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考虑到国外母亲妻儿生活不易，我应尽早出来工作，以便安定后可接他们回来，所以我跟学校说，我不准备参加高考，想直接找工作了。学校也同意了，并应我的要求，帮我联系好了石家庄拖拉机修配厂工作事宜。我急于去上班，但学校的党支书和教务处长对我说，是否稍后点再去上班？因为学校现在的事太忙，要求我帮助搞些工作，我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距高考日期大概还有一个星期，教务处长又找我谈话，班主任李老师也参加了这次谈话。他们说，上级要求本届高中毕业生都要参加高考，要我必须放弃个人打算，参加高考。这是组织的决定。我说，服从组织没问题，但现在距高考只有一个星期了，别人复习准备功课一个多月，我却连一点书也没看，这怎么行呢？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了解你平时的成绩，你社会工作虽然不少，但也没影响你学习。只要你按平时的功夫，冷静地去考试，肯定可以考上，没问题的。我能说什么呢？不能说。算了，再碰一次运气吧！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再复习也没什么意义了。干脆，什么也不看，让脑子静下来。东串串，西走走。有的同学见我这样应付高考，都笑了。

高考开始了，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进了考场。第一天考数学。我高中开始后对数学没下过什么功夫，所以把握性不大。卷子发到手里，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天哪！怎么一道题也做不出来。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心理紧张作的怪。不过我一想，我本来就没准备，也不打算来考试的，是你们学校动员我考的，算了，把卷子往抽屉里一塞，准备起身走了。可是转而一想，不行。这样一道题也不做，交白卷，回去怎能向党支部交待呢？心想，反正我没复习，大家都知道我要参加工作的，考不上也无所谓。一是大家可以理解，二是正好可以不上大学。冷静了，也无所谓了。再拿出卷子一看，题似乎也不难，可以做。我就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下去。除了一道平面几何题外，其他都做了。考完后，大家对答案，我都做对了。那道几何题没做是因为考前陈康平跟我说，几何题肯定加辅助线的题多，不好做，先放下不作，以免耽误时间。其实那道题也不难。我没做，陈康平也没做，白丢了一道题。我这次考得最不好的是物理。而物理恰恰是数理化中我最有把握的，偏偏考得最糟。为什么？原因在于太傲气、太粗心了。发给一大张白纸当计算草纸的，我连一个小角也没用完。我认为题简单得很，心算就行了，结果都在计算上出了差错。笑话的是竟然有5+2=3，这是后来对答案时发现的。语文试卷有一道题在卷子反面，我连看都没看。这是考完试后，叶省三、兰坤记问我时，我才知道的。又白白丢了十分。但总体来说，我自我感觉良好。一考完，老师问我怎么样？我大胆地说：“问题不大！”李老师也十分高兴，说：“我就说你没问题嘛！”

到了填选学校专业志愿表时，我可作难了。我的目标是选二年制的，以便尽快毕业出来工作，好叫家里回来。我的志愿专业是文科及农科，偏偏就没有二年制的。和老师同学商量后，就填报工科吧！当然主要还是选二年制的。其中填北京轻工业学院的有陶瓷、发酵、皮革。后来皮革专业录取了我。

高考完后，大家都一身轻了。特别是国内同学都在整理行装。这时他们把家里给做的布鞋大部分都当垃圾扔了出来。各宿舍外都有不少，还有破旧衣物等。我则拾起了破烂。主要是拣些破烂布鞋。拣了一大堆，后来用辆架子车拉到外面卖给收破烂的人，记得一次就收入了五元多。当时的五元多真是不小的数目了。那时在街上买一盘烩饼吃个饱，才花四角钱，五元多还不顶现在的一百多元呀！可是也有同学笑我，说我改行拾破烂。我倒觉得无所谓。一来，有人收这些破烂，说明废物仍可利用，不至于浪费财富，二来个人也可有点收入，这活也是好的。连在国外都是笑娼不笑贫，干什么都不应有贵贱之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认为是好事。当时，我身上还有点钱。等大学录取通知书发来，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我想趁空回广东老家见见同胞兄弟。我把想法与党支书王存礼一说，他劝我先不要回。一来节省些钱，上大学买书等也要用些钱；二来等毕业后再去，那时时间更多些，不是更好吗；三来，目前正值雨季，南方雨更多，有的地方还有水灾，万一途中受阻就糟了。这样，我也就放弃了回乡的念头。说起王存礼支书，还是很会作工作的。记得56年时，我回国后带的东西基本卖得差不多了，经济上有困难，我又不想申请助学金，就打算把手表卖掉。王支书知道以后，找我谈话，把我批评了一通。他说，你的意思我们了解。你不想增加国家的负担。但手表你是要用的，而且只有一只。你这样做，考虑到其他归侨没有？你是个带头人，你这样一做，别的归侨也跟着做。他们对国外一说，好像祖国不管他们的困难了，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样，我没有卖手表。后来填了张表，申请了助学金。

