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秋，各学校开学前，华侨补校进行了升学考试，叫作统考。我们都参加了。这次考试我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我考的是初三，好像元广也考，不过他考的是初一。填选择地点时，我唯一不填的是上海。因为我听说过，上海过去是花花世界，现在也好不了太多，算了。我们是来学习的，又不是来玩的。分配时，我和元广，还有吴松秋、陈康平、张烈、丁振鹏、王昌龄、郑凯全、兰坤记等八个人一起分到了石家庄。这是第一批到石家庄来的华侨。元广好像是第二批来的？记不清了。他到了石家庄一中，我们到了石家庄二中。

由于我们是第一批来的，来后受到热烈的欢迎。开学前市青联组织我们参观、听报告，还让我们讲话。记得一次欢迎大会上推举我代表归侨讲话，另一次市长还宴请了我们。

开学前，特地给我们吃小灶，都是大米饭。开学了，我们坚持要和国内同学同灶吃饭。第一天的早餐，就把我们难住了。早上吃的是窝窝头，我们都不懂那是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咽不下去，只好用开水送。一个窝窝头还没吃完，打预备铃了，班长来叫我们上课，我们只好把吃剩的窝窝头放下。

我们几个人分在两个班，插入原来的班级。老师同学把中间的最好位置留给我们。当时国内同学穿的几乎全是农家手工纺的土布，我们穿的虽也是纯棉的料子，却雪白锃亮，十分突出。为此，出了一件小事。同班一位同学那天恰好迟到。他在教室门口往里一看，吓了一跳，以为上级领导来检查听课，不敢喊“报告”，更不敢进教室了。这是他后来告诉我们的。有好些同学听说我们是华侨，以为“华侨”是一个没听说过的外国国名，问我们：“华侨在什么地方？”“你们的中国话讲得不错，是怎么学的？”我们笑着作了详细的解释。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兰坤记等几位泰国回来的华侨，他们比我们回国早。他们先安排到东北的哈尔滨，到一个化工厂工作。当时东北许多人也搞不清什么是华侨。东北地方口音把“学”念成“xiao”，这样，“华侨”和“化学”就不易分清了。他们一到厂，厂长可高兴了，欢迎会上向职工介绍说：“上级给我们厂分派来几位化学专家，我们厂今后有希望了……”。其实，兰坤记他们几个连化学符号都搞不清楚。后来才把它们转到北京归国华侨补习学校来。

1954年9月到1955年7月，这是我在二中上初中三年级的一年。说实话，功课上没多大的困难，成绩也是可以的。虽然我排不到前几名（实际上也没排过名次），但也不靠后。只是刚开始时，不太习惯一些教学方法。比如有一次，头天刚刚讲了地理课，第二天一上地理课，就对前一天的课进行小测验——过去我们测验都是预先告知的。这一来，搞得我措手不及，答不上来，只得了二分，不及格。这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道测验题：亚热带气候特点。记取了这一次教训，以后再有这类突然袭击，我也就应付自如了。

困难的是生活上的问题。主要是冷和干燥。干燥的气候使我们嘴干皮肤裂，这还不打紧。冷却是难以克服的。尤其是上体育课。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又不准穿棉大衣。可我棉大衣一脱，只剩下一件毛衣了，冻得直发抖。我看国内同学都有一件贴身的小棉袄，里面还有件绒衣。其实绒衣的绒很厚实，不比毛衣差，后来我也买了一件绒衣，一直穿了十年。回到宿舍也不好过。平房的宿舍，只生个小炉子，我们又不会管理，经常灭火。宿舍里冷得象冰窟窿。头一二年，我的手脚全冻伤了。还有一点，伙食也不行。吃窝头也就不说了，副食又太少。有一回，整整半年时间光是咸菜疙瘩。这些，我们都挺过来了。

