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下半年和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工作是十分繁忙的。我既有团委的日常工作，又兼任了皮601班的辅导。为了做好学生的工作，取得以点带面的经验，我深入到学生的宿舍。一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不少的晚上都在学生宿舍过夜。当时玉莲正怀上梅梅，我却根本无暇顾及。一次晚上八点多钟，我因开会，晚餐时尚未回家，玉莲到学院来找我。学院门口旁的小路上没有灯，玉莲被一根小水管绊倒摔了一跤。我想着可惨了，可能会流产的。还好，没事。隔不多久，玉莲从辅导站回来，在路上因下雪太滑，又摔了一跤，我想这回非出事不可了，谁知还是没事。玉莲说，看来这小家伙抱得很紧，不怕摔的。可是有的人却不然，象莫华的妈妈，怀了三次都流产了，有一次怀上了，不敢上班，成天在床上躺着。可是仅仅两个多月，一次上厕所时却“尿”掉了。最后这一次，只是因为当时是文化大革命，不必上课，才保住了宝贝的莫华。

梅梅在1966年4月7日出生了。医院打电话到我办公室通知我。我回家后告诉我母亲，说生了个女孩，妈妈可高兴了。可是我们不懂得北方带孩子的方法。冬天冷，怕她冻着，把她和妈妈放在一个被窝里。可是她老窜出来，结果还真冻着了，得了气管炎。一直没治好，后来五岁时在咸阳时服了“蛇胆陈皮末”才算好了。更令人头疼的是刚出生不久就患了疝气。没办法，56天时到医院开了刀。玉莲也只好日夜在医院陪护。不几天，奶水全没了，只好喂牛奶。这小家伙小时候脾气也够大的。记得有一次，邻居见她在公用水龙头冲手，叫她走开，以便接水。她翻过身来拿了一块砖头就去砸人家的铁桶，把周围的人逗得哈哈大笑。——那时她才三岁。一病了晚上非得我抱不可。有一次，天还没亮，才四点多，要我抱她去坐车玩，怎么哄也不行。没办法，只能抱上街，坐上电车逛一圈，这才好了。她小时，吃饭也不好好吃，从来都是追着去喂饭。因为家里穷，没入托。后来看看不行，就放到了托儿所。一进了托儿所可好了，饭也吃得多了，有时回家还偷偷跳舞，又唱又笑的。不过好景不长，玉莲的工作一停，钱又紧张了，只好又停止入托。

1966年3月26日，第三届院团代会召开。我之所以对这天记得十分清楚，是因为报告是我写的，大会上的报告也是我作的。修改正式报告入档时，报告封面上写明了具体的日期。第三届团代会中选我为院团委书记。当然选举之前，名单已经拟定了的。我当时不敢接受此职。我找朱院长谈，朱院长说：“你当不了？我十八岁时就当县长了！当时士兵报告说，抓到两个特务。我说：‘真的吗？’士兵说：‘真的是特务。’我说：‘那好，拉出去枪毙了！’真是太简单从事了。你起码比我那时强多了，怎么干不了？干！”我任团委书记还兼任机643班的辅导员。这个班是我花大力气抓的。我想亲手培养一个又红又专的尖子班，以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为了培养师生的感情，我关心每一个同学，对后进的学生多方诱导。有的学生生病了，我从家里做了病号饭送去。一个同学病较重，吃不下饭，我花血本买了水果罐头给他吃。说实话，就连我自己的孩子还没闻过水果罐头的味哩！在爱护关心的同时我也注意十分严格地要求他们。一些同学学习不好，我就帮助他们一起找原因，还帮着找来老师个别辅导。我明白一点：有了良好的感情基础，你说的话才容易声声入耳。

              1.山雨欲来风满楼

65年的春夏之交，学院派我们一行十几人到重庆炮校学习林彪的“四个第一”。在炮校学习的约有上百人，其中有不少是工人。在炮校学习期间，一个星期天，我们帮助大扫除。我爬上大食堂上面去用笤帚扫灰尘。一手拿笤帚，一手抓住高处的窗框。此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因窗框年久失修，已腐烂。我手抓住窗框，斜着身子正扫着，整个窗框脱落了，我便仰面摔下。该窗距地约六七米高，相当于二层楼高，下面还有碎砖乱石。我一摔下去，当时还能站起来，但走了没几步就倒下去了。同志们把我抬到树荫下抢救。过了一会儿，我醒了过来，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只见一些女的在哭。有的大喊：好了好了，醒过来了。接着，他们把我送到军队医院。我感到腰疼难忍。检查后说是腰下尾椎骨开裂。医生说，再差半寸，非下半身瘫痪不可。现在得仰面静卧，不准翻身。其实开始那十天八天，想翻身也翻不了。一直躺了十八九天吧，才下床出院。说实在的，军队的医院照顾得非常好。屎尿在床上拉，他们端是不用说的了。每天还帮着洗脸洗脚。头发长了，叫来理发师给理发。躺在床上理发也真难为人家呀！重庆天气热，那时也没空调，护士老要给我擦澡。第一次护士来给我擦澡，我坚决反对。可人家比我还坚决，非擦不可。后来，我妥协了一下，答应只擦上半身及大腿，因为护士是女的。我以为这样人家会同意我的“方案”。可谁知道还是不行。护士急得直哭。护士长来了，命令她把我的内裤脱掉，擦！还要我“服从命令听指挥”。我羞得没法，只好闭上眼睛随她的便了。以后擦澡我也只能服从了。但我说：“不必老擦澡，我不热呀！”吃饭，护士送来一口一口喂我。每次开饭前，护士把菜饭单拿来给我，我说吃什么，护士就给送来。记得有一次送单子来，我见有馒头、菜，还有一种叫“抄手”。护士问我：“吃不吃抄手？”我说不要。开饭时，我见旁边病人在吃馄饨。饭送来了，我生气了，问护士：“为什么不让吃馄饨？”因为馒头我是不大喜欢的。她说：“刚才问了你，你说不要的嘛！”我说你根本没问。她说抄手即是，我才恍然大悟：抄手乃馄饨，广州一带则把馄饨叫云吞。我说：“抄手比馒头好吃。”护士只好又去换了抄手给我吃。说实话，部队医院里的护士、大夫真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不过一般地说来，五六十年代的医院，服务态度都是不错的，他们不过是好中之好罢了。

在这个军队医院治病的病人都异口同声赞扬大夫和护士，对待病人如亲人，病人对大夫护士也十分尊敬、亲切。记得我曾躺在床上写过一篇稿子《这里洋溢着革命同志的爱》，供医院黑板报用。到我临出院时，同病室的病人，特别是班长非要我再写一点什么来表达心情。记得我填了一首词《卜算子·给白衣战士》：

岂分昼和夜，

哪知苦与辛。

爱护病人胜自己，

最是感人心。

心怀全世界，

阶级感情深。

主席著作天天读，

彻底为人民。

    在炮校学习期间，由于集体的热情的感染，我很具激情。记得写了好几首诗词。特别是快结业时，大家要分手了，更是以诗相赠。如写给楼怡的：“山城虎溪地，共学两月余。‘一举五根本’，相告莫忘记！”又如写给一位很年轻的同学：“山城云雨雾，革命情谊深。相别无言表，当好接班人！”

在学习期间部队的小俞和小朱发现我的被子破了，主动地给我缝补好。这回在结业前的联欢会上，指导员对这件事情大加赞扬，说这体现了同志间的情谊，并戏称俞朱二人是“侦察兵”，到处找事干，时时为大家出力。我很激动，就在大会上随之赋诗一首，并在大会上即席口诵：“俞朱二位侦察兵，不利自己专利人；汪洋大海深千丈，不及阶级同志情！”这个“汪洋大海深千丈……”是李白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王伦送我情”句转来的。

