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本不想说了，但不说似也不妥。一来它毕竟是我经历中的小故事，二来，完全回避难免有回避之嫌。再说，一个到了成熟年龄阶段的青年人，男女之间那种微妙的感情是很自然的。说了，因其中涉及一些真实的姓名，毕竟都是作了奶奶姥姥的人了，万一露了出来似也不美气。不过，历史要写真，也顾不得许多了。

这种事情，当初如果处理不好，当然成了憾事；恰当处理了，也马马虎虎说是留下美好的记忆吧。

玉莲是很小就到了我家的。不言而喻，这是旧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习俗。小时候，谁也不懂得什么，彼此都有个性，一起玩，挺开心的。长大了两人就感到很不自然，也渐渐地无话可说了。小时在国外山芭里住，华人基本上沿袭国内农村的习俗，包括儿女的婚姻。所以，什么童养媳、什么封建制度，谁管那么多，彼此彼此、司空见惯的。后来到了城里上学，虽然新潮的东西多些，也提什么反对封建婚姻、要自由恋爱云云，不过对已形成的婚姻，也不会引起什么非议。

解放后，我回了国，问题也渐渐地出来了。

国内与国外不同，每个人都要填写个人家庭社会关系、个人履历表格。到了北京华侨补校，还要些个人自传，而且必须如实写，然后交给班主任。后来知道，这些还要装入个人档案。第一次听说有什么个人档案，说人不管是犯错误还是受表彰都要记载入档。我当然是如实填写自己的情况，特别是自传，还是很详尽的。后来我知道，个人的自传之类的东西，一般是很少有人去看的，除非特别需要时。

我54年从北京补校考入了石家庄二中。

一次暑假前，我班一个叫刘大个子的同学，闲谈中说起他暑假不打算回家，却要到他什么亲戚家去。原因是他不想见他小时候父母包办的小媳妇。开学后，班上几个同学一次在一起闲聊时，谈起大刘同学的事，都认为他反对封建父母包办是对的，是有觉悟的表现。记得那次赵大纲同学还说到，他的一位表叔抗战时期离家参军。解放后，成了一名团级干部，和老家的包办婚姻的老婆离婚了。此举受到战友们的赞扬。同学们还说这种情况不少。我也相信这是真的，起码是无可非议的。但我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我到二中来之后，不太爱说“个人的事”，现在更感到这个“密”是非保不可的了。否则起码在国内的同学中会对我有看法的。于是，我感到有必要找学校党支部书记王存礼同志谈一谈心才是。因为我比以前更迷茫了。过去，如何对待家庭可以说完全是我“个人”的事，现在则不那么简单了，还有个“组织”哩！弄不好，组织上会怎么看自己，自己将来的进步问题岂不麻烦！

王书记平时是经常来找我谈这谈那的，因为我是二中补习班归侨学生的组长。我感觉王书记比较随和、亲切，所以也不太拘束。这次是我主动找他，而且是谈自己的事，多少感到有点紧张。我装作很轻松的样子，把前些天班上同学聊天的事很随便地跟他说了说，看他如何个说法。他说这种事解放后是相当普遍的。还说，同学们的看法也没有错。我心想糟了，恐怕不好谈了。我说，那些不离的人是不是被认为政治思想落后呢？他于是讲开了大道理。他说“中国几千年来是封建社会，封建的枷锁害了不少人。封建是三座大山之一，不推倒怎么能行呢？”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下来问我：“你恐怕是想谈谈你自己的什么事吧？”我说，是的。于是我把我的实际情况谈了。我也知道，王书记肯定看了我档案中的自传了。我还是告诉他，我已经有两个儿子了，我那妻子从小就没有了父母。我说如果我不要了，那她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我父亲死了，老母和妻儿在国外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我如果也离了，家也就散了。在国外农村，华侨不在乎什么封建童养媳的，我如果不要她了，海外华侨一定会说，回国来，变坏了，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我把我的情况前言不搭后语地讲了一遍，王书记却盯着我，一声不吭地听着。我想，他可能要批评我了。但我又不想隐瞒自己的想法，还是硬着头皮讲完了。王书记听了一阵，笑了，说：“你要问我怎么办吧？我说，很好，你不但有爱国心，还有同情心，有良心。我刚才说的，封建制度、封建残余一定要清除，不然怎么搞社会主义呀！封建包办婚姻不反对是不行的，那是害人的东西。思想上认识到了，不离婚，实事求是，不能说他就落后。咳，你可不要给你儿子找童养媳呀！”这时，他笑了，我也勉强地笑了。王书记又说：“你，我很理解。但同学们不一定理解。你在同学中不要多谈这种事。至多说你结过婚就行了。你们班安炳增（团支部书记）知道你的情况多些，我会跟他说的，放心！”

