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正值放暑假期间。团委书记王化对我说：“你利用这个假期到团委办公室来帮忙工作，开学后再回系里，好不好？”既然是帮忙工作，时间又短，我自然无话可说。可是暑假结束时，他又对我说：“团委缺人，你就不要回系里了，留在团委。这事党委也研究通过了。”这回，没问我“好不好”，看来是硬命令了。我只能软弱无力地辩解：“我不适合搞这工作，我在业务上还行的。”王化说：“正是你业务也好，政治上也好，我们就是要又红又专的人嘛！”这样，我就调到院团委了，并且任以院团委宣传部长。

    暑假期间，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义父到北京来看我。元广也从石家庄一起来。我义父在京留住期间，恰好有个夹道欢迎外宾的活动，我负责组织学生的队伍。义父说想去看看。我没对任何人说，就把他带去了。第二天，王化批评我带外人去，说：“有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有外宾，要绝对保证活动的安全。”我说：“我的父亲，我还不了解他呀！”“你们好几年不在一起了，谁能保证这中间不会有变化？”听他这样一说，我倒真希望这次算我犯下了错误，不要我在团委工作了，但仍然没有变动。我义父要走时，我本打算和他一起回广东老家，但领导不同意，说工作正忙，离不开。这样，我义父给我留下六十元。只有元广陪他回广东去了。

    六二年春，在收到玉莲（阿娥在开始念夜校时改的名）的来信中，夹寄有其标的一封信，其大致内容是说，北方比较好，南方饿死人，这样会南北方打起仗来的。我估计这是大人们说的南方饥荒严重、饿死人了，而对于北方的情况他们了解较少，我也一直不曾如实告诉家人粮食困难的事，所以他们以为北方好些。其实相比较而言，一般地说北方那几年的情况倒是更困难些。南方四季绿油油的，而北方近半年的时间不是赤地千里就是大雪纷飞，想吃点树叶也不容易找到。我把信给一些同志看，他们都夸奖我儿子有头脑，懂大事。其标一岁多时，我就回国了。当时固然看不出什么，但还是机灵可爱的。后来他妈妈说，他五岁多一点就上小学了。写此信时，已上小学六年级了。我上大学前，就考虑过让他们尽快回来团聚。这之后不久，我就给玉莲去信，探询他们是否可考虑举家回国。后来一想不行，因为目前国内还相当困难。于是在六三年春，又发一信说：“我这里未安排好，先不要回来为好。”想不到此信竟引起了玉莲的疑心。她立刻回信指责我：一时说一个样，究竟是为什么？是否被“才女”缠住了？因我不敢说国内经济困难的事，所以引起了误会。马荣纯同志知道后，对我说，还是不改初衷吧。现在情况已开始好转了，他们回来不会有多大问题的。何况还有归侨的优惠政策呢！这样，我又发信，同意他们回国，并把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他们了，以便到广州后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还根据国内的情况，要他们尽可能地多带些棉花和布回来。

很快，六三年的七月中旬，玉莲和两个孩子就到了广州。广州华侨宾馆的服务员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正准备北上。我即打电话给在广州的郑祝聪，请他带领他们母子三人在广州玩一玩，并请他协助购买车票等。

为了接家属，院后勤分给我一间房子。因当时房子很紧张，仅仅十几平方米，在南礼士路轻工业部宿舍区里。我的对面是李谣生一家三口。厨房是另一大间共用的。当然，我买了锅碗瓢盆之类的用品。房子安排好后，我直到玉莲到京前的一天才卷了铺盖卷搬进去住。