    我们到重庆虎溪炮校后的一个星期天，集体参观了渣滓洞。那天正下着小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看了一排排的牢房，看了当年单独关押许云峰的山洞和关押江姐的牢房，还到了“白公馆”。白公馆和渣滓洞之间有一个斜坡，有松树，即当年江姐他们遇害的松树林。小说里写的许云峰掏洞成为以后的难友越狱之道，其实只是艺术加工，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许云峰所在的山洞是在山脚下斜坡处，掏洞出来是没门的。渣滓洞有一处围墙标明当年难友们推倒此墙往外冲，这倒是可能。其实即使能冲出去，其人数恐怕也屈指可数。因为四周是山，山上架着机枪，冲出去，再爬上山，太困难了。杨虎城监禁和被害处在白公馆旁边的一个二楼上。当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红岩》小说我看过，和现场所见环境基本一致。确实，那魔窟进得去是出不来的。特别是里面有两个镪水池，难友的尸首一放进去，立即化为乌有。看了叫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阶级斗争就是如此地残酷！我当时看过之后，立刻脑海里出现一个想法：无数的革命者为了革命的胜利捐躯于沙场，即使跳进镪水池化作一缕青烟，仍然从容就义。革命胜利了，如果后人还敢糟蹋胜利的果实，这无异于亲手把他们推进镪水池，乃不折不扣的新刽子手！我们当时想的就是：绝不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恐怕也是大多数参观人的一致想法。

    在炮校学习的一条最根本的内容，就是林彪的“突出政治”，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业务是不太提的。所谓“政治上落后一切都落后”。我们几个同志回到北京当然是大力贯彻的。干部教师早就开始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四清”中明确地提到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受教育，学生也利用假期到农村见世面。于是寒假我也就带领盐化60班到北京郊区一个公社下面的大队去。这里四清刚结束不久。我们选择这样一个队，主要是想来看看农村的变化。令我吃惊的是，解放这么多年了，而且是在离北京不远的郊区，这里的太贫困却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了。我们刚一到就分散到各户去住，要命的是我们无法单独安排房子。因为煤炭和柴禾很困难，无法取暖，只能和农民一家人同在一个大炕睡觉。一个大炕，男女混睡在一起实在太不习惯了。农民吃饭，菜是谈不上的，连油盐也极少。更令我们惊异的是，不少农民没有钱买煤油点灯。我们晚上到一些农户家座谈，只能摸黑，谁也看不见谁的脸。相当一批孩子早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却未曾上学，追问之下，说是要帮着家里检柴禾、放羊，有胆大一点的说，没钱买书！其实小学倒是有一间，比较破烂。起初我们还以为是堆杂物的仓库哩！农民们对“四清”不太爱谈，比较冷淡。我们说：“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好事吗？”有的竟说：“我们时常连饭也吃不上，哪有资本好走呀！”我们临走的那天早晨，发现在学校前我们通常用来书写通知的黑板上有两个粉笔字：“宵遁”，字体流畅，估计是“走资派”不欢迎我们而书。我们也管不了许多了，走也！

    农村“四清”运动正进行着，全国各大报展开了“评《海瑞罢官》”的讨论，明确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实际上《海瑞罢官》是毛主席提出要批判的。毛主席说过“我罢了彭德怀的官”。据说，庐山会议原本打算纠左的，但因彭大将军直言上书，触怒了毛大人，指责彭右倾。这样，原定的纠“左”方针，只因这一个不同意见马上演变成了反右倾。这是一个导火索，也是个新的更“左”的起点。这段时间还陆陆续续批判了不少电影。作为受批判的毒草，不断组织看，然后讨论、批判。记得当时看过的有不少，如《兵临城下》、《两家人》、《逆风千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舞台姐妹》等等一大批。给人们的印象是，过去十几年的电影似乎找不出什么好的来，进一步推论的话，文化部就该有问题了，文化战线上的问题就来了。过去十七年的文化教育战线如何呢？毫不含糊地涉及了。于是提出如何看十七年的文化战线的问题。这就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既新又震撼人心的事了。1966年4月中，我按规定参加了团市委的工作会议。而实际上，会议改成了学习会、批判会，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即所谓“三家村”。记得十分清楚的是逐篇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夜话”者，乃邓拓同志晚上工作之余所写的话，大体都是些随笔之类，内容杂而丰富，很有知识性、趣味性。我早先看过，十分赞赏。如今却说它是毒草，说它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我们过去怎么都看不出来呢？比如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白开水最好喝》。讲的是人们多喝白开水的益处，批之为：我国当时正值困难时期，说人们喝水过日子，这不是污蔑和攻击吗？我们还可以推论：邓拓是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常委中出现了反党分子，市委也就够呛了。果然，不到一个月，在我参加的十七级以上干部会上，听到了所谓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假借中央名义散发“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罪行。这样市委书记随之完了。首都北京市的市委书记出了问题，这可是大事。书记遭批了，整个机构也得要整顿了。各校都投入了这场运动。我从团市委学习回来，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学院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组长是王化同志（党委宣传部长）。我被分配在办公室的综合组。任务是了解群众的反映，收集意见，编写向上级的汇报材料。

          2.风雨交加“擂”声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形势突然大变。中央电台和首都各大报纸公布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在校园贴出揭发党委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还配发了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表面上看，聂元梓等的大字报是针对系党总支、大学党委的，实际上其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党委和教育部。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指责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长期以来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而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并且指责校长办公室主任彭佩云是煽阴风、点鬼火，上窜下跳、拉线搭桥的小丑。言词相当激烈。按理说，这“拉线搭桥”是明显指的北京大学这帮人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是上下勾结的的，可我们一般人当时并没有这样去理解。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如此一广播，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随之其他院校也陆续出现了矛头直指党委的大字报。我院也出现了，并且在陆续增多。我院党委开始想把这些大字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于是决定把办公楼三层的311大教室作为大字报室，让学生集中贴出。但事与愿违，学生们怨气冲天，并且不到一天的功夫，教室就贴满了，大字报还继续铺天盖地而来，于是院子里、大操场到处都布满了大字报。不管怎么说，这种把矛头直接指向基层党组织，说十七年来历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当政，培养了一批批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的说法，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和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是接受不了的。难道我们的院校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难道十七年来上级党组织乃至党中央对整个教育占线如此放纵？说十七年来培养出来的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也就都成了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资产阶级了。如果说我还要不断地改造，去除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影响，达到无产阶级革命化，这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但说我，包括解放后培养的大学生都是资产阶级，那是我们绝不会同意的！

记得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在广州会议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摘了“帽”，成了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个“绝大多数”指的是旧的知识分子。这些“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我们改造过来，成了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而解放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反而“培养了一批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于情于理于实际都是不通的！

    当然，我们当时只是把这些当作年轻学生的一时过激言论而已。

六月一日开始，学院的课全部停了，整个学院乱哄哄的，有的自发到清华、北大去看大字报，有的在操场、教室、宿舍一堆堆纷争、辩论。不过大多数学生比较冷静，只有小部分学生窜来窜去大声嚷嚷，而这部分学生平时表现都不大好，总是受批评的。也许他们压抑的心情如今可以借机释放一下？

没几天，各大学就进驻了“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我院也有轻工业部派来以部政治部主任张万合为首的工作组。

工作组一进校，就明确宣布其任务是配合院党委领导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学院原来的机构人员都不变，只增加了一个“工作组办公室”。记得办公室主任是许苏予。我仍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综合组，仍然是收集情况、整理材料，编写上报的运动简报。当然，工作组来了以后，要了解情况、听汇报，特别是关于学生和教师情况的汇报。

工作组研究后认为所谓“牛鬼蛇神”，主要在教师里头。而在学生中，利用运动推波助澜发泄私愤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主要的。因此把握运动大方向是当务之急。

于是工作组在各级干部中作了动员，讲清形势，要求党团干部密切注意动向，做好学生的工作。接着又在全院大会上作了动员，并强调说，学院党委的工作，虽然七八年来（58年建校）这样那样的错误少不了，特别是建校时时间紧，用人欠妥也是一个方面，这当然也是必须批判的，但总体来说还是好的。这就暗示了牛鬼蛇神主要在教师队伍中。

这一来，矛头迅速指向了教师，即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于是，批判揭发教师，特别是老教师的大字报一下子多了起来，并很快创建出个人大字报专栏，一个人一个专栏的揭批大字报。

最先贴出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专栏，有潘津生、李临生、包志泉等，还有一个是青年教师薛侪的专栏。

大字报发展成了专栏式的，不能不说是这次运动的新发明、新武器，五七年反右时的大字报还没有这个阵势。这种大字报专栏的显著特点是集中性强、火力猛，先不说它揭发批判的问题准确与否，但看后留给人的印象确实是比较深刻的。可以说它是一种重型炮弹，确也令人生畏！如果没有思想准备的人，被它轰上一炮，难免六神无主。