这次谈话后，我多少有些放心，起码在二中学校里的领导那里不会有什么的。中国大陆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反封建婚姻制度，几乎形成一股小潮流、一股冲击波。这种情况从总的来看是对的，但可能正确引导不好，再加上中国人有意无意地搞什么都喜欢“一刀切”“一哄而上”，不从实际出发，其中也难免有一些人从农村来，在繁华的都市里染上一些不良习气，喜新厌旧，趁机另寻新欢。所以多少给一些本来可以维持的家庭带来不幸。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我在写这回忆录时，看到报上连载的一份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中描述了浩然为封建婚姻的事搞得啼笑皆非，苦恼不堪，颇令人深思。特别是浩然从农村调到县城，当了个小官之后，一直不敢讲自己有个童养媳的妻子，而且为了稳妥起见，长时间不敢回家。他是搞宣传的，只能想办法找借口说是到邻村去收集什么材料的机会，偷偷摸摸回一趟家。妻子不知其故，有时进城来找他，他也只能对别人说这是邻居的嫂子，而且当天找个借口匆匆忙忙就把妻子打发回去。说实话，这也太残酷了。不过也难怪，不这样，他那种“坚持封建主义”的行为一旦暴露，那份“皇粮”肯定就吃不成了。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中国，这就是中国当时社会的现实！

关于我的家室一事，不得不作为一种秘密加以保守。不过这种事在归侨学生中倒无所谓，所以我也无须保密。有时在国内同学中也曾无意识露了一点。不过，人们不相信，倒开玩笑，说我是因为学校没有女同学（二中是男校），想女人了。在归侨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不可能与国外妻儿再团聚的。理由很简单：我国外的家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要想拖儿带女举家回国，谈何容易？！有时我说，我大学毕业后，有了工资，有了积蓄，可以汇钱出去，叫家里回来。可是他们都说，这纯属痴人说梦！说这种想法是做梦，当然也是有根据的，但我还是这样去想。

