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行人到广州后，即安排在广州石碑华侨招待所。第一天到招待所，我又接着闹开了“被子”的笑话。那天下午，生活股长——一个老华侨告诉我们，床和被子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早点休息……。我想这回可好了，看来这大概就是招待所和旅馆的区别吧：住旅馆要自己带被子，住招待所就不用了。我来到房间，看了一下我的床。床上有枕头，还有一种软绵绵的用布包好的东西。我把它如在深圳旅馆时那样铺在床上，铺完了却还是找不到被子。我急了，难道今晚还要挨冻么？我急匆匆地跑到股长那里，大声说，我在深圳时就冻感冒了，为什么还不给我被子？他说，被子都放在床上的。我说，见鬼去吧！就那么点地方，我整理床铺的时候怎么会看不见？他还坚持说，有被子的。我急了，拉着他，“你去看看，根本就没有被子，我能撒谎吗？”他到我床跟前一掀被子，“这是什么？”我坚持说：“这明明是有钱人放在床上，睡起来软绵绵的东西”“这就是被子，冬天用的被子！”“这明明是布包包，一点毛也没有，怎么盖？”我仍不服气。他笑了，说：“里面是棉花的，盖在身上比毛毯暖和多了。你在深圳旅社没盖过？”我说，我把它铺在床上，两人合盖一条自己的毯子，可冻了一夜呀！他说：“真该死！也不问问服务员。不过刚才的事怪我，我没跟你们讲清楚。”他又跑到别的房间，看别的床，我也跟着去看。结果发现也有那么几个家伙是跟我一样的傻子，正用自己的毛毯准备盖哩！说起来才知道，还有人也感冒着凉了。

一到石碑，生活很快就紧张了。华侨招待所组织我们进行政治学习。主要是听报告、学文件。除了有关华侨的政策之外，几乎全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问题。目的是让归侨了解和正确认识祖国革命与建设的新形势，提高觉悟。我们对此感到好奇新鲜。不知怎么的，一上来我就被指定为学习组的副组长。组长则是先到招待所的“老”归侨。我学起来也特认真。讨论会后，也一个人认真研读，还要准备发言提纲。讨论会上，还要提出问题引导启发大家讨论。加上春节快到了，还有准备文艺节目的任务。招待所成立了几个歌咏队，我还被推选为一个歌咏队的队长。因此，我是比较忙的。不过星期天还是有空的。一有空，我就找凤花玩，有时还叫上元广。有时是五六个人一起去玩。我记得去过越秀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等地方。还照了不少相。人一多，玩法也五花八门，跳集体舞、做游戏等。我一来是事情比较多，二来过去没怎么洗过衣服，凤花就把我和元广的洗衣服的活全包下来了。有时是她来取，有时是我送去。那时她在小学读书，当然功课是很忙的，甚至比我还忙。我还叫她洗衣服，如今想起来，也感到不好意思的。过春节，吃得好是不用说了。连续几天，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我是第一次过这样欢腾的春节。

春节过了没几天，百货公司的人来收购物品。我把照相机一架、打火石两小罐，还有一辆自行车卖了，卖了好些钱，大概是近千万元（合现在千余元）吧。在一个旧日记小本上记的是自行车2700万元，这可能是记错了。因为在砂捞越买的时候，车价是一百余元。按当时的货币比价，叻币（沙捞越货币）与港币之比是1：0.6,与人民币比价好像是1：0.8。人民币的比值高。如果车子是160元，仅合人民币128万元，说卖了270万元倒是可能的。不管怎么说，这一千多万元省着用，一直用到了五七年初，才开始申请助学金的。当然后来又卖掉了一辆车子和一架较次的相机。不过在深圳时，因纳税交了些钱，到广州后，在东西未卖出之前。连吃饭的钱都太紧张了。不得不快信叫干妈汇款来。后来汇来了二百多万元，紧张状况才得以缓解。

春节后，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办起了文化补习班，即初中年级的班。我又兼任班长。这是十分重要的班。只是教师是东拼西凑的，学习也十分不正规。现在一部分人入了补习班，一部分因年龄较大，文化又低，如果入学则超龄了，所以动员去了台山培训，准备就业。我也很紧张，按我的年龄，想54年入初中就必须考进初中三年级。可我在国外时连初中一年级也没上完，下学期只上了三个月。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下定决心：必须在秋季入学时考进初中三年级。可招待所的学习又不太正规，一个星期上不了几堂课呀！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面对这种情况，几个求学心切的华侨都在想办法。