比如薛侪老师就是一例。薛侪是一个年轻的英语老师，爱听外国音乐，也爱打扮得花枝招展，乳峰突突，生活上也不够检点，言谈上也有些崇洋媚外。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问题，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左”的环境下，却满可以扣上足以结束一个人政治生命的一大堆罪名。学生们给她搞了个专栏。薛侪刚从“四清”点回到学校，就看到了自己的专栏，显得十分紧张。她立刻写了张大字报表态。可是由于心情紧张，抄写时出了差错：在几个“打倒”之后，本应按原稿抄上“毛主席万岁”，谁知却抄成了“打倒毛主席”，并在落款堂而皇之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外语教研室薛侪”贴了出来。一贴出来，群众就发现了，立刻成了“反标”。群众去揪她，公安局也来了。群众冲上去要打她，在保卫科、公安局的保护下，送到海淀公安局拘留起来。第二天，马列主义教研室那个和她刚刚结婚的教师立刻表态，脱离婚姻关系。薛侪的问题，后来大家分析，又对照原稿，认为确系笔误，而且其家庭出身又是贫农，并无阶级根源，然而因其存在资产阶级作风，谁也不想为之解脱申辨，而且在那种形势下，谁又敢这么做？不久以后，她回到学校，“接受群众监督”，成了“牛鬼蛇神”的一员。

集中揭批“反动学术权威”的专栏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少上了专栏的人也就成来被“横扫”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自然不能等同于“革命群众”，于是就勒令这些人，上班时间集中起来劳动改造，由学院后勤安排劳动，下班后各自回家，也叫作“劳改队”。薛侪自然也在其中了。

大约是六月十二日，几个学生一“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来一张影响很大的大字报《惊回首》。大字报虽不长，但言词十分激烈。其主要内容是说，运动一开始，就被残酷地压制下去了，这是因为一些人心里有鬼，怕革命；而且十分肯定地说，学院党委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顽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还说全院所有共产党员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革命的；说现在运动的方向错了，是有人操纵的，这是与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相对抗的，必须悬崖勒马，立刻回头！……等等等等。

显而易见，大字报《惊回首》的关键在于：他们认为学院的党委到党员全都是烂掉的，是黑的，从而要“踢开党委闹革命”，要“改朝换代”。这张大字报一出，在全院师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持各种观点的都有。我们看了十分生气，觉得作为我们政工干部，不表明态度，不加以正确引导，广大学生会以为我们是认可的，这样一来，运动就会走向反面。平时常讲抓思想苗头，抓活思想，现在这么大的苗头出来了，如果不去抓，不去引导，就是我们的失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几个人立即商量，写份大字报予以评论，题目定为《评“惊回首”》。在内容提纲讨论后，即分头写，参与的人有党委宣传部的赵岩、人事处的李成林、党委秘书张士洁，还有我班毕业留校任教的同学荀治国和我。我写了一部分后，即负责用毛笔抄写，几个人一直干到凌晨三点多钟。第二天上班时，给党委宣传部长王化同志看。他不主张贴出去。我们都知道他胆子小，已有不少学生贴了他的大字报，所以他很害怕。

我们不理他。于是大家用毛笔签上了个人的名字。张士杰同志说，写得深度不够，没签字。显然他是党委秘书，常起草大报告，起草重要文件什么的，要求自然也高些，是可以理解的。我最后也没签名，主要是考虑到我是团委书记，影响较大。我一签名，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党委授意的。

《评“惊回首”》的主要内容是：明确提出《惊回首》的观点有失偏颇，论据是不充分的，是以偏概全。我们认为，我院党委建院以来一直是在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的。文章列举了党委积极组织和领导全院师生员工学习、参加“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活动，普遍深入进行“红专大辩论”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多次组织全院师生到农村参加“三夏”劳动，请老农作报告，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同时还实际参加了农村的“四清”；各个年级和各班也经常在干部教师的带领下，到各地与本专业相关的工厂劳动、实习，和工人实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所有这些活动，都得到了工农群众的赞扬，使广大师生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培养了工农感情，觉悟都有所提高，所有这些活动，教师和学生中的党员都基本上起到了带头作用。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没发现有一个党员犯经济错误的。学院的一二把手和其他领导把市委特供的食物拿到大食堂，他们也到大食堂来就餐和广大师生共甘苦……所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事物不会纯而又纯，党员中也确有个别人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但党组织都及时地毫不姑息地进行了批评教育，甚至处分。至于党委的工作，我们认为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也有不足，也有缺点，甚至可能出现某些错误。对这些问题，除了党委要认真进行检讨改正外，在这次运动中，也要广大群众积极地、真心诚意地提出批评。运动的大方向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大扫除。如果有的人企图阻碍，就要清理。既然是“一切”，就不是限定在哪一方面的。我们认为目前运动的开展是正常的，用不着也不可以“惊”，更不用怕，不必“惊回首”。

记得我们的大字报，经过一再精炼，还是抄了密密麻麻的七八张大纸。《惊回首》头一天贴出，我们的大字报第二天中午就在它的旁边不远处贴出了。尽管我们的《评“惊回首”》的大字报引起来一阵不小的轰动，但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浪潮之中。运动并没有按我们的想象进行。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我还到机643班以及其他班的同学中宣传我们的观点，以图作点补充的工作。我还提出，有不同的观点可以辩论，采用象打擂台方式等进行都可以。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想不到，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好像是六月十五日，在学生食堂对过的大字报栏上，竟出现了我的专栏大字报。通栏的大标题是“赖春方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说我是不让揭党委的盖子，是死保党委保自身；列举了我如何攻击《惊回首》，是写《评“惊回首”》的主要人物 ；说我散布攻击造反派的言论；更无中生有的说，我曾经说过，写《惊回首》大字报的学生中至少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说我上窜下跳，收集造反派的黑材料写汇报；说我态度极为嚣张，提出要和造反派辩论、打擂台等等。说实话，这些大部分是事实。我看了笑笑，不以为然。我回到办公室后，随即有个学生拿张大字报想贴在我办公室的门上，被我赶跑了。

紧接着，操场东边的一棵老槐树下贴出来一张大字报，号召全院师生与我“打擂台”，要通过打擂台来杀杀保皇派的气焰。大字报边还放有笔墨，叫同意者签名。很快大白纸一张接一张地签满了名字。到第二天上午，已经是密密麻麻的一片了。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扬言要揪“后台”，有的说要与工作组张万合辩论，有的要党委一二把手朱康、黄纪到群众中认罪。本来这几天里，学院到处乱哄哄的，这时更无序了。有喊口号的，有吵架辩论的，象炸开锅似的。工作组的人躲在办公楼不敢出来。后来看形势不对，工作组的负责人竟出来表态说，支持学生与我“打擂台”。我感到很气愤。明明掌握运动大方向是工作组的责任，作学生工作也是工作组和党委的安排，如今学生闹开了，你就一推六二五了。我随即找到了工作组的许苏予谈话。我提出了两点：

一，运动向何处去，怎么搞，是工作组进校时提出来的，不是我。如果不对，也应该是你们来纠正的问题，而不应该是我；二，有人提出说，现在是发动群众揭发批判院党委，这是运动的大方向，如果你们也承认的话，那么，我一不是党委成员二不是什么党委领导干部，你们让学生来整我，辩论我，这不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了吗？因此我不赞成你们的搞法。但工作组的同志一声不吭，不理我，我只好悻悻地走了。

    很快，工作组正式通知我，说已与学生商定，“打擂台”的时间确定在六月十八日下午两点。地点是大礼堂。

有些好心的同志对我说，说不定会有什么事的，还是以不去赴会的好，说这是辩论会，又不是批判会，不去不过是认输罢了，这有什么的？但我说，这算什么？我一点也不害怕学生，更不怕什么打擂。十多年前在国外时，面对英国警察的刺刀我也敢冲，现在又没有刺刀，有什么了不起？有人说我，气太盛要吃亏的。我说我头上没辫子，屁股没尾巴，还能抓住我什么？有话该说就要说，说了对党有好处，对群众认清真理有好处，我为什么不说？！

