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到了一九五三年的五、六月份。算起来被学校开除离校至今又一年了。一年来，在城市、山村里多少干了些工作。我感到在山村里似乎工作还多些。就是在农村住着也还往城里去，或开开会、或了解些情况，组织上也认为我工作不错，不过郑重提出要我隐蔽些，因情况不太好，殖民当局好象闻到些味，除了注意我之外，城里特务活动、跟踪也多起来了，当然我是不能不警惕的，书籍都藏在山上。晚上看完书，睡觉前先把书拿到草丛藏好，同时告诉其他人，要把书藏好，再紧张时我晚上一般不在自己家过夜，以防万一。

这段时间，从表面看，似乎我悠闲不已，大有唐诗人王维所谓“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的味道，实际上从工作到心情都是紧张的。记得六月份刘凤花、刘秋月和我们班的李云芳回国。登船时，我也没去送行，有点说不过去。不过刘凤花回到广州后给我来过信，其中一次还夹寄来两个小小的镀金的和平鸽。我和元广把它别在胸前照了张相。

由于风声比较紧，我们的读书讨论会开得少了些，地点选择也更注意了安全性。就这样，一些家长和青年也还是有些担心，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有同学认为我应更换个新地方，这样或许可以坚持下去。但去了新地方干什么？更难的是，人生地不熟，摸不着东