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是二年制大专班，基础课学得不太多，主要是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所以到59年下半年就用相当长的时间来搞专业实习。一接触实际，全班同学思想问题日趋严重，主要是皮革行业的脏和臭问题不好解决。一说到我们将来也不过是个“臭皮匠”，大家更烦了。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皮革行业的前途到底如何？会不会被人造革所取代？当时思想政治工作主要的或者说只能是从人民的需要这个角度出发去阐述我们的职责。至于人造革的发展要完全取代真皮，从目前来看，还是不可能的。因为人造革的透气性几乎为零，卫生性能达不到要求。皮革行业还是前途广阔的。还好，那时大家的思想比较单纯，一说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也就基本认可了。虽然这样，但第一次在学院实验室做兔皮时，连我也感到腻烦。生皮浸水后肉乎乎的，谁也不肯下手去抓拿。特别是几个女同学更是见之退避三舍。不过，时间一长也就好了。我们后来还到上海、沈阳、大连去实习。实习时，我们求之不得的是厂里制革中出现了质量事故。因为一出事故，技术人员、工段长、车间主任都来开事故分析会，分析会上从工艺制定、技术操作方方面面都进行认真的讨论。那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们虽在旁听，但也受益匪浅！

在沈阳实习后，我一个人乘车去大连联系。当时是夜间乘车，不知怎的，早上一到大连，我浑身就起了疙瘩，又痒，又拉肚子。我立刻到附近医院诊治。大夫给我注射了氯化钙液。注射到一半时，我感到从四肢末端开始向上麻。不对头，我喊叫立即拔针！话刚说完，我就昏死过去了。醒来后，我首先要看注射的是什么药物。护士给我看了，没错，是氯化钙。醒过来不久，病情也就好了。看来是药物过敏。所以，至今我还是十分警惕氯化钙液。

1960年夏天，我即将毕业。毕业前每个人都集中精力搞专业设计。我搞的题目是《制革生产的半自动化》。这种半自动化生产在有些工序仍需停顿检测，而其鞣制转换过程的某些工序采用管道式的。这在理论计算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中如何，谁也没有搞过。不管怎么说，多少有些开拓精神吧！因此，我毕业设计得到了满分——五分。毕业设计之外的其他科目仍采用考试的办法。我也全部获得了满分。在毕业时，全院评优中，我荣获了学院的“优秀学生”称号。

分配工作前填志愿表时，我对单位的选择是工厂。我感到只有到工厂、到生产中去是最好的，最能得到实际锻炼，增长才干。很快李光模同志找我谈话，问我的志愿，我坚决提出到工厂去。至于到哪个省，可由组织安排，不挑拣。但李光模告诉我，学院已决定要我留校。这一下把我难住了。最后我说，我保留个人意见，但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与之相伴的是我的入党申请问题。李光模告诉我，支部研究后准备讨论我的申请。于是填了表。八月中旬，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预备期一年，到了1961年12月党委会通过了我作为正式党员。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团委书记王化和系秘书李光模二同志。我是我们班唯一在大学入党的。其实在当时我认为够条件的起码还有何素云和荀治国等三人。从这可以看出，在组织的发展问题上还抓得不够。不过，这么些工作主要靠李光模一个人，干部配备上确实也不足。

