忙期还有一小段时间。因头一年没赶上种麦子。按理头一年秋后撒上麦子，过个冬，即“冬小麦”，麦子收割后即插秧种稻子。当然开春后，也在小山坡上种些菜。有时也修整房子。因喂了些猪，也打打猪草之类。

天气逐渐热了。用棚子培育的秧苗长的可好了。

到拔秧插秧的季节了。我们先把一丘一丘的田干土打碎，把粪肥均匀地撒上，再放适量的水，即将近盖上土面即可。泡一天左右，就用耙子把土耙平，和成泥浆状就可以了。这活，包括拔秧、插秧，我小时候在国外干得多了，所以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可是这里的人们拔秧，却是每人拿个小板凳，坐着一根一根地拔。这样，他们几个人拔的速度还赶不上我一个人插的。这么干效率太差了，也不是庄稼人种水稻的干法。我对他们说，这样干法不太规范，我可以表演示范一下。于是我要求在秧田里灌上水，水要高出地面三、四寸，略泡一会儿。我让看的人离开一点。我双手一抓，就一把把秧苗拔了起来，在水面上右脚一踢，手抓秧苗一甩，两三抓，一大捆秧苗就出来了。然后从腰间抽一根草捆绳，在秧苗茎上面绕两圈，捆好，甩在一边即成了。我一分钟不到拔的秧苗足够一些人拔半个小时了。我这套是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但我捆秧苗的办法又是自己“发展”出来的。我父亲捆秧苗时，必须抬起一条腿，这就费事了，我却不必抬腿，只把已抓住的秧苗，放在左手内，右手抓几根苗的叶子一绕，交给左手一压，一大捆秧苗无一掉出，即可捆了。捆秧时绕两圈，第二圈比第一圈紧些。这样，一使点劲，第一圈的捆绳松开一点，顺手把第二圈的捆绳塞进第一圈内一松手就捆紧了。这种捆绑不仅简单、快速，而且解捆的时候，在一头一拉就成了。而不会捆秧的，放在地上就象捆贼似的，打上结，解捆的时候麻烦得很。

插秧也是有窍门的，手法动作还要熟练才行。首先是宜浅不宜深。深了返青太慢，分孽不好。但浅也有一个限度，不能漂上来。其次，横竖要一条线，这样间距均匀，也好看；再次，脚往后退时，要成两条直线状，不要踩来踩去，不然下一棵遇到脚印坑，就给自己找麻烦了，要先填了坑才能插，不填平插进去的话，就插得很深了。最后，手法对，速度才会快。我们的一丘田约三十米长，大家插秧时，连队用绳子隔开，每人插六行。我插完后，在地头坐下，几乎抽完一根烟，他们才赶到头。然后再一起插另一丘田。我在连队里是速度最快的，而且插得还直，脚印成两条直线。拿秧在左手，右手的拇指及食指、中指接过左手已分好的根数，插时以拇指按在泥浆中即可。而且这样插下来，整排都苗尾朝前倾斜。倾斜一点没关系，一返青，自己就正过来了。这样插秧，你想深插也不可能。

我虽把此方法详细地讲了并演示一遍又一遍，老师们还是没学会，真没办法。那么，是叫我负责拔秧还是插秧呢？连长还是决定叫我插。因为拔秧可以坐着，一些年纪大的同志和女同志都好办。

我从头一年夏秋之交，太阳很毒时，就脱去上衣，穿着短裤，有意让太阳晒一晒。第二年已变得黝黑黝黑的了。肖淑英看见后和其他人议论说：“你看，他背后看更明显，上身是一个黑倒三角形，真好看。”于是曹光锐教授也开始脱上衣了。他说，他想把大肚子去掉，象我一样一个倒三角形。我说：“那没问题。象这样干活，过不了两年你就好了。反正宣传队说的，五七道路要走一辈子。我们刚刚开始走，你还有半辈子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