55年夏天，我本来打算到广州也没去成。大约是七月中旬，我接到干妈的来信，说她估计七月中旬可能到广州，然后到石家庄来看我们。我正赶上初中毕业考试，于是立刻给凤花发去了一封电报，说母亲来了，我现在走不开，让她在广州等我，请凤花帮我接待一下，我月末再去穗接她。后来据凤花来信说，这封电报把她吓死了。电报是晚上十一点钟送到的。她一看是石家庄来的，知道是我发的，但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不敢拆开，吓得半死。后来，干妈不愿一个人在广州闲等，几天后径直来到了石家庄。我问她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回来，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呀！她说是元广给她去的信，说我毕业后要去苏联留学，要她赶快回来见一面。天哪！后来我把元广说了一通。不过，这事儿也并非空穴来风。毕业前夕，学校确曾说过，国家要挑选一批优秀学员前往青海某地从事国防机密工作（先是培养）。我们都很感兴趣。我自认为是够得上“优秀”的，正在努力争取报名。这事元广是知道的。他把这当成去苏联跟干妈说了。不过这事儿后来作罢了，不让我报名了，只是因为我是归侨。对这点，我很生气，归侨怎么啦？但对于此事我们也没有办法。后来元广想报名参军，也因是归侨而落了空。

为什么机密事业、参军之类的事都不要归侨？过了几年之后我才明白，是因为归侨“有海外关系”，不宜从事这类工作。不过当时说得好听，说这些工作比较危险，万一出了事，难以向海外同胞交代。这类莫名其妙的观念逐步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登峰造极了。我也终于因为这个“海外关系”吃尽了苦头。这是后话。中学里，寒暑假放假时间长，其他同学都回家了，只剩华侨同学。往日热热闹闹，一下子人去屋空，有时也颇感寂寞的。而这次又是高考完了等录取等报到，更有些急躁。

没事干，我们想起按去年暑假的方式，宰狗吃肉。去年宰的是学校食堂喂养的“外来狗”。我们把狗杀死后，整只连皮毛放进热水大锅里，一边烧火，一边搓毛，到水热得难以下手时，也把毛搓个精光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黑狗也成了白狗了”。把白条狗拿起来以后，在炭火上烤，一边烤，一边翻，直烤到狗皮发焦黄，狗唇收缩，狗牙呲着露了出来，再把它取下，开膛破肚，然后切成一块块，加调料熬煮……。开学后，一个食堂大师傅来找我们要狗皮，说：“你们留着也没用，给我吧。”我们听了都偷笑。我们说，我们是连皮吃的，根本就不留下什么皮。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于是我们把整个过程详详细细地给他讲了一遍。那个大师傅说，狗连皮一起吃，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今年夏天，食堂没狗了。我们就到学校外边去套了一只大狗。套狗很简单。用一根绳子，中间做个活套。我拿一块馒头，把狗哄来吃。正吃时，活套套上，两边一使劲拉就成了。那时一边是陈康平，一边是小周。小周胆子小，狗一叫他慌了。我一看，不好，立刻跑上去再拉紧绳子。狗套住并没有死。把狗扶立起来，半杯水灌进其鼻子，立刻咽气了。据说，狗的鼻子一灌水，其肺即炸，立刻死亡。也许吧，反正是死了。我们把狗肉作了一大锅，还叫女中的同学来吃。她们有的说不吃狗肉，我们马上说：“早预料到了。所以我们还做了些羊肉。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其实，都是狗肉。她们也没有说不好吃的。吃完了，她们临回去时，我们才告诉她们是狗肉。气得她们直骂。我说，你们完全是装蒜！