一毕业，碰上了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所有的人均核减粮食定量。我们刚毕业的人定量减得不多，只减下两斤，为每月30斤。定量为二十七八斤的干部也不少。其实如果副食跟得上，每月二十几斤粮也可以满足需要，但问题是肉和油也极缺，蔬菜也十分稀少。这些后来也全凭票供应。油是每人每月四两，肉是半斤。开始时还感觉不出什么来，可是半年一年后，问题就相当严重了。由于较长时间缺少副食，特别是缺少油和肉，一顿饭几两粮吃下去，就跟没吃饭一样。如果稍微放开点，一顿一斤也不觉得怎么饱。记得有一次，黎国祥从北京制革厂打来电话，叫我第二天（星期天）上午到他那里去。我按约定时间到了。他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大脸盆，脸盆里装了满满一盆油乎乎的肉皮冻。他说这是厂里剔下的猪皮下脚料。把猪毛去了去，不很干净，但还能吃。于是我们每人各用一把勺子，大吃特吃起来。肉皮冻除了有点盐味之外，什么也没放，但味道确实不错。就是黑的白的猪毛确实不少，但也统统进了肚子。两人一下就吃了大半盆。这回确实是吃饱了。还有一次是在市里开会，连开了好几天。最后一天说是每人给补助几两粮。我们高兴极了。这天中午吃菜包子和粥。我一口气吃了八个大包子和一碗粥。我这八个包子还是中等的食量。困难时期，街上凡是卖的“进口”货，都要票，什么菜票、粮票、点心饼干票等等。一个月一人有一张点心票，可以买点心或饼干半斤。开始时买酱油可以不要票，于是不少人纷纷买酱油。我们吃学院的食堂，自己不能开伙， 但也经常买酱油。干什么？因为酱油是大豆酿的，毕竟是粮食，有营养，味道也可以。我们上班或下班以后，经常用酱油泡水喝。省去了喝茶，还觉得挺美的哩！但后来酱油也不能随便买到了。一次，家住近郊的郝增同学晚上拿来了一棵大白菜，把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今晚可以饱餐一顿了。可是又没有电炉子，怎么弄熟它呢？人如果饿极了，什么办法都能想得出来。吴立中说：把菜用小刀切碎，用盆子端着，拿到锅炉房，用开水先烫一次，把水倒掉，再放进开水，不就能吃了吗？我们按这个办法处理了。大半盆这样半生不熟的白菜，没油又没盐，三个人美滋滋地吃了个精光。过后我们还问郝增：以后还能搞到的话，再搞点来。郝增说：“哪里！今天我是帮生产队收白菜，天黑了，我故意藏了一棵，然后偷偷拿来的……”我们非常羡慕有家室的人。我们认为他们买来定量的多少粮就是多少，不象我们食堂的二两馒头，越做越小，越来越胖软。说是二两，其实也许只有一两半。反正是不够二两。说是一个月半斤肉，其实每个月只能吃到一两次，每次也就那么两三小块！再说，有家的人可以干稀搭配，连汤带水，把肚子撑个半饱也比我们强啊！可是住家也有住家的困难，家里有小孩更是棘手的问题。小孩子一上饭桌就抢大人的饭吃，大人又不能长时间不吃或吃得太少。于是当孩子来抢时，大人有时不得不含着眼泪打骂孩子。据说老曹家里的两个小男孩就特别不听话，也特别抗打。父母一边打他，他一边抢馒头，还一边哭着把大半个馒头一口咽了下去。真是没办法啊！这种情形倒使我想起艾芜在《南行记》中写的一段故事：一个人买了个烧饼，一不小心被饥饿的流浪汉抢去了，正追上去打他，可这流浪汉一边跑，一边把个大烧饼三口两口地咽了下去。自然也就不必追打了。

住家的人，有炉火有炉具，也还有些办法弄吃的。有一个礼拜天早上，我看见一系的党支部书记张跃瑞同志在采柳树叶，装了满满一箩筐。我问他，采这柳树叶干什么？他说，回去把它弄碎，掺在面里蒸馒头。还说挺好吃的。那段时间里，可怜学院院里和周围的柳树，除了顶尖还能看见绿叶外，其余的都被人们采去吃掉了。

肚子饿时，总爱回忆有的吃时、肚子饱时的幸福与欢乐。于是不论何处，也不管何时，大家凑在一起聊天，总也离不开吃的话题。特别是一些年青人谈吃谈得非常起劲。什么肉怎么烹调味道最好，什么菜应该如何炒、加什么调料味道最美，还说到过年大会餐等等，说得每个人不断地咽口水。有的还巴咂巴咂地象真的在吃美味佳肴哩！大家把这叫作“精神会餐”。这种“会餐”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可是散场以后，大家只有忍受饥肠辘辘的痛苦。

我们学院和其他单位一样，困难时期的前期就在东郊的东坝办了个农场。主要是种些食物，以补贴食堂的伙食。东坝农场是师生们轮流去劳动的。谁都乐意去农场劳动。虽然说劳动增加了体力的付出，这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在农场劳动的人，虽然主食是按各人的定量来控制的，谁也多吃不了，但蔬菜却可以多吃，这就十分吸引人了。我也被派到东坝农场劳动过两次，感到比在学院里好过些。在农场劳动的人，每天吃过晚饭，不到七点时，就赶紧趁肚子不太饿时上床睡觉了。

否则过一会儿肚子饿了是难以睡着的。白天的劳动也不算太累，蔬菜能多吃是最大的乐事。一碗 白菜五分钱，一点油腥也没有，可大家还是排着队买，直到大锅见底为止。

说到油， 有一次我和吴立中两人连续吃了两天的好油水。事情是这样的。李光模秘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小罐猪油，告诉我说：“这些猪油坏了，不能吃，你拿到实验室看看是否能作几块肥皂。”我闻了一闻，确实有个难闻的味道。中午吃饭，正好是大米饭，我挖了一勺，放进热饭里，一吃还真好吃。我跟吴立中一说，他高兴得不得了。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吃开了。当然不能吃完的，还得留一点作实验，好坏得有个交代才行。还有一次，我们三四个人在农场将花生米麻袋装上卡车。装了七八大麻包。我和另一个人随车回学院。我们坐在麻包袋上，发现一个麻包有个洞，花生漏了出来。那位同学说：“吃呀！”我说：“不好，这是公家的东西。”“管他什么公家的，是我们劳动的，干嘛不吃？”他先吃开了。接着我也吃了。一路上两个人拼命吃，花生壳扔到车外。到了城里，麻包瘪下去一大块，我的肚子也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