这期间，我经常到市里去转悠，找一些先回来的归侨谈如何争取学习的事等。自然，也碰上了丘立本、张维刚老师、洪思庆等人。在闲谈中，我了解到丘立本越境到印尼后的一些情况。他们到印尼后，日子相当不好过的。印尼说他们非法入境。为逃脱追踪，有时还得花些钱，贿赂警察。越境途中也相当困难。但不管怎么说，如今都平安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这是值得庆幸的。我问他们在越境时，是否碰到“火蚁山”？他们说，如果碰上，不早就成骷髅了？这倒是的。据说砂印交界某处的原始森林里，确有一种“火蚁山”。火蚁山是火蚁自动堆积而成，这是传说中的“山”，其实我看未必。我想只不过是火蚁特别密集而已吧。传说中的火蚁山，人、兽一过，蚂蚁铺天盖地而来，爬上身体，一下被咬死、吃掉。也真吓人。不过，蚁吃人，也确有其事。据说非洲有一种如拇指大的蚂蚁，叫做黑刺腭蚁。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一支近2000人的全副武装的部队计划袭击英军，于是绕道非洲的原始森林。谁知碰上了满山成堆的腭蚁。三天后，这支部队全军覆没。后经查核，是被蚂蚁吃掉了。在方圆三四公里范围内，只见一千七百多具骷髅，白骨森森，旁边的蚂蚁也死了不少。从现场来分析，当时部队是用火焰喷射器、手榴弹和蚂蚁搏斗过。但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被蚂蚁吃掉了。当然，传说中爪哇岛有一种“吃人树”，因为他们没到森林去过，也未曾见。据说这种吃人树是从树干上垂下许多如藤状的根须。人或野猪从树下经过，树须立刻收拢卷缩，越缠越紧，直到把动物缠死，然后吸其肉汁。其状可怕之极。

当我们听说北京归国华侨补习学校的学习很正规时，我们联络了五六个人决心到北京去。但招待所说，目前不能到北京补校去上学。因为补校人太多，以后再安排。“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宝贵的几个月时间全会被耽误掉的。怎么办？我们说，管他呢，偷跑就行了。于是有一天，我们三四个人到办公室说，我们要请假回家一趟。招待所干部说：“恐怕你们要去北京吧？”我们说：“去北京你们不是以后会安排吗？”我也说：“我真的要回乡，不信你看，我弟弟也还留在招待所里哩。”我考虑我先上北京，一旦我进了补校，元广想法再去，招待所如果不同意，也可以偷着走。我给元广留了些钱，并交代元广：有事就去找凤花。这样，我和谢志厚、赖燕英、文振东、林葵英偷偷买了火车票，立即乘车北上了。

我们几个人都是第一次长途坐火车，感到十分新鲜。快到武汉时，突然下起了大雪。大地白茫茫一片，雪片还一块块飘然落在原野上，有的还贴在车窗玻璃上。我们简直象小孩子一般，高兴地跳了起来。因为我们在砂捞越时，这种情形只在看外国电影时才偶尔看到过。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时，我们几个人每人抄起一个小茶杯，跳下了车，装了满满一杯回到了车上。多好玩呀！白白的、酥酥绵绵的。我曾看到报纸上讲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时，一把炒面一把雪。我想，雪的味道一定不错。于是抓了一把放在嘴里。谁知，除了凉冰冰外，并没有其他的什么味道。不过也好，我总算见过雪还吃过雪了。

火车到了武汉。那时候武汉还没有长江大桥，要继续北上就要在这里摆渡过到对岸去坐火车。我们下了车，过天桥。我只提了一个大皮箱，没别的东西。而林葵英这个瘦小的姑娘却拿了两个箱子。我顺手帮她提了一个箱子，就急匆匆地上了天桥。刚走到桥顶，一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端详了我一会儿，就命我放下箱子，开箱检查。林葵英的箱子没有上锁，比较方便，我先打开了。他一翻看，全是女人用的东西，如乳罩什么的。那位战士怀疑开了，问我：“你的箱子为什么装的全是女人的东西？”我楞了一下，正想说明原因，林葵英追了上来，问我：“为什么开我的箱子？”那战士解释了一句，就放行了。