十八日上午，一个学生跑到我办公室告诉我，有的学生准备打我，要小心。于是，我中午回家后换了一双高腰球鞋，准备如果真有人打我时，我即毫不客气予以还击。时间快到了，我即赴礼堂。在去礼堂的路上，有些学生在我前后保护着我，而且还偷偷地告诉我：我们准备好了，如果有人动手的话，我们也不会当旁观者的。我更踏实了。礼堂挂了个横幅大标语：“全院师生员工与赖春方辩论大会”。那天天气闷热。礼堂上千人的座位全部坐满了，周围还有不少人只能站着。我拿着一把纸折扇上了讲台。工作组宣布开会后，我说：“这是辩论会，是平等的。应该给我安排座位。”于是让我坐在工作组一侧。一开始就让我发言。我大致讲了一下，大意是说这场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是一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运动，我坚决拥护。但是我对这场运动的思想认识跟不上，不太理解，在工作中难免犯错误。至于《惊回首》大字报的作者把全院党员统统都说成是不革命的，这我不能同意。我还进一步讲了对运动的看法：揭发党委的错误，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党委也不可能没有错误。有什么揭什么，错的就是错的，正确的就是正确的。象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永远都是对的。有的人非要把党委说成黑帮，是黑帮就是，不是就不是……。我还讲了这些年来，党委如何讨论研究教育路线的贯彻问题。至于运动以来党委和工作组如何研究引导运动的问题，我不清楚。我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我不可能参加上层领导的会议。但布置下来的工作我必须去作。我讲话时，有人喊口号：“赖春方低头认罪！”我此时摇着扇子，故意把头抬得高高，还看看天花板。我很清楚，这是工作组组织学生喊口号的。但我也感到，不管怎么说，工作组是轻工业部派来的，我不能与之对抗。而对一些学生的攻击，我倒不在乎。

我的开场白发言，差不多占去了一个小时。话未说完，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还刮起了大风。礼堂里更闷热了。

    在我发言过程中，不断有学生，主要是机643班我辅导的学生班起来反驳我，这个班我去的最多，如果说有什么“言论”的话，在这个班里也是最多的。我当时很冷静，对学生的提问逐段反驳。有学生问我：“你是团委书记，也是中层干部了。你怎么说对文化大革命不太理解？”我说：“我是新当选的团委书记，这没错。但不是中层干部。中层干部起码十七八级，我只是二十三级，够不上中层干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水平不高，需要在运动中学习理解。我敢说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今后如何发展，我理解上还十分浅薄，也可以说不太理解。而在座的所有人，谁能说他理解了，他真正地理解了？……”我这话一出，下面骚动了一阵子。接着，递上来一张纸条，我念了一遍：“赖春方，你说，你是个革命者吗？你说，咱们学院有没有反革命？”我答复说：“我是个革命者，但又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我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造自己。至于咱们学院有没有反革命的问题，到运动后期看。时间和实践会告诉大家谁是革命的，谁是反对革命的……”我的话还没说完，全礼堂绝大部分人疯了似的鼓起掌来。我也不需要再继续讲下去了。我想谁也明白我这话的意思了。可是，不知怎么的，工作组却坐不住了，那么多的人向我鼓掌，这还了得？于是张万合组长宣布，辩论暂停，并说：“赖春方态度极不好，立即停职反省！”我十分不高兴，哪有这个道理？辩论会就是辩论会，你倒在辩论会上宣布处分我？更谈不上什么“态度”问题！可是忍了忍，还是不再讲什么了。不过，过后我心里颇有点不平衡。我在辩论过程中始终回避你工作组的问题，还有党委一些同志的问题我也回避了。我始终认为他们有一些做法是不合适的，但到底是一级组织，我还应当予以维护。如果我把工作组一段时间布置工作时把矛头对准某些过激学生的问题端出来，恐怕你们今天就难以站在领导者的位置上令我“停职反省”了。比如一些同学责问我：“谁向你布置工作，你的后台是谁？”我回答说，总的工作计划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认为具体工作是不应该让人成天去督促你的。至于后台，如果我在具体工作中或言论上又什么错误，是我的问题。后台就是我的脑子，错了的可以批评。如果同学认为有后台，而且真有什么后台的话，他自己会出来讲话，我一概不知。

    打擂台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会结束前外面的雨也小了。整个过程中我是比较镇定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我在发言。几位同学上台来发言，手拿着稿子，念完就下去。说实话到底是学生，年纪轻些，一上台来就紧张，离不开稿子了。不拿稿子，最多也只是提些问题而已，讲不出什么道道来。我比他们一般人的年龄都大十岁左右，也常在台上讲话，应付起来比较自如。而老师、干部一个也没有上来发言。

    这个辩论会下来后，反映很强烈，影响很大，而且维持了一段时间。虽然没什么人公开表什么态，但同情我的人不少。

    会一完，一位造纸班的同学立即对我说，我对你讲的道理不好说什么，但你的态度不好，给人的感觉是太傲气。你应该态度好些，多作检查就更好了。当天晚上九点多钟，李光模同志到我家来说：你今天的态度确实太硬，让人感到你对群众的态度是抗拒，这点很重要。运动中对群众的态度一定要好。你看没看昨天的报纸？武汉大学匡亚明就是抗拒群众，被打成反革命了。还配发了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反革命黑帮》。我说，难道我说的有错吗？他说，我指的是态度。你去找工作组谈一下，说明自己态度生硬、对抗群众不应该，缓解一下矛盾。李走后，陈康平也来找我。他不是我们单位的，但可能听到了什么 。他只是来看看我，我们谈了谈。晚上快十二点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工作组的老苏。我只承认我对青年学生的态度不好，他也没说什么。同时我又提出说，在这样的会上让辩论的一方停职反省，等于处分，是不合适的。我又不是辩论输了。他也只是听着，不说话。我心里明白，工作组宣布暂停辩论，是怕弄不好我会把他们进校以来布置工作的细节给端出来，引火烧身，而处理我，一可表明他们是支持学生的，二可转移视线。

    从擂台上走下来，我感到几分轻松。不少同志对我印象更好些。一天党委人事部长慕东若同志在与我聊天中，对我说起打擂台的事。她说她过去并不太了解我，不知我怎么会在一千多人的大会上，而且是气氛那么紧张的情况下镇定自若，滔滔不绝地发言和回答比较不好回答的问题，并博得热烈的掌声。她问我：“你什么时候锻炼出这么好的口才？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好。过去我以为十分了解你，其实我错了。”我说：“我一急，什么都不在乎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那么多的话。”学院副院长顾明同志对我说：“那天，我们在下面坐着，我都吓坏了。生怕你在大会上点出我和一些领导的名，可你都巧妙地回避了。真该谢谢你。”还有一位学生说：“赖老师，你那天回答有没有反革命时，不应该说运动后期看。你完全可以把现在劳改队中的指出来。那些牛鬼蛇神还不是反革命吗？”我问他：“这些人大都是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也有的如魏忆德同志是个人犯了错误的。虽然，大家都叫他们‘牛鬼蛇神’，但谁下了结论说他们是反革命？即使下了结论的，就一定正确吗？你看，过去的右派分子，有不少人不也甄别了、摘了帽子吗？还是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定。”

          3.雨横风斜“七·二九”

    “6·18”辩论会后，学院的运动出现了两个特点、一个“优先”。特点之一是轻工业部的张万合为首的工作组处境十分不妙，不仅学生对其围攻，机关干部也开始批判起工作组来了。这一来工作组便呈现完全瘫痪的状态。另一个特点是：学生之间也互相“战斗”开了，特别是工作组原先依靠的对象，处境也相当被动。这样新的一批造反派迅速崛起。当然学生们都没有放松对党委成员及所谓“保皇”的党员的猛烈攻击。总之，形势乱起来了。乱之中，我又是首当其冲。我竟然“优先”于学院党政第一把手朱康戴上了高帽子挨斗，占据了全院的“第一把交椅”。不知道这算不算“荣幸”？