也许由于种种原因，引来了一些麻烦、尴尬的事。

先说说新加坡归侨郭桂枝。不知怎么的，我们竟给她取了个伴随她终生的外号“三毛”。我在二中上高中三年级时，她正在女中念初中三年级，学习成绩不太好，但十分勤快，爱说爱笑，性格开朗。每个礼拜天她都来我们二中找我们玩。一次，寒假期间，我感冒了，在床上和衣躺着，她来后，见我的棉衣袖子划了一个口子，不声不响地给我缝好了。好像是56年秋吧，我因小肠疝气，在人民医院动手术，她知道了，匆匆赶来。我手术完后，小车把我推回病房，她已在病房等着我了。这次弄得我十分难为情的是，护士把我从小车往床上抬的时候，盖在我下半身的单子滑落了，一丝不挂全露出来了。我想她肯定也看见了。但这家伙竟然就象没事似的，还走过来帮护士的忙哩！医院离女中很近。在我住院的几天中，她天天下午一下课就来看我，当然也带点吃的东西来。她一来就坐在床边，盯着我，除了问一问病情之外，不多说话。后来我离开石家庄去北京轻院报到时，她还带病（感冒发烧）特意到火车站送行。59年，她分配到石家庄针织总厂，工作一年后，获得了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她写信把喜讯告诉了我，并且把她获得的毛巾枕巾之类的奖品寄给我，信中写了一句：“希望把这些东西留着，希望以后我俩用得着。”我实在不知说什么好，很难办。只好回封信说，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还有一个是缅甸归侨郑华珠，我们叫她“足球队长”，起因是有一次她曾对我们说，缅甸有女子踢足球的。我们第一次听说女的还踢足球，不相信，大家捧腹大笑，说她胡编乱造，她却说这是真事。于是我们就说，你一定是女子足球队长喽！打这以后，就叫她“足球队长”了，气得她直瞪眼也没有用。她性格外向，特别爱说爱笑，两个眼睛大而有神。一次我无意中说她那两个大眼睛简直会说话，她颇为得意。她是女中归侨的组长，我任市青联常委时，她是市青联委员。因此市青联开会时经常碰面，平常接触也较多，当然大多数是谈归侨的事。虽然我们接触较多，关系也较密切，但都比较“正常”。可是我高中毕业前一学期的寒假，她有一次来学校找我，约我到外面谈谈。我想大概是归侨中有什么事，因为以前也有过几次在外面谈归侨的事。没说几句话，她就突然问我：“你家里究竟回不回来？”“为什么？”“如果你家里人不回来的话。我……我就到北京对我那位说，不再继续往来了，你和我……”“不行，我家里肯定会回来的。再说，不管怎么说，你不能无缘无故和他不往来了……”虽然有这一次没结果的试探，可我们后来关系如初，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友谊。后来了她在天津念外语外语专修班，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她的男友也在北京外文局工作。好像是六二年，她告诉我，她将于某月某日结婚，请我去喝喜酒。我写信问陈康平，送点什么好？那时也不兴送什么礼，康平说随便。于是我们送了一个洋娃娃，用个盒子包好，里面还写了张字条：“我们送你们一个洋娃娃，真娃娃你们自己想办法。”总之，我们都没忘记再开个玩笑。他俩于六八年底受缅共特邀并经我方同意，派到国外参加了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临走前，两口子都到我家来了，吃了顿饭。接他们的专用小车来了，他们把棉衣服一脱扔下，坐上小车到飞机场去了。

郭宝琼，和华珠是同一个班的。我上高三时，她们是高中二年级的。郭宝琼，个子不高，约一米五六到一米五八的样子，性格比较内向，较沉静，身材与华珠颇相似，敦敦实实的，面目清秀，说话也细声细气。她父母兄妹都在马来西亚的西马（当时叫马来亚），是一户大资本家。她说她有五个妈妈，她是第四个妈妈生的。虽然如此，我们丝毫也感觉不出她是大资本家的女儿，所以她的群众关系也很好。因为她出身于真正的资产阶级家庭，虽然在归侨中不存在对这类人有什么看法，但我们仍多少有点“避讳”，除了一般地说说话外，不象对其他同学那样亲密。五九年，她考上了山西太谷县的山西农学院。我临离开石家庄去北京报到前，她背了一架大手风琴、拿了一把计算尺来找我，说是送给我的。还说我喜欢音乐，如果自己不用，也可以卖掉，买些书什么的。那手风琴是德国产的，什么牌子我记不清了，音质确实很好，是很贵重的东西。她说送给我，我再三说不能要，推来推去的，不知是康平还是兰坤记说了我一句：“不近人情！”在大家的劝说下，无奈，我只好先接下来。后来，到了北京，我把计算尺留下算是领了情，而把那架手风琴卖了，记得是四五百元吧。我把这笔钱寄回山西给了她，她立即给我来了封信表示不满，也说我“不近人情！”其实，我没有什么意思，只觉得平白无故接受人家礼物不合适，何况是这么件大礼物呢！此事弄得我有点恼火。因为它，我前后挨了两个“不近人情”的黄牌。60年，我大学毕业前夕。一天下午郭宝琼突然到我学院来，并找到我宿舍，在宿舍等我。让我班同学黎国祥找我，说有要事。我弄不清是谁，急急忙忙赶回了宿舍。我们见了面十分高兴。还没说两句话，她便突然对我说：“请你和我说实话。”“我还没有经过讲假话的培训。”我奇怪，她怎么变了许多，比过去泼辣了，过去她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过话的呀！我正纳闷，她紧跟着又问我：“你是否真的有了个家？”“是的。”“那他们是否不回来了？”到这时，我已经清楚她的来意了。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相信我？于是我非常认真地说：“不！我很快叫我全家设法回来的。”沉默了一阵，她似乎从喉咙里说了句：“我专门从山西来找你的。那我走了。”说完沉着脸起身就走出了宿舍。我不好意思地送她一程。但路上都没什么话说了，也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默默低头走着，告别时她算抬起头来和我握了个手。后来彼此再没有过联系。前几年，和归侨闲聊中提起过她，连和她相当要好的同学都不知道她的下落。我估计，文化大革命后，她可能随着归侨出国的热潮，回到马来西亚了。