第二年、第三年，陆续分来一批又一批归侨学生，分插到一中、二中和女中。归侨一多，我们之间的来往联系也多了。女中距我们二中最近。一到星期天，或星期六，就来约我们去看电影。当时是男女分校的，一二中全是男生。一些国内同学见女中的归侨经常来找我们，有一个同学就问我：“那女同学是你什么人？”我说：“朋友。”“还一位呢？”“同样是朋友。”“怎么这么多女朋友？”“多着呢。”一听我这样说，他们都偷偷笑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过了好几年后，我才知道。这里一般习惯是把恋人说成是女朋友，女朋友成了特别友谊、特殊关系的代名词。天哪，那么多的女朋友，人家当然要笑话了。可我们在国外的习惯是都叫朋友，朋友和情人是不同的。

初中毕业后，我上了高中。分在高中一班的有张烈和我，其余的分在二、三班。上高中开始，我就担任了班主席，到高二时又兼任了学生会的文体委员，社会工作是比较多的。但我的功课还可以，特别是物理、语文、体育、音乐、几何这几门课都比较突出。我们从高中开始学习俄文。我感到很别扭，总觉得比起英文来，难学多了，特别是变格很讨厌。我的俄文在班上不太好。我比较注重的课有化学、物理，当然还有文学之类的，对于语文，我的基础比较好，不用下太多的功夫。而数学则不愿意花太多的力气，一般课外数学题不多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打算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时，主要将选择文科（特别是新闻专业）和农业（尤其是果树之类），没打算考工科的。

1956年，对于我个人来说，连续出现三件比较大的事，这三件事就其对个人情绪的影响来说，可谓“两喜一哀”。

一喜是，我被评选为石家庄市优秀青年代表，出席在保定召开的河北省青年代表大会。会期前后大约一个星期。我作为青年代表出席这个大会，在归侨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大家认为，归侨只要表现好、学习好，照样会受到尊重、欢迎。其实，我更明白，我并非什么最优秀，比我优秀的国内青年有的是。只是归侨这个身份在我这儿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如果我表现不好，那什么侨也不行的。出席这个代表大会回来以后，石家庄市的青年联合会改选时，我又被选为青年联合会的常务委员。之后就免不了时常事务缠身了。但不管怎么的，我更要抓紧自己的功课，不敢因忙而放松学习。

另一件大喜事是，我突然接到我的同胞哥哥郑德琴、郑德宝、郑陈曾的来信。信中开头就写：“亲爱的胞弟”。我看完信，象疯了似的，大唱大喊。同班同学了解情况后，也纷纷向我道喜。我回国后不久即给广东的乡下几处政府写信，说明我的情况。请求帮助我寻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之所以知道我乡下尚有亲生父母，是我回国前母亲告诉我的。她说我不是姓赖这位父亲的亲生儿子。说万一我回乡，亲生父母来找我，我应该相认，免得老人家伤心。这样，关于我的身世，我才开始知道了一点点。但原来姓什么，她也不知道。我胞兄怎么知道我的情况的呢？我是74年回乡后才了解到详情的。当时我胞兄到径口村我赖家那里去，偶然听到议论说，我正在寻找亲生父母情况。他们后来向赖家做工作，了解到我的情况的。

“哀”的一件事是，我接到国外母亲的来信，说父亲已经去世了。死因是患精神病，送进疯人院后，被同室打成重伤致死的。引起精神病的原因，据说是与邻居闹矛盾，同时还想念我，他想回来找我。自然亲友们不能让他回国，说我正在读书，无人供养他等等。父亲去世后，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生活的困难自不必说了。还有父亲生前欠了一大笔赌债，债主也来讨债等。我立刻写了封信给母亲说，父亲欠下的赌债，你不必还。如果债主一定要来讨债，明确告诉他，“父债子还”。他们以后可以回国来向我要。其实赌债无所谓还不还的。