    六月二十日，准备开全院党员大会。我到外文班去借录音机，准备大会录音之用。往回走的路上被后面跟来的外文班同学扭住，拉到礼堂后门的台阶上开批斗会。到会的只有十几个人。主持这个小会的是张世光同学。高帽子是用废纸篓糊的，戴在头上连眼睛也遮住了。接着又把纸班的任维羡（党员）也抓来戴上高帽，与我站在一起。会很短，大约十几分钟就结束了。会一散，我就把高帽一撇，笑着走了（这一笑，后来也成了批判我的内容之一。说我的笑，是藐视群众的表现）。当时，我确实一点也不在乎，很坦然。接着我很快了解到，同一时刻全院也有四五位党员学生也被戴了高帽子示众。戴高帽子的统一罪名是——保皇派！当然只有铁杆的保皇派才能获此“殊荣”的！

    党员大会开了。好像原定的是传达什么讲话的。后来竟变成了批判工作组的大会。党员群情激愤，纷纷指责工作组害怕学生，害怕群众，不敢承担责任，在自身一出现波动时，不惜丢卒保车，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

    当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薄一波副总理来了。随即在大操场召开大会。群情激愤，纷纷上台发言。薄一波在会上宣布：撤了张万合工作组组长职务，说将由工交部另派人来。随后又听说将由工交部另派一个八十人的工作队来。

    六月二十一日，工交部新的工作队来了。队长是邓东哲同志。工交部派来的工作组比轻工业部工作组多来好几倍的人马。工作组人员分散到各个班、各教研室及机关各单位。总的方针是动员群众揭发党委问题，提出先不下结论，党委是红是黑揭开盖子以后再看！对于一些过激的造反派学生则要进行引导，要求他们根据事实说话。

很快，又掀起了大字报的高潮。

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朱康同志先后作了两次比较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检查，师生是比较满意的。虽然大字报轰轰烈烈，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大问题。固然在五月份和六月初的几天里，学院文革办也曾搜集和整理材料上报，叫作《简报》，不管那是黑材料也罢，搞特务活动也罢（有些学生指责我们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是搞特务活动），但第一，是按上级要求进行书面汇报的，第二，所有《简报》都是就事论事写的情况汇报，没有下什么结论，更没有扣什么高帽子。

我和不少同志议论过，工作组这样做法是正确的，运动也是健康的。这将对以后做好各项工作、办好教育是很有利的。可是一些人，主要是学生却十分不满。他们指责工作组是包庇党委、包庇朱康过关。在一些人看来，不管三七二十一，非把党委打成黑的，非把朱康打成黑帮不可。很自然的，在学生中产生对立的情绪，甚至自发地展开了辩论。这就为以后学院形成两大对立派造成了基础。

好景不长，七月二十九日，一道命令撤消了工作组，这样，工交部派来的工作组在学院不到四十天就寿终正寝了。

    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决定撤消全市各院校所有的工作队，让群众自己闹革命。据说工作队（组）是革命群众的绊脚石。

    我当时真有点不懂，这么大的运动既不要基层党的领导，也不要工作组，光凭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就行了？如果确实是成功的经验，以后的以后也可以不要省、地、市以及基层党组织了，这岂不省事？实在是莫名其妙！

    七月二十九日晚，一个小小的轻工业学院突然从前门开来了十几辆高级小轿车。广播喇叭通知全院师生到大操场开大会。这就是轻工业学院在文革中可以载入史册的“七·二九”大会。据说是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晚上出来“散步”，“顺道”来到这所大学里的。其实，他们是对撤消工作组高兴至极，他们还嫌乱得不够，“顺道”来这里“煽风点火”的，鼓动大家揭批工作组、揭批“走资派”的。

大会是陈伯达主持的。他讲了话以后，江青即讲话。据说这次陶铸等都来了，可没讲话。江青一个人包了。在这以前，我见过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级干部。象以前听过周总理的报告，也见过刘少奇、王光美等，而且距离都很近。他们给人的感觉都是很亲切的。特别是王光美很朴实、举止端庄。江青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但她给我的印象很不好。第一是讲话时娇柔做作，怪声怪气。我生平最听不得女人讲话嗲的，那不是女人味，而是妖气！第二，她太霸气。她第一句话就问学生：没有受迫害的？有个别的说有，当然绝大多数没有。她说，不同意见都可以来讲一讲。可是当机班的贺林同学讲到一点不同意见时，硬是被江青赶了下来，一点风度也没有，一点民主也不讲，自己说了的也不算数，象个一点文化教养也没有的泼妇。不过后来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她根本不是来听不同意见的，而是来“动员”矛头向上，煽风点火的。她就是要大家搞垮党委、揪黑帮。同时也是来整工作组的，工作组既然是刘少奇派的，怎么也是错的。第三，她不懂得政治斗争的严肃性。如果你认定工作组是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就应讲明，邓东哲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批判也可以。可她却议论起他的名字：“邓东哲，这个名字好怪！”真令人啼笑皆非。由于江青作为什么中央的领导人，议论起人家的名字，一些学生就猜疑开了，说：“东哲，是东方的哲人，取这个名字是要夺权，要夺毛主席的权。”因此断定邓东哲是黑帮无疑了。由于怀疑邓东哲是黑帮，过后不久，引来与我院相邻的外国语学院的两队红卫兵要抓邓东哲，闹得乌烟瘴气，又十分可笑！自然，江青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后来还有好些评论她的大字报，进而又勾起了群众斗群众。江青，自封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实在是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而已！还有一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江青为了证明邓东哲对学生的政治迫害，亲自念了三篇学生写的“绝命书”，其中两篇连用词都是一样的，显然是抄袭的，谁都可以想到这是假的。可是江青却念得津津有味。

    江青的拙劣表演，多少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江青口口声声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的，人们原以为中央来的领导，即使水平欠佳，也不至于如此低劣、如此蛮不讲理。此后，反对的自然不少了。有不少学生还以大字报的形式提意见，弄得后来各班级斗争“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搞得热闹非凡。

    工作组撤了，全院各单位的选举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搞了好一阵子。

             4.煽风点火大串联

    运动到了六六年八月份，又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即“革命大串联”。起先是个别邻近省市的群众到北京来，目的主要还是上访、诉冤。北京的红卫兵到外地则主要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把火种撒向全国各个角落”。接着，全国大串联轰轰烈烈。汽车、火车，所有的交通工具满负荷运转、超负荷运转。同时，毛主席象章也大量出现。当时挂毛主席象章似乎是革命的象征。这一来牛鬼蛇

神就不容易获得了。即使弄到几个，也不敢在本单位佩戴。我们还不难发现，外地来的人中，有的竟把大象章直接别到左胸的肌肉上，光着膀子、挺起胸膛，雄纠纠地行走，以体现对毛主席的忠心。“忠于毛主席”的行动，已经到了何等狂热的地步！

    学院各级革委会成立之后，也多次组织揭批斗，搞了一段时间。整个来说，运动比较松散，不上班，不教学。大家只是自觉到学院来参加运动。秋收秋种则组织下乡劳动。虽然学院出去的人不少，但外地来的也很多，所以不感到学院的人少多少。这时候，我和机关一部分同志开始酝酿外出串联。于是我们作了一面红旗，用黄漆写上“长征革命小分队”。我们可并不是到外地煽风点火，我们自己身上的火都着不起来哩！我们可以说是没事干，纯粹是为来到外面玩玩，但也名曰“受教育”。其实你出不出门也没人管，反正不用请假。我们一行有：陈毓鸿、林凤祥、王忠平、葛邦裕、荀治国、吕德芳，我还带上大儿子其标。我们每个人还带上棉被、大衣等御寒用品。因为此时已经是阳历十月底了。一般学生串联分文不带的也有，因为乘车不要钱，吃饭也往往最多只是记个帐而已。我们就不行了，我们是有工资的干部，不敢冒充学生，年龄上也冒充不了。所以我们都带上钱。我好像只带了二十元。当时吃饭在接待处用餐，一顿饭至多三角钱，而且接待站还补贴一部分，个人只掏一毛来钱。虽然如此，拿出二十元也是不容易的。文革一停课，小学生们自然也不需要辅导了，玉莲就没了工作，只靠我的五十六元加上一点定期补助，一家六口人是十分紧张的。记得文革前，学院里有一次组织军事野营训练，我带其明去。两个人两份伙食费（那是没有补助的），弄得当时经济十分紧张。这次考虑到种种因素，只能带一个出门。后来听玉莲说，其明可有意见了。我说没办法，一来钱不多，二来他年龄到底小一些，出门走路等等不易，三来我再多背一个人的被子也受不了啊！