我们两年夏天连吃了两条狗，弄得无人不知晓。郭福来老师（也是归侨）说：“你们在石家庄，把狗弄得狗心惶惶呀！”我们打狗吃，公安部门是欢迎的，因为他们也不喜欢城里到处养狗。

虽然说暑假时大家尽情地玩一玩，还挺高兴的。但一想到今后将各奔东西了，也不胜感慨。多少有点依依不舍的心情。有的还想尽办法表达各自内心的感情。

大约八月下旬吧，我即赴京，到轻院报到了。陈康平则到西安交大，丁振鹏到了天津，兰坤记到保定农院，张烈到北京农学院，王昌龄功课不太好，勉强录到青海……。

四年的中学生活结束了，同学们各奔西东，但友谊却是不会分离的。

1958年8月中旬， 我们之中几个人要离开石家庄了。大家要分手了，作为纪念，有人提议搞个“会餐”，立即获得赞同。于是你买西红柿，他买黄瓜，还有的人买了白糖、醋、辣子等等，拌了个凉菜，大家高高兴兴地吃开了。我吃完就上了火车。

下午到了北京轻院。安顿完毕，晚上睡到半夜肚子闹开了。第二天还发烧、拉肚子。到医务室一看，说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一连两天什么也干不了。

分配了教室，各专业的学生在操场集合，我因是被皮革专业录取的，所以就到皮革专业的队伍中去。接着，院团委书记王化来讲几句话后，即宣布班团支部委员会的组成名单。首先念了我的名字，说让我临时担任团支书。组织委员是何素云，宣传委员是于忠民。并说，过一段时间再正式选举。后来选举还是原封不动。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你又不了解我的过去，就指定我当团支部书记。我从小学到大学，除了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三年级没当干部以外，一直当干部，那都是事实。可我没告诉你呀！这件事直到大学毕业时我才明白，原来每个人都有个档案，里面记录着你的主要东西哩！

班上除了团支部外，当然还有班委会。班长是荀治国。不过真正起作用的是团支部。没有班主任，只有一个系秘书，相当于系主任。不过那是管行政工作的。日常的大量的工作是由支书和班长来干，特别是支书，忙得不可开交。两年时间里，各种会议、社会工作占去了我不少的时间。但学习成绩还不能受到影响，否则工作也难以进行。还好，我的成绩在班上排在三四名左右，到毕业时，我还被评为院优秀学生，获得奖励。

一九五八年，正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宣传和高举时间的开始。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冲击最大的是“大跃进”这面红旗了。我们一开学就赶上大炼钢铁。上面说是在业余时间搞，但实际上这个业余时间也太长了，常是干到半夜，甚至是通宵不停。我作为支书经常要连顶两个班。所以常常白天上课，上着上着就睡着了。老师看到我这个样子，有时故意走到我跟前来大声讲课，即使这样也常无济于事。其实所谓“炼钢”，也十分简单。先在地上挖个坑，用耐火砖砌个象锅样的东西，然后在其下面再挖个鼓风、清灰的坑就行了。点着火后，用木柴、煤炭烧之。而原料则是把各种废铁放进“锅”里“煮”，等化开了再掏出来，黑糊糊的一团，就叫作“钢”，其实，连铁都不如。这种“炼钢”方式，学院的空地上有不少。看起来倒也真是壮观，到处是一堆堆的火光，到处人声顶沸，真是轰轰烈烈。据说全国到处都是如此。一些农村把家里好好的铁锅、各种的农具都砸烂了，拿来炼成黑疙瘩。全国上下都在为完成国家1700万吨钢的指标“作贡献”！到底是怎么回事，许多老师们心里是明白的，那怎么能叫“钢”呢？可谁也不敢说。我却实在不懂，有一次大胆地说：“这个黑疙瘩是钢吗？”荀治国马上制止我：“别乱说，否则……”我们的“炼钢”持续了几个月，后来找不到废铁了，也就停了。