七月三十日，我正在皮591班参加一个讨论会，因为天气热，加上教室也容不下三个小组的讨论，其中我这个组就在操场一侧的一棵大树下围坐讨论。正在讨论的时候，团委庞素珍拿着电报来找我，说：“你爱人明天到，你赶快作准备吧！”自然，小组中所有同学都听到了。其中周丽珍同学脸色突然不好看。一扭身，低着头走开了。有的同学问：“怎么啦？”我说：“大家继续讨论。别理她那小姐脾气。我先走了。”其实，我心里明白她是为什么。周是个很好的同学，说实话，也没发什么小姐脾气。她以及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以前有妻室。她也知道我终要叫他们回来的，但就是不相信。平时经常来找我说这说那。星期天还经常约我陪她练乒乓球——她是女乒乓球队员。我只是按一般同学对待她。可她却十分热情。以往假期从上海回来，还给我捎点好吃的东西，名曰“敬奉老师”，实在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好的是班上同学都不知晓，否则对我确实影响不好。近来听说，她在上海结婚后，一直很不如意，后来离婚了。不知与我的情况有无关系？但愿不是。也不可能是。她六四年毕业后，直到八二年我们唯一一次为公事联系过一次而已。

在火车站，见到玉莲和孩子走下来。孩子长大了，蹦蹦跳跳。我确实认不出来了。

其标已经十一岁多，二儿子也已十岁。玉莲很瘦。后来她告诉我，在船上睡觉时，晚上海风大，吹感冒了，很重。在广州也吃不下饭。幸好孩子没闹病。

家人回来后，陆续有不少同志来家探望，以表慰问。当然以我们的条件，也无法留客人吃饭，也没什么糖果之类的东西招待。虽然当时国家的困难已经开始好转了一些，但物资仍然匮乏。糖果是买不来的，仅仅是蔬菜可以多供应点。

玉莲和孩子有一天也到学院去看看。徐桂荣带她和孩子去转悠。徐桂荣还专门让玉莲到宣传橱窗前看我的一张大照片和事迹介绍。告诉她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后来徐告诉我，玉莲看过照片的表现很平常。我说一来她本来不易激动，二来她对此类评什么先进大概也不理解。说起来，我自认为评为先进也当之无愧。我工作兢兢业业，寒暑假包括春节，我都在值班，把组织学生活动的各项工作都揽到身上。特别是六三年初，王化同志让我起草院团委改选工作报告。他说胡星章同志原先答应写的，可是在宿舍里闷了一个星期，一个字也没写出来。我知道这任务太艰苦，特别是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到团委工作的时间不长，以前团委的工作我什么也说不上来。但作为任务交给我，也是信任和考验，我不能推托的。更困难的是，让我写五年来的团委工作报告，既没开会讨论提纲，也没指明今后团委的工作任务与方向，只给我时间，而且这时间也不可能太长，我总不能写它一个月吧？因为时间已被耽误了。反正赶鸭子上架，不上也得上。我一接到任务，就立即搜集资料，边看边摘记边思考，然后列了个提纲。又反复修改提纲。对于今后的任务，也简单，重点抓住学毛选，并提出如何学观点，如何运用于实际，同时提出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奋学习，掌握专业技能。当然，也搜集了不少具体人和具体事的好典型。这样，大约两天两夜下来，上火了，牙疼得不得了。没时间管它了，吃了几片镇痛药，捂着腮帮子，就日夜不停地写。一个星期以后，交卷了。卷子一交王化可高兴了。他估计这近两万字的报告，至少也要半个月才能看出眉目的，谁知这么快就出来了。他惊异地问我：“好快呀，才一个星期就写完了？”我说：“哪里，是两个星期！”“怎么？”“还有晚上不是吗？”自然初稿是不成样子的。王化、徐桂荣又抓紧修改、打印。总算团代会如期召开了。事后，院长、党委书记朱康也表扬了我，说我能拼命。

玉莲到京后约半个月，正值暑假。学院组织学生到农村访贫问苦，帮助农村劳动，自己也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我和两位老师负责带领四十多个学生到通县农村。