到了武汉天色已经昏暗了。打听了一下，说明天下午江对岸才有火车去北京。我们只得找个旅馆休息，明早再乘摆渡过江。我一放下行李，就觉得冷得要命，赶紧上街去买棉衣。因我只穿一件毛衣，下身是一条单裤子。不知什么地方有卖棉衣的，就去问警察，他给指了方向。我就进去买了件半大衣式的棉衣。店主告诉我，穿这些也还是冷，应该买条绒裤才行。什么叫绒裤我也不懂。反正看来可厚了，又毛绒绒的，于是就买了一条。一回到旅馆，就全穿上了。又打开箱子拿出一件从砂捞越带来的很薄的秋衣，也穿上了。

吃饭怎么办？都说买点什么来吃算了。我说，我刚才看见有卖包子的。于是我和文振东两人去了。我们按每人三个包子的数，一下买了十几个，用报纸包着拿回旅馆。大家肚子饿极了，一见雪白的包子可高兴了。可是一吃，问题来了，咬了一两口，里面什么也没有，再咬还是没有，连点甜味也没有。全体大呼上当。我气愤极了：新中国做生意的怎么可以这么骗人呢？我把所有包子一收，包好，嘴里还骂个不停，正从楼上下去，打算去找那个做生意的算帐去，恰好一个旅馆服务员上来，问我们干什么？我把情况一说，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不是包子，这是北方的馒头。馒头是不包肉菜什么的。你们吃馒头应该买点菜，咸菜也可以。”老天哪！这就是馒头。我们过去只是在课本上见过一句“象馒头似的小山……”。看来这次我们大家得吃“小山”了。我们实在吃不下去，最多的吃了一个，有的咬两口就不吃了。怎么办？又不敢拿出去扔掉，只好放在旅馆的桌子上了。第二天我们不吃饭就开拔了，反正火车上是可以买饭吃的。

火车到北京时，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还好，在火车站有人问我们住不住旅馆，我们感到很高兴。还有人来接？于是我们三男两女五个人跟着去了。一放下行李，交了钱。我们便出门找饭馆吃饭。我们东走西串，街上到处都关着门，我们想也许太晚了，人家都关门不做生意了。南方的商店一关门就是打烊了。可是我们发现和南方不同的是，门虽然关着，店里却灯火通明，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走呀走，实在是又累又饿，走不动了。正在这时，看见前面有一家饭馆，门虽然关着，却有人推门进去。我们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发现进去的人在买吃的。我们小声商量了几句：管他三七二十一，人家进得，我们为什么进不得？我们也进去买吃的，他们还能把我们轰出来不成？我们鼓起勇气推门进去。出乎意料，店主笑嘻嘻地欢迎我们，请我们坐下，还说：“一人先来一碗？”一碗什么？回答说是元宵。元宵？我们都不懂。反正是能吃的东西，来一碗就来一碗吧。很快端上来五碗。每碗里有五六个白白圆圆的、象是米粉团的东西，还有汤，热气腾腾的。我用勺子捞起一个，咬了一口。妈的，什么东西，实在难吃！里头有青的红的细条条，有一股说不出口的怪味。我看那几个人也呲牙咧嘴的，难以下咽。我们都说，虽然很甜，但有股怪味，不好吃。两个女同学只各吃了一个、喝了些汤，就撂下了。我们几个男的，还颇有点勇士味道，虽然不好吃，还是硬把一碗东西象吃药一样吃了下去。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红的绿的小条条是青红丝。

回到旅馆，我们一时没法睡觉。那一间房子只有一张大床，几条被子。店主说，现在暂时没房间了，你们先凑合一下，等等看。怎么凑合？难道男女在同一张床睡吗？不能。但已经十一点多了，我们又都很累。我们想出个办法，大家穿着衣服，背靠背坐着，用棉被把脚裹起来。先这样睡吧！大约一点多钟，旅馆来叫我们说：“有一个房间了。客人刚走，赶火车去了。”于是打发两个女同学去那间房间。天亮后，我们商量去补校找领导。当然，我们出了旅馆门仍打算吃点东西，一来是所有地方都还关着门，二来又怕吃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犹豫了一下，最后商定：干脆不吃了。为什么做生意老关着门？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和南方不一样，冬天为了防寒保暖，自然要关门的。

到了补校，我们就直接找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向我们要广州的介绍信。“不知道。”“你们没到广州华侨招待所吗？”“我们没跟着去。我们不要人家招待我们。我们是回国学习的。”校长听了我们这样说，笑了笑，说：“应该先到招待所。招待所会介绍你们来的。”“我们是主人，不是客人，不能叫人家招待我们。”“那你们回到广州好些日子了，是吗？你们住在哪里？”看来还得说谎了。于是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直在旅馆住，又回乡一趟。”我们把护照交给校长看。校长无可奈何，带我们去了另一处，可能是后勤处吧。校长交代说，先安排我们住下。我们简直高兴极了。我们前后两次说谎都成功了。那时候长途电话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两地没法联系核查。我们想反正也不是干坏事，说点谎没什么。