    我们一行人的串联开始了。从家到北京火车站只能走路了。我们乘火车先到了兰州，我们是经过两天的火车才到兰州的。到兰州是夜间，第二天到兰州街上转，立刻感到兰州的斗争很激烈，情况也很复杂。兰州当时最突出的事，是“六七”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众说纷纭。那是六月七日的事，因是群众围攻甘肃省委，省委坚决镇压，死了三人。省委即在报上将其宣布为反革命事件。后来学生们要求省委登报承认是革命事件，要求予以平反，省委不答应。于是出现了一个红色长征团，约有上千人，决意冲破重重阻拦徒步上北京告状。后来中央知道了，派人来接，乘车入京。据说这批人中北京告状回来后，仍挨了批斗。

我们到兰州时，红色长征团正占领着省委一栋大楼。

也不知为什么，说是中央有指示，本地的学生不许外出，而外地进入兰州的学生一律不许走，起码也要过四五天才放行。这一来把我急死了，我们的目标是延安，不能总在兰州住着呀！这怎么办呢？后来了听兰州中学的一位小同学说，可以叫兰化中学革委会开个介绍信，然后从西固城火车站随时上车。但此事颇难办。后来经葛邦裕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办成了。于是我们在晚上坐上慢车走了。

第二天早上到了西安。听说上午十点西安要在市体育场群众大会，是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作检查。我们急急忙忙赶去了。但到了体育场门口一看，门口人山人海，诺大的体育场人都满了，我们连门也挤不进去。算了，我们还是到街上逛逛吧。我因在兰州上车时，人太挤，太热，我就把棉大衣脱了，没想到感冒了。于是下午我到医院去看病。医院很有意思，一听说是从北京来串联的，只登记了一下，不要分文。

傍晚，我们在西安上了火车直奔铜川。

到铜川后我们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据住店的人说，这旅馆虱子成群成群的。上床时，我按人家告诉我们的办法，把身上的衣服脱个精光，一丝不挂才上床，而衣服则放在椅子上。这样虱子咬了你，也不会沾到衣服上跟着你旅行。

从铜川到延安就完全靠步行了——不然何谓“长征”？于是带点干粮，打好背包出发了。我让其标背件棉大衣，一个小书包，其余的我背上。第一天匆匆走了七十多里，第二天腿就不那么听话了。出发后的第三天到了洛川。

我们到了洛川，当然重点是参观中共历史上有名的“洛川会议”旧址。洛川会议是37年8月20日召开的。当时来开会的有二百多人，毛主席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提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口号。会议确定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游击战配合正面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调动人民抗日的积极性。会议特别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洛川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的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当时洛川会议只有一把旧式木椅子，是毛主席坐的。其余都是木墩子、 小板凳。洛川县后来一直是蒋介石进攻延安的前线，所以革命文物受到了不少的破坏，很多东西都看不到了。解放后对会址进行了修复。

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开会这个小村子，目前是一个生产大队，四个生产小队，共有百余户人家，戴帽的地富反坏分子就有九个之多。这几年的情况不错，说65年人均口粮460斤。60年也大体上是这个数字。不管怎么说，农民还是辛苦的。我们到后很热情地欢迎我们。

我们参观了洛川会议遗址，又休息了一阵。第四天加速行军，绕小道，走山路，记得这天行程近百里。晚上停下来以后，住在村里，大家都累极了。其标到村里后，就晕倒了。王忠平说，看来中学生年纪小，这么走是不合适的。第二天早上出发后，我们沿着公路走，一边走一边截北上的车辆，以便给其标坐。好几辆车过去了，都拦不住。最后葛邦裕扛着红旗，站在马路中央，硬是把一辆大卡车截住了。我们说明要带个小孩到延安，司机同意了。这样，剩下的路程其标不用再步行了。虽然距延安已经不远，但这时两条腿似有千斤重，挪一步都感到费力。我真体会到人们常说的“走长路最好脚毛都剃光”这句话的含意了。好的是，我背负的重量，已经交给其标带走一部分了。

我们到了延安，市委接待站安排了我们的食宿。在市委接待站里没见到其标，我有点着急。接待站的同志说，没关系，实在不行可以用广播找找。第二天我们分头到街上去找。延安市也没什么街，好找。我果然在街上碰到了，要是在北京市，这可就难办了。

在延安约停留了十天左右。该参观的地方都去参观了。在延安时我们主要参观了中央领导人的旧居、抗大校址以及纪念堂等。

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驻地在保安县（今志丹县）。三七年一月迁到延安，一直到四八年才迁到西柏坡。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胡宗南部二十三万美式装备的部队还有飞机大炮进攻延安。当时保卫延安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装备是小米加步枪。党中央决定利用边区形势险要、回旋余地大、群众基础好的特点，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区转圈。等到敌人的粮完了，精疲力竭了，再找机会消灭之。敌人刚进攻延安时，毛主席就说，运输大队长来了，欢迎！并说，再过一年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实际上，当时敌人占领延安的时间不过一年一个月零三天！

在展览馆我们看到了，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在1940至1942年遇到了极端严重的物资困难。当时主要粮食和代食品有米糠、黑豆、豆钱钱、灰条、马耳菜、蒲公英等。这些在展览里都有实物展出。

毛主席当年的住处很简陋。在凤凰山麓的一个窑洞里。靠门口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两边有小箱子和文件柜。靠里是炕，炕上有一个小箱子（可能是放书的）。院子里有一个石桌，四边各有一个石墩子。“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张桌子前与路易斯·斯诺谈话时讲到的。

中央在延安期间，各处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延安。仅一九三八年五月到八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

延安的情况不像外地那么乱，相对是比较正常的。大量的工作是接待外地来参观的。

据说延安县大约有三万六千人，可外地来的师生就达三万九千人，也确实比肩继踵了。

我们在延安住了将近十天。然后设法乘车往回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坐上了一辆拉货的蓬车。一到铜川下车时，几乎都吐了。我虽不吐，但也晕晕乎乎了。本来打算，再从铜川乘火车往南走，或到广西、云南逛一逛，但此时，中央发了通知，要求串联的师生停止继续串联，立即返回原单位闹革命，搞斗、批、改。在铜川，我们也知道有不少人虽然听到了广播，知道了中央的通知，但仍充耳不闻，继续四散串联去。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再往外走不合适，于是决定停止串联。

从铜川乘火车到延安也是不易的，到处人海如潮，火车实在不好上。我们好不容易到了西安，但从西安往北京的火车很难上得去。我们到了西安本不打算停留，只想直奔北京。即使如此，我们也在西安等了五天的车。

西安组织间的派系斗争也不少，但总的来说矛头比较一致地指向西北局和省委，声讨批判西北局和省委的大的集会几乎每天都有，堪称轰轰烈烈。西安还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几乎每个学校、工厂、机关、企业都有几派分别组建的两三个革委会筹委会。各单位的几个筹委会之间互相攻击，争夺领导权，而且还把这种夺权斗争演到街上来了。大量的宣传车装上扩音器，放大嗓门，批判、干扰对立面。你甚至什么也听不清，只觉得到处在乱喊。西安大字报上街非常多。令人莫名其妙的是，炮轰、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竟也上了街。这种现象，我们离开北京时，北京还没有。因为周恩来总理讲过，有关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去，要注意内外有别。

为了能从西安乘上火车回北京，我们四个男同志吃过晚饭就到火车站排队候车。虽穿着棉大衣，也冻得够呛。特别是天亮前更是难受。一直等到第二天十一点多左右，饭也吃不上。开车时才叫两个女的和其标来。还好，折腾了两天，总算“上”了车。可我们的全部人马都是从车窗里塞进去的，办法是楞爬进两个人，搞“里应外合”，后面的人才算“上”去了。车厢里挤得你都喘不过气来，连行李架上都坐满了人。

上了车，要想走动一下是太困难了。脚是踩不着车厢地板的，只能踩着人的肩膀走。后来我们还知道，一个车厢的厕所里竟然塞进了十六个人。我怎么也弄不懂，十六个人是怎么塞进去的！当然，车开了，想喝水吃饭是绝对没门的。幸亏我们还算有先见之明，每人带了两个烧饼。