乘一段车后即步行。因天气热，到了一个小村庄，树木丛丛。我打算让大家略略休息一下再走。可是老天，我不得不下令低头继续前进。原因是这个村子老百姓见了长长的队伍走过来，不少人都跑出屋外观看。观看我们的农民中，有不少是年轻的农妇，有的大约不过二十岁多一点吧。这些年轻的妇女不知为什么都不穿上衣，两个丰满的乳房完全裸露着，还笑嘻嘻地满不在乎，实在令我们不敢再抬头看她们一眼。后来据一些熟悉农村的同学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有些年轻的妇女和男人打闹时，还用奶水去喷人家哩！等我们到了目的地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负责膳食的同志立即联系做饭。晚饭吃面条，吃了多少呢？平均每人是一斤二两！也实在吓人！

其标经常头疼，鼻子也不太通。医院检查说好像是鼻窦炎。于是住院治疗。住院时，我买了个日记本给他，告诉他可以写写日记，可以把病的情况及治疗过程记一记也好。他还真用心记呢！据后来医生告诉我说：“这孩子什么都问，好奇心很强，还记什么哩，有出息。”其标身体不甚好，看了中医。有时药不易买到，我就买了张汽车月票给他，让他满北京市乱跑，到处找药。当时他仅仅不到十二岁。他倒记得清回家的那路汽车，没跑丢了。有时较近的路他就走回来。一次他告诉我，从什么什么地方到家一共是几里路。我很奇怪，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从那地方到家一共有多少根电线杆子，每根电线杆相隔多少米，加起来就知道了。说实话，象这些事，我们从来不注意，他倒是很细心的。玉莲说，其标小时，有时半天不动地坐在家门口的大路边数半天之内有多少车辆往来哩！其明比较好动，弄枪舞剑的，但动脑子少些。搬到学院北边平房宿舍来以后，其明还经常拿一个铁丝作的爪子去拾破烂。他见到什么好玩的，或者家里能用的都往家里检。那时也确实困难，玉莲也时不时地出去拾破烂。

玉莲回来不久，入秋了。我告诉她做棉衣、棉被、棉褥。做衣裳还会，做棉被之类就不会了。好的是，我还知道一点，就告诉她如何制作。她从国外回来时，带了两麻袋棉花，这是幸运的，要不然到哪里去买呢？可没想到的是，她带回来的全是木棉，作褥子作枕头都好得很，可作棉衣棉被就不行了。刚用了一年，棉花就成了团状。被子衣服都不能用了。邻居说，你那是什么棉花呀！不行，得买我们用的这种棉花才行。于是我们用布票换些棉花票，又向人家要点棉花票，加上我们四个人的棉花票，集中到一起，买了棉花，第二年重新做被子和衣裳了。

在月坛轻工业部宿舍的房子，只有约十二平方米，住四口人，又加上东西多，实在太紧。我找后勤处一说，后勤老马也认为确实应该调整。他说，现在只有一套平房，三间，在学院后面。但那房子没人要，因为正中前面被一座房子挡着，光线不太好。我说，总不能让房子闲着吧。我决定要了，而且马上搬家。搬来后，冬天也到了，生的炉子也不暖和。房子是新的，还没住过人，褥子底下翻开一看是湿漉漉的。那时还没有蜂窝煤，烧的是煤块块，一不注意就灭了。晚上半夜还要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加一次煤、掏炉子。因为炉子不大好，老是封不严。有一天我上班了，上班前我忘了整理好炉子，炉火灭了。其标冻得不行，跑来办公室找我，哭了。我才赶紧回家生炉子。徐桂荣知道后，把我批评了一通，并说，今后家里先安排好再来上班。实在来不及了，也可以迟点上班嘛！我虽说在北方过了十个冬天，但都是住的集体宿舍，对于家庭住宿没经验。所以当时搬家时间选错了。新的家离上班地点倒是近得多了，但没有考虑到孩子们刚到北方，还不适应。如果第二年夏天搬，可以在月坛享受暖气取暖，不致于冻得够呛。