我们到北京时是三月初。北京比武汉冷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人约好去小店买点什么，溜达一下。我穿了一双皮鞋。有生以来第一次穿皮鞋啊，不大习惯。从一家小店出来时，刚一出门口就摔了一跤，是滑出去摔的。我爬来注意看了看地面，既没有西瓜皮，也没有香蕉皮，怎么会摔跤的呢？真是见鬼了。我真想不通。回到学校后，我在宿舍里跟别人说起此事，一些先回国的华侨说，那时因为地上有冰。我说：“没有的事，谁会把冰扔在地上？”我在国外时当然也喝过冰水，那叫擦冰，是用一块砖头大小的冰块，一点点擦刨下来，再放到杯子里，加上其他饮料喝的。谁能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扔在地上？其实当时我也看了，地面上并没有冰块，要是有，我肯定会去拿的。他们明白我的意思了，说：“不是南洋那种冰块。这里冷，门前泼了水，晚上地面就结冰了。你走过去，再加上有一点斜坡，皮鞋踏上去，不摔跤才怪呢！”天哪，还有这样的事，不用冰箱，居然也可以结冰，我心里纳闷，那还要冰箱干什么？还有一件事，也是到了北京以后才开始明白的。说是明白，其实只是明白其然而已。我曾在古晋看英国电影，见到电影中的人身穿着大皮袄，在露天说话时，嘴里老冒出白雾，又不是那种抽烟人吐出的烟雾。我当时还以为是什么特技镜头呢。这次到了北京，在露天里说话时嘴里也在吐雾，我才明白。这是天冷的关系，不是也不需要什么特技。可能那是因为体内温度高，室外气温低，吐出来的含有水份的热气，遇冷凝结成冰雾。当时知识不够，也说不清其所以然。

到北京归侨补校几天后，也认识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不久，补校出了个通知，说定于某月某日要进行入学考试，归侨学生可根据不同程度、不同年龄报考不同年级的补习班。这倒出乎我的意料，想不到补习也要先考试。根据我的情况，应该考初中二年级下学期的补习班，然后到八月份通过升学考试考初中三年级。补习得有书呀。于是我去找一位姓赵的老师，说我要借初二下的语文、算术看看。可是赵老师说：“你不用借几何、物理了？”我问：“什么叫几何、物理？”赵老师说，这是初二上学期的课程呀。你连什么是几何，什么是物理都不知道，这怎么行。现在离考试只有一星期多一点，你是没办法了……。我一听就急了：“赵老师，没关系。你只要把书借给我，我一定可以考上的。”“你要知道，没有老师可以帮助你的呀！”“不要紧，我自学。”赵老师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但还是把书借给了我。我拿到书后，跟同宿舍的张志厚、文振东以及两个同学一起把各自的课本凑一凑，差不多了。大家说，怎么办？一起干吧。我说，书可以轮着看，但必须拼命，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这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小组，后来又“发展”了两个女同学，一个是赖燕英，一个是泰国归侨谢玮华，都是要考初二下的。小组学习开始时，到点大家都去吃饭，可第二天就不干了，都感到太紧张，吃饭占用时间太可惜了。于是排班轮流去买饭，都拿大茶缸或饭盒，菜和饭就装在一起算了。这整整一个星期，每天都是到后半夜一两点钟才离开教室，天一亮又来了。总之是抱定了拼的决心。有些功课我是不用去准备的，如政治、语文、算术等。政治大致是考总路线、总任务什么的，我在广州已经下过功夫了。我主攻几何、物理，有的地方看不懂也生吞活剥，采取死记硬背的办法。其他什么地理、历史也得大致看看。代数我虽没学过，但不大难。考试时，除了语文政治是单科外，其余都是混科的多。记得当时是算术（也有代数）、几何、物理是在一张卷子上。记得最清楚的有几何的两道题、物理的两道题。几何题一道是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我记住了边角边的定理，做对了。另一道题是要证明一个三角形和另一个三角形同一边哪个边长，应该运用大角对大边的定理，我偏偏忘了。没办法，我就用小尺子去量。量的结果当然是甲的边长大于乙的边长，所以我就写上：我量的结果是Ａ三角形比Ｂ三角形的边长要长。物理题我也只作对了一道。语文嘛，我有一个词语解释没做，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囫囵吞枣”。我连前面两个字都不认识，也不知什么叫枣。语文考试中还有一道作文题，题目是《我最敬爱的人》。我以我小学时的校长李树芬为典型人物。可是后来几个同学都说我文不对题，说应该写志愿军。因为志愿军一直被称为“最可爱的人”。我说，即使出的题目是“最可爱的人”，也不一定非要写志愿军。写人物要有典型的事例，才能写得生动具体，才有说服力。考试结束后，我们互相对了答案，总的说来，我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很快录取编班的名单就公布了。偏偏没有我，我感到莫名其妙。谢玮华说：“我们说你作文文不对题，你还不承认。肯定是语文丢了大分了。”但我仍然认为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名落孙山的，我还不至于比另外几个同学考得差。我便去找了赵老师，详细地说明了情况。赵老师说：“那我去查一查。”第二天，赵老师说：“把你的语文80分漏统计了。”语文80分是高分，漏了显然就不够分了。于是学校立刻补上，我被录取了！