              5.一片冰心在玉壶

从延安回来，已是十一月底了。转眼就要到六七年元旦了。元旦前夕，陈康平和李凤祥准备结婚。这事还引起了一阵小风波。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正忙，你结什么婚，岂不影响了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一听就火了，我反驳说：“结了婚一块生活，就影响了参加文化大革命？如果真是那样，已经结了婚的，得全部离婚？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一些人无可奈何说：“他俩是你撮合的，当然你极力主张办呀！”

说起陈李的结合，真有点戏剧性。陈在石家庄上高中时，和女中一位马来西亚归侨谭惠芳谈上了，一段迷人的恋爱过程后，谭提出分手，老陈气得在操场上一个人吃西瓜，曰：“压火”。我当时安慰性地半开玩笑说了一句：“有啥的，她又是资本家出身，本人我看也不怎么样。我以后给你介绍一个好的，找个党员。”两年多后，我大学毕业了，陈有一次从西安写信来告诉我，谭在天津和他见了面，提出说重归于好，问我怎么办，他自己还说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却很坚决地说，出尔反尔，是何目的？不要！可能是64年底或65年，我问起毕业后在机械系工作的李凤祥，给她介绍我同学的事，她基本同意。陈当时在上海实习，我就向李索要了一张相片，把相片寄到上海，我当时告诉陈，李是党员，人还不错，问他意见如何。陈很快回了信，说看来还不错，只要我认为好就行了。这样，他们也就真的接触上了。

我是第一次当红娘，也是唯一的一次。到他们结婚时，我是主持人。我心想，总算还了愿，没空许诺。

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被以“派工作组本身就是路线方向的错误”为由撤走了。运动发展倒了一个新的阶段。突出的特点是，掀起了新的“高潮”，更加乱而无序。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穿着军装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讲话提出“四打倒一反对”，即：“要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这个大会上，刘少奇虽然也出来了，但已经不占主要位置，而且十九日报纸报导这个大会时，刊登的照片也没有刘少奇的。同年八月二十日前后，街头到处可见红卫兵的“告示”、“最后通牒”：不准留“飞机头”、不准穿“牛仔裤”、不准商店出售化妆品，要坚决扫除“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来，还把中国过春节也说成旧风俗，不许过春节。后来发展到见到男同志的“飞机头”（即男子头发留长点，往后梳的大背头）和女同志的大辫子一概抓住就剪。到了九月份，抄家的风气盛行起来。据说抄家是抄“四旧”的东西。当然哪家有钱、金首饰也抄走的。钱财倒不是什么“四旧”，而是拿到是有用的。还提出支持抄家与否是支持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在九月份粗略地统计一下，仅我院被抄家的就达二百多户！

至于后来抄我家的，那是另有企图的，并非是为了什么“四旧”，更不可能是想顺手牵羊捞点外快，因为我穷得几乎一无所有，这点大家都是知道的。而且抄其他所有的家也并不扣人的，唯我却是个例外。

情况是这样的。 

年后不久，有一天晚上，轻院归侨学生造反小组以林业为首的几个人突然到我家来，说搜查黑材料，家里翻了个遍。把日记本、信、相册等全部搜去。还对收音机反复查看，顺着收音机的天线一直翻到另一间屋子的床底下。我心里多少有点明白，这不是什么搜查黑材料，而是另有目的。因为收音机是放不了什么黑材料的。当晚，把我带到学院一间教室审查问话。特别问了在国外时和什么人来往，回国经过香港时和谁接头之类。从约十一点一直折腾到次日三、四点钟。并一连三四天看住我，不让我回家。我当时明确告诉他们，你们扣留我是错误的，是违反宪法的。可这些人听了，反而笑我无知，说现在还有什么宪法不宪法的。学校保卫科李石等来劝说他们也无效果。我还对他们说：这样吧，我也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怀疑我什么都可以。我说的你们又不相信，我建议你们仿照目前流行的做法，向全国各地散发传单，要求所有认识我的人揭发我，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生活上的，只要查实了，我都认可。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我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但工作以外的任何坏事我都没干。我心明如镜：我是纯洁的。我无所畏惧！

我知道，从他们把我抓起来那时起，他们就怀疑我是国民党派来的。我心明如镜。你怀疑总得拿出点事实根据来吧。他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根据”呢！

关我的三四天当中，他们“照顾”得颇好。上厕所都有两个人跟着，饭也买好端来。后来放我回家时，我连饭票也不交。心想，你也得付出一点点吧！

他们从收音机里没找到我的“特务”证据，却意外地在我的日记里挖出了“宝贝”。

被抄走有我的十几本日记、来往信件、笔记本、相册等等。抄家之后约十几天，学院的操场大字报栏、墙上贴满了我的日记摘抄及大量按语、批判文章。他们从我的日记中发现了多处“反革命言论”，于是就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反革命”帽子，掀起了一阵声势浩大的批斗热潮。很是轰轰烈烈了一阵子。这个声势使得批判学院副院长、已被认定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纪的情景也相形见绌了。

学生在我的日记上摘下来的“反革命罪证”大体分三个方面：一是反对江青，二是保刘邓，仇视造反派，反对文化大革命，三是怀疑周总理。显然这其中大多数都是断章取义或牵强附会的。

一．关于反对江青的“罪行”。

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江青到我院来煽风点火，她的丑陋表演实在令人气愤，所以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了自己的看法：“江青同志不让发表不同意见，还念了篇李富财、项玉清同学攻击贺林同学的不符合事实的条子，这些做法对一般同志来说倒也不必深究，但对于高级领导干部来说，却是太随便了。中央负责文革的领导同志，说一句话都有千斤重。”“因为江青同志对（工作组长）邓东哲同志的名字的非议，引起了一些同学分析这个名字了（说东，东方，哲，伟人也。这是自命东方伟人），说从名字看也是要篡党夺权的，因此无疑是黑帮。”“江青同志在念三位同学的‘绝命书’后，说她掉泪了，还说不掉泪的人是没有阶级感情的，叫这些人站出来。”“这些做法都欠妥。”“江青同志这些做法使人口服心不服，或不全服”。到了十月份，社会上、学院内都出现了并不是公平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我在日记中又发了这样议论：“谁说错点什么，出身好的乃曰糊涂虫，出身不好的则斥之为狗崽子……江青同志来校后，更是助长了这种歪风。她不让贺林说话，把贺林推下台……接着学生要把贺林赶出学校，送劳改队（贺林同学家庭出身不好），还要把学院出身不好的学生赶出校门等等。之后又出现了开会发言要先报家庭出身等现象……这是形左而实右的小资产阶级路线。”

二．关于保刘邓，仇视造反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我们几个人的长征小分队从延安返回到西安时，我在街上看到许多大字报上街，而且是揭发、声讨西北局、省委负责人的。我认为不大妥当，因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者会大肆宣扬利用的；关于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不要上街，周总理也是讲过的。但西安的街上却贴满了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对此，我感到忧虑。我在日记中写道：“这种做法实在有点过分。不仅是过分，重要的是不从整个大局出发，不考虑政治影响。这在政治上是幼稚的。”

在六六年九月中，到处印发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宣传单、倡议书。我说：“大部分倡议很好，但有些倡议也是不对的……如自行车上装语录牌、饭店不许卖较好的饭菜、顾客吃完饭要自己洗碗等……”

对于串连，即所谓“煽风点火”，强制别的单位的群众起来造其单位领导人的反这一问题，我认为：“串联是需要的，是革命的。但搞文化大革命要相信群众，要依靠本单位群众。代替包办是搞不好革命的。”

有人揭发党委宣传部长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暧昧关系，但那事实也太牵强了。我在日记中写道：大字报“一看就感到很有问题。虽然声明未下结论，但用了‘心神不定’、‘举手长劳劳，两情相依依’等句，实际上是主观武断下了结论的。”我还说：“用大字报方式公布男女关系，不一定合适……”。我对一些大字报“写些谩骂的话，彼此对骂”不满意，说：“这很不健康。谩骂绝不是战斗。重要的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骂的结果，造成同志间的分裂、不团结，有什么好处呢？”我还针对学院红卫兵蛮不讲理、骂人等提出看法：“只许你说，不许我说；只许你骂娘，不许我说话，那就不好了。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样争取不到群众，人家不同情你，不拥护你，你非孤立非垮台不可。”对于学院红鹰队抢砸院文革小组和别的红卫兵组织，我写道：“我不赞成红鹰这种做法，这是野蛮行径，是违背十六条的行为。如果对方也采取同样做法，两方殴斗就在所难免了。这一来就等于自己打自己。”