总之，这年冬天，把我好折腾了一阵子。更麻烦的事出在春节前夕。年三十那天，我半天多时间开着炉子做饭。由于外面正冷，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煤气充满了房子。我倒没什么感觉，可是玉莲开门出去，一见风，即向后一仰倒下了。我听到“咚”的一声，回头一看，她晕倒了。我马上把她抱到外屋的床上放下。不一会儿，两个孩子也说有点头晕，“要睡觉”，我赶紧开窗通风。好多年后，玉莲还常说后脑勺有点疼……。

孩子在月坛住时就报名上学。考虑到在国外中文水平可能低于国内，孩子年龄也还小，为打好基础，其标上了五年级，其明上了三年级。同时孩子入学报名时把姓改了，改为姓郑，以让记住旧社会我的情况，其明原来名其福，我把“福”的仄音改为平音、扬声的“明”，念来上口些。谁知，这一改，母亲回来后极不高兴，成天闹，认为赖家的传宗接代给弄没了。我怎么说也不行。后来不得不在户口的别名栏中再写回原姓氏。其实，这也不顶用的。

家里回来了，一下子从一张嘴变成四张嘴，再加上买点这买点那，孩子又住院一段时间，生活确实比较紧张了。好的是，他们回来之前，我存了三百多元。我曾向几个同事说过，我存了三百多元，他们都不相信，说我吹牛，说这么点工资，又遇困难时期，一般人的钱都不够花，你怎么能存下钱？其实他们哪里晓得？我是从嘴里掏出来的。电影不到外面看，冰棍不吃一根，东西什么也不买。我一毕业出来，就打算叫家人回来的，不存点钱怎么能行？确实，毕业第一年才四十九元，第二年转正后也才五十二元，六三年破格给我升了一级工资，到了五十六元。这次升工资所有留校学生都没有，大概因为我表现比较突出，又是先进工作者才破例提升工资的？学院对困难职工一般给予补贴，特别是主要节日还另给些生活费。程序是个人申请、组织批准。象我这样的当然完全可以申请的，但我没有申请。不想，这事惹来了批评。有一天，快到年关了，主管后勤工作的刘亚萍副院长突然带着第二任团委书记徐桂荣，还有后勤处的一位同志到我家来了。我一时楞住了，以为有什么重要的紧急任务找我。我问：“刘院长是不是有什么事？”刘院长说：“没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申请补助？”我说：“没事，我挺好的。”刘院长叫后勤那位同志把三十元拿了出来。那位同志说：“刘院长不高兴哩！你应该实事求是嘛！……”徐桂荣也说：“你害得我也挨了一顿批评，说我不关心群众生活。”我说：“这是我自己的事。现在还是困难时期，自己克服点也就行了。”刘院长他们又问我爱人及孩子生活习惯吗？还说要注意保暖，要学会过冬等等。又看看棉被褥等，问寒问暖，着实叫人心里热乎乎的。学院不久让我填了个表，给我定期的补助，连我工资在内，每月有七十二元，顿觉宽松了许多。后来我母亲回来，补贴再没有增加，但也不少了。不过又吃饭，有时又看病什么的，也还是紧张。特别是粮食怎么也不足。我们经常采用多吃点菜，多喝点稀的，作为补充。一般是煮一大锅玉米面粥，然后切些大白菜混进去一煮，就大碗大碗地吃开了。平时买菜总是傍晚时分上街去买成堆的菜，一堆一角或五分钱。新菜上市是不买的，太贵了。孩子们也懂事，不敢要钱买东西。一次其标去天安门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我给了他两角钱，晚上回来时，他又把两角钱交了回来。问他为什么中午不买点点心吃一下，他说太贵了，饿着肚子就回来了。

为了找点事干，以补贴生活，玉莲在开春后到北海旁边去学习机绣。自家有个缝纫机。我们想，学会以后，也许可以挣点钱。谁知学了两三个月，回来却揽不到活。还好，学院管家属院工作的同志让玉莲到家属辅导站当了小学生辅导老师，主要是学生放学回来后，辅导孩子们的作业。这一来，虽然月薪只有二十几元，但也于生活大有补益。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学校全放假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