父亲去世后，靠母亲及妻子务农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于是搬到小镇上来，买了姓蔡家的一间房子住下。开始以酿白酒及做糕点生意为生。酒的利润是很大的，但为法律所不允许。警察来查抄了两次。母亲就带着全家到古晋政府办公室去，说明生活困苦，如不然，政府则发救济金。后来警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母亲不太张扬就过去了。这样，母亲干了几年，也有了点积蓄，其后妻儿及母亲后来才能回国团圆。姓蔡的家伙把那间房子卖给我母亲后，又欺侮孤儿寡母，找我母亲的麻烦。我听说这一情况后，给姓蔡的去了一封信，让我母亲转交。信中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其中有这样一句：“我们在国外的侨胞都是黄帝的子孙，本应加强团结，互相关照……”我把此信的底稿一直存放着。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还惹来了一条罪状，谓与资本家称之为一家人，同流合污。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1956年，我和陈康平、吴松秋、丁振鹏等先后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是年的“七·一”还在市团委参加了入团的宣誓仪式。记得入团后不久，我便在团支部改选中成了支部的宣传委员。

1957年上半年吧，我作为市青联常委，参加了青联委员扩大会议。会期一周。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这个传达的内容原稿与后来正式发表的正本相差甚远，增删较多，但基本内容不变。可惜的是，我当时记录的原稿丢失了。我很喜欢原讲话内容，当时主席讲话中讲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有时一段话似乎拉得很远。连美国杜鲁门也讲了，国际形势讲了不少。当然讲话原稿不像后来公开发表的那样有那么多的小标题。可见主席的著作从原稿到出版是经过不断的、认真的修改的。

讨论主席讲话后，即让大家发言。中心是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我自然是无所顾忌，口若悬河般地提了不少意见。记得最清楚的是提了关于学校的伙食问题。一是不卫生，二是质量太差，菜放在水里一捞起来就切就煮，油很少。还一个是半年时间里光吃咸菜，弄得很多学生患夜盲症，后来学校不得不弄些羊肝来让学生吃。还有，归侨学生不懂得过冬，也无人关心、指导等等。有一位女中的老师，是这次扩大会议扩进来的。他提的意见和我基本相同。听说后来在反右斗争时被定为右派。我也很是紧张了一阵，因为我也提了不少意见。

没过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几篇社论，说是右派向党发动了进攻。我们二中反右斗争随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我们很多人都被这一个转变惊得发木。特别是好多人提的意见变成了右派言论。

这之前，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初三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叫孙德来，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抓走了。据说她过去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这位老师给我的印象颇好。轻声细语，很关心我们的。听说后来她到了华北怀柔县。八九年，我还给她去过一封信，但未见回音。反右时，教我们高中数学课的老师李宝鹄也成了右派。他是在一次会议上被点名，立刻抓走的。他是个“解放战士”。他的数学讲得很不错，也很关心我们归侨，有好几次还利用星期天来给归侨补习数学。有时还给我们讲宇宙知识。我们都很尊敬他。他有点口吃，为人却很好。还有一位是讲经济地理的老师，他讲课十分生动具体，简直讲神了。他讲的课我们只要模仿一遍就可以了，考试时根本不用看书复习。他的罪状有一条：一次，他给我们讲地理课时，边画地图边讲。画着画着，说了一句：“你们看，画到国民党怀抱里去了。”就这么一句话——反动至极！还有一位是政治课的老师，讲课的条理性十分清楚，归纳要点简洁清晰，十分好记。我们班的政治课绝大部分都可以得五分。这样的老师也抓走了。我和一些同学十分疑惑：为什么讲课好的老师、平时平易近人的老师差不多都是右派？其实，我对当时的一些所谓的右派言论还是颇有好感的。如在反右前，有人提出：我们国家的干部必须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本领。今后提拔干部应有考试制度。我当时对同学们说，这个意见提得好！后来他成了右派，他的言论自然成了右派言论，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弄得我也在班上作检查。好在中学生中不搞反右，加上我的出身也好，不然，右派的帽子也许早给我戴上了。

中国的反右，冤屈了多少知识分子，搞得多少人谨小慎微呀！再说，开始时明明叫大家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后来就抓住把柄反戈一击。这明明是引诱你上钩，再置你于死地嘛！从反右以后开始，宁“左”勿右，“左”的风气就越刮越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