也不知怎么搞的，补习班一开学，学校又叫我当班主席。谢玮华当了副主席。这样，我们接近也多了些。

补习班开始正常上课时，已到三月中下旬了。离升学考试仅三个多月，时间也紧得很。我其实还有初二上一个学期的功课要补，不然考初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呀！但不管怎么说，比起考补习班时，仅仅一个多星期的拼命，还是宽松多了。至于其他人怎么想，我可不晓得。说实话，有些人的文化程度也实在不高，也就是不符合其所考的年级及年龄。当然也有一些一因为所受的教育内容的不同。听说考初中一年级下的一个同学在填地理知识填空题上闹了大笑话。题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____”。他竟填上“伦敦”。我想，他是念英文念多了。我们在南洋，用的英文课本都是英国的。英文课本中一说首都就是伦敦。还有和我同在一个补习班的一个同学叫兰坤记（我们叫他小弟），他竟然把“树木的年轮”这一概念解释成：“地球绕太阳一圈为年轮”。这个家伙到了石家庄学经济地理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我们知道安卡拉的长毛兔是有名的，他竟然写成“安卡拉的长毛鬼最有名”。

在补习班学习，难免星期日成群结队出去逛逛首都名胜。我外出较少，一是想多学点，学好一点；二是尽可能少花点钱，更不在外就餐。到升学（升初三）考试完后，简直是一身轻了。也就开始和大家一起逛逛北海、故宫、颐和园了。有一次我们七八个人一起出去玩，中午没吃饭，到下午三点多钟实在饿得肚子贴后背了，于是走进一家叫作“饺子馆”的饭店想吃点东西。“饺子”两个字是看见了，“饺”字还不认得，反正是面做的包子样的东西吧。我们一脚踏进门，老板就迎上来，说坐，坐。还问我八九个人一共吃几百个？我们以为听错了，问他：“你说什么？”“我问你们这么多人一共吃几百个，我好马上下锅。”我们傻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明白这是什么规矩。我们小声嘀咕：“我们一人三个也就够了吧，吃几百个？这可能是黑店，宰人的。”“走，马上快走。”回来后，有一次和别人说起奸商的事时，我把这问题严肃地提了出来。弄得大家笑弯了腰。他们说：饺子是很小的，一人吃它三四十个算得了什么！八九个人还不得三四百个呀！我这才知道，又闹了一次笑话，丢死人了。不过南北差异也太大，过去交流往来也少些，闹这种笑话也是常有的事。这类笑话北方人也一样闹过的。我上大学时，听周有志讲过一个笑话，也是关于吃的。他当年是解放军战士，解放战争中，他随队伍南下，看见卖香蕉的，就买了一把。他拿过来，掰下一根张嘴就咬，涩得嘴都张不开。他心说，这些南方人怎么竟卖这么难吃的水果呢！当时又不好意思扔掉，就顺手给了路边的一个小孩。谁料那孩子接过来，把皮一剥，吃得可开心了。他感到后悔，也无脸再提此事。

    在我上北京后，元广在广州无人照管，把手表和钱都丢了。后来钱在宿舍后面草堆里找回来了。他的境况令人放心不下。我很快叫他随别人一起来补校。他来念初一，好像不必经过考试。加上他年龄也不大，很容易就上了补习班了。他到北京后，吃不惯面条，每逢吃面条，就要我到外面饭馆买大米饭，而买大米饭不买菜又不行。真没办法。遇到这种情况就得给他特殊照顾。其实还有好多人也是这样的。看来胃口的习惯一时也不容易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