大炼钢铁是暂时停止了，可我们作贡献还在继续——各班同学轮流到附近农村去，帮助深翻土地。拿着铁锨翻地可不是轻松的事，而且一干好几个钟头，有时还经常干到深夜十一点。深翻土地，顾名思义就是要求翻地要深，而且有的还提出越深越好。我们翻地浅些也有近两尺了。我种过地，总感到土地过度深翻是不科学的。把地表的腐殖土翻到下面，生土翻上来，会影响植物的生长的。所以同学们翻得不深，我也不去干涉。我自己也不去深翻。这一来，我们班翻地的速度还挺快的哩。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种政治大气候下，人人自危，科学是阻碍大跃进的绊脚石，即使科学道理在手，谁又敢说话呢！何况当时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清醒的认识。我们采取这种消极的也算是一种“抗议”吧。

深翻土地要到收秋以后才能开始。虽然金风习习，天气凉爽，特别是晚上，还多少带点寒意，但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汗流浃背、气喘嘘嘘。我们班的同学黎国祥写了一首反映实际情形的诗，登在学生会办的黑板报上，反响很大。有人认为他把劳动的环境写得灰暗。因为月亮也不亮，又凉风习习，又浑身汗水，成什么体统！团委书记对我说，要我们班上先写两篇批判文章，我拒绝了。我认为黎国祥本人一直表现不错，劳动中也肯卖力气。至于这首诗，只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至多是艺术上的自然主义。反过来说，环境的艰苦，正说明艰苦奋斗，根本算不上什么错误。团委书记对我看法不甚赞同，但我拒绝批判，他也无可奈何，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的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也轰轰烈烈。人民公社化表现最突出的是“公共食堂制”。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被毛主席概括为“一大二公”。这一来，农户一家一户做饭的灶也“大”也“公”了。农村男女老少都在一个大食堂吃饭。当然，大食堂做饭，口味也一致了，菜色也统一了。这点对于穷苦的农民来说倒不在乎，有吃的就行了。实际上，你不这样也不行——家里的铁锅都炼了钢了，想做饭也做不成啊！没关系，马上就要跨步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了，敞开肚皮吃吧！据说有一个公社炸油条，从早起炸到晚上也供不上吃。这样，公共食堂化没有多长时间也就化不成了——吃空了。

这一时期最“鼓舞人心”的是大跃进。土地似乎是神奇的，天天放卫星。亩产上万斤的并不稀奇。那时提出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看你敢不敢说，你敢说亩产一万斤，你就可以上报一万斤。至于是不是真的？你干怀疑吗？马上就有一顶“怀疑论“的帽子等着你呢！为了打消”怀疑论“，马上就有人出来作证明了——报纸上就报导过，某地水稻亩产万斤，是大家亲眼所见。稻秧密密麻麻，稻穗象堆起来一样。你不是怀疑我解决不了通风问题吗？我是用鼓风机吹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快收割的其他田里的稻子集中移到一块田里的。中国人还真聪明，什么法子都能想得出来。其他方面当然也要跟着放卫星。各种农作物也神奇般地大增产。记得北大学生到河北徐水县参观学习，回来后大加赞扬，并以文艺的形式颂扬徐水的卫星。

有一首歌是这样的：

    歌词是：徐水县那个萝卜呀真那么真叫大呀，挖掉它那个心呀可以住人家！

有了这样的全民的大炼钢、农业放卫星等等大跃进的成绩，自然，我们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十分现实的了。那时我们都深信不疑：过不了几年，我们将迈进人间的天堂——共产主义。还有一个深信不疑的是那时提出的赶英超美的口号，说十五年就超过英国的水平，而赶上美国也是指日可待的了。而且这都是各种报纸和领导报告说的——既然是报纸和领导报告中说的，那还有什么问题！

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我们年青人来说是何等的喜悦！在一般人中也深信不疑。谁不希望天上掉馅饼？谁不希望过上好日子？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就未必相信，也有胆大的提出反对意见。如中央的彭德怀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在庐山会议竟上书毛主席，提出不同意见。于是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批判了彭德怀。说彭反对“三面红旗”，是右倾、反党。我作为支部书记，听了传达报告。后来一下子全国掀起高举三面红旗、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又是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我记得系秘书李光模同志私下对我说过：“右是错误的，可是过左也不对。要走正确的路线。”至于当前情况下，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他没作解释；正确的是什么？他也没作说明。我也不去深究，也不懂得去提出问题。一直以来，提倡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说什么就是什么。提出问题，哪怕有一点怀疑都是错误的，都是不“驯服”的表现。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要求入党，一定要学好如何当好党的工具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