类似的“罪行”还有不少，就不一一摘录了。

三．关于所谓“怀疑周总理”

这事发生在1967年初。当时不仅各省主要党政领导被打倒，中央不少领导同志也一个接一个被揪出被打倒。就连被认为是“最最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中也能揪出个把“黑帮”来，陶铸同志就是一例。对于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我十分疑惑不解。还有一个现象：手下的人，你重用的人有了所谓“问题”，那么当头的人起码就有了一个“重用坏人”的罪名，因此也得完蛋。象我院，各级，包括各教研室主任成了坏人，朱康一把手仅凭这点就罪责难逃了。我对宣传部部长王化说过：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按照这个什么鬼逻辑，现在各省委主要负责人、中央出了那么多所谓坏人，这么推论下来，那么毛主席也有问题了？王化听了吓了一跳，立刻制止我说，你的脑子也太不像话，太爱想问题了！可不敢对别人说这样的话啊！是的，不能乱说。但我思想上对这个鬼逻辑一直想不通，这个逻辑太害人了。还有的报纸“批判一切条条框框”，我认为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无规矩何以能成方圆！十六条就是条条框框；不能反对社会主义，不能反对党，这就是最大最重要的条条框框。这样的条条框框没有了怎么了得？在1967年1月5日的日记中我写道：“陶铸、刘志坚被揪出来批斗了，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陶铸是最近中央提上来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第四把手，还是中央文革的顾问。”“中央以及各省这么多高级干部真的如此反动？真难以理解！”（说陶铸的罪状是包庇坏人）“周总理的秘书是‘坏分子’，总理还保过陶铸，总理会不会也有问题呢？”

“罪行”当然还有的。不过仅凭以上这三大条难道还不够“反革命”？不但是“反革命”，而且还是“现行”的，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了！

他们把我的日记摘抄和他们的按语、批判文章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大的专栏，把这些“宝贝”当作他们的“战绩”公诸于众。

看这些大字报的人一批又一批，满操场都是。当然我也去看了。我主要是看抄错了没有，也看看他们断章取义的手法。看大字报的人议论纷纷。当然人家不会理我，也不敢理我。紧接着第二天，特大的标语从楼顶上往下挂，一幅又一幅。大体是：“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赖春方！”、“赖春方攻击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罪不容诛！”、“赖春方是反对中央文革的罪魁祸首！”、“赖春方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等等。当然在我的名字上还打了很大的红叉叉。除了挂着的大幅标语，还在地上的洋灰走道上也写满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标语，声势十分浩大。

到后来批斗我的时候，揭发材料又增加了不少。比如说我反对唱毛主席语录歌呀，说我反对把所有墙都涂上红油漆的“红海洋”做法呀，还说我讲过“江青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呀，说我把海外作小生意的“资本家”冠之以“炎黄子孙”之名，和资本家称兄道弟呀，说我在农村秋收时看见一个反革命子女被强制劳动就说是“株连九族”，是和反革命“臭味相投”等等等等。

斗争会是少不了的。一共斗了多少次，实在难以说清。第一次大的斗争会是在大标语贴出的当天，地点是在大礼堂。我被揪到大礼堂台上，即头年打擂台的台上。台上放一张长板凳，让我站在板凳上，低着头，两手向后举，谓之“坐飞机”。站在一旁的学生还嫌我头低得不够，不时用手使劲往下按压。还准备照相，为了照清脸部，一个学生揪住我的头发往上一拉，闪光灯就亮了（这张照片在平反我的问题时，我看到过。我很想把它留作十年浩劫的纪念，但是当时组织上不肯给我）。这个斗争会开了大约两个多小时。我的腰在四川时摔伤过，此时更加疼痛难忍。但我一声不吭，硬是挺住。晚上回家睡觉时，仰卧不成，只能弯着身子侧卧才勉强睡了一会儿。批斗会几次不让我发言，提问题也不让我回答，真是岂有此理！批斗会上还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连“建议开除”都不是。对这些人，你能说什么呢？这些大学生们，连起码的组织程序常识都没有。也不想想，这种“开除”有效吗？批斗会一开始，就给我挂上一个黑板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赖春方”的字样。牌子的挂绳是一根细铁丝，勒得脖颈生疼，再加上不断的按压，使我的脖子受了伤。十几年后感到头昏、左手经常麻、疼，经医生检查、X光照相，说是韧带撕裂、钙化，并有骨节增生。医生惊奇地问我：是不是过去扛重包，受了伤？我说，你看象我这么瘦小，怎么能干得了那个活？于是我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说了。他说，从现在这个样子看，你当时受的苦太大了。

这之后，我就很少“闲”了。除了各班级千篇一律单独批斗我之外，所有批斗“走资派”、批斗“牛鬼蛇神”的会，毫无例外，我都必须“陪斗”。当然，也照样坐“喷气式飞机”。幸运的是，我始终没有挨拳脚。

说起这段经历，我倒想起前些时候看见的“三家村干将”之一廖沫沙在批斗会上凿的一首七绝：

    书生自喜投罗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自喜投罗网”几个字倒真是“文人”们当时一致的内心想法，我当时的日记也是一种典型的“自投”吧。

    批斗会叫我陪斗也罢，单个的批斗也罢，都还可以忍受，最令人难以忍受，也是最残酷的方式是把我母亲和爱人也“请”来观光。以致后来我母亲难以忍受如此强大的压力，精神开始极不正常。

与大会小会、一次又一次批斗的同时，也连续多次抄家，似乎下定决心要找到什么好东西似的。可是我家里穷得叮当响，我想你们是抄不到什么“好玩”的东西的。再一个现象是，揭发我的大字报总是不断。我大体都看了。那些大字报除了揭发我在党小组会上说的一些话比较“严重”外，如“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的领导，很不民主。一些做法连党员也够不上。”其他的揭发材料都没有日记摘抄更具致命威力。还有一些如：“自行车挂语录牌，不合适。”“饭馆只作粗茶淡饭，还要顾客自己洗碗，不符合经营服务原则。”“大街上出现打倒刘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把一个国家主席突然这样搞，不应该。”“语录歌谱得不好，不符合语录的精神”等等。

关于语录歌问题，后来在机关开会批判我时，藉此说我反对毛主席语录，我可火了。我明确提出：“我没反对。相反，我正是为了维护毛主席语录的严肃性才提出来的。我反对的是一些语录歌的曲子谱得不像话。比如‘教育方针’这一首，就很不好。按歌谱唱，完全走了味了。这是必须改的。我还多少懂得一点音乐……”批判者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还有一张大字报说我有个妹妹在华侨补校。我说，我只知道我在郑家有哥哥和姐姐，我是最小的。我还真希望有个妹妹，望揭发者帮帮忙，找到的话，我将十分感谢。

不过，我心里明白，写这张大字报者是另有他图的，希望从中找出我的什么社会关系来。

归侨造反小组的林业，几次找我谈，要我交代我的政治活动的秘密。我说，我的历史是绝对清白的，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你要有就揭发好了。

这一段时间，外边不断传来有些人经受不住批斗，或跳楼或以其他方式自杀的消息。当然也不乏被打死而说成是自杀的。玉莲很担心我会出问题，要我想开些。一次吃饭时，当着全家人的面，我说了几句重要的话：“我除了说江青几句话之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事，更没有什么秘密政治活动。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是共产党的鬼。如果我突然死了，绝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这点你们一定要记好。”

表面上看，对我是群起而攻之，而实际上，有不少师生心里并不认为我是坏人。只是为安全计，不敢与我接近了。机643班的毛新民同学一次对我说，我认为你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攻击了江青同志。但不少同学还不认为你是坏人。你可以大胆地站出来，一边揭党委的问题，一边作自我批判、检查。陈康平一次到家来对我说：谁要对我说你是反革命，我就和他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