这件事过后很长时间，我也没理出个头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对我如此。在石家庄时，我对她很一般，她也没对我表现过什么热情。只是在57年夏天，我们好多归侨学生在人民公园参加交谊舞会，会上她主动邀我跳过舞。那时我们都不大会跳什么慢四步快三步的，人又多，挤挤碰碰的难免。正跳着，旁边一个同学叫她，她忽一下扭过身去，我的手无意中一下滑到了她丰满的胸部。我不好意思极了。我说我跳不好，也累了，休息一会儿吧，可她不干，非要和我跳完一段乐曲不可。我想会不会那次，她错认为我表示了什么呢？不会的吧。再说那是她的事，谁叫你猛一下转身呢，我也没什么错呀。唉！谁知道是咋回事！

类似的事，在大学时，特别是临毕业时，也碰到过。

六一年下半年，我到学院团委帮忙，之后不让我回系上。本来我在班上时比较活跃，参加学校歌咏队、乐队，接触外班的同学不少。到团委后经常下到各班去，我还兼华侨学生的组长，接触面更广了。硅班一个男同学一次和我聊天。我们俩是很熟的，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他也是乐队成员，是吹拉管的，所以在一起时，简直无话不说。他姓张，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了。他是四年制的，58年入学，到62年才毕业。聊天中，他对我说：“你知道一些同学怎么看你吗？”他说，就他听到的，都说我这个人很傲气。似乎谁也看不上眼。我一听就反驳：“难道你也是这样看的吗？”他说：“我不一样。”我大喊冤枉。他倒说：“其实也不全冤枉。”接着他说，听说我们班的夏桂华、59班三小周，还有他们班的一位，都是很好的女同学“都向你表示过不只一次，你都不屑一顾，有时还故意打岔，说东说西的，有这回事吧？听说有的还偷偷流泪了。于是有的人就说，你是团支部书记，毕业时是院里的优秀学生，又入了党，现在又被院团委看中，谁知道将来当什么大官哩……”我说：“你信不信这些说法？学院里认识我的人几乎都知道，我在国外是有老婆孩子的。而且我很快回叫他们回来的。”他说：“我信。但一些同学说到你时，他们从你回国的时间，以及你现在的年龄分析，断定你是为了躲避麻烦或有某种原因而瞎编的。”他还说了一句：“有人猜测也许你生理上有缺陷也说不定哩！”我看三言两语也说不清，只好“从头道来”了。我就把从小到大的家境等各方面都说了一遍，他表示相信了。但唯一的疑问是：全家四口人回国，这样的家庭怎么能出得起那么多的钱？当然，这个问题我也拿不准。但我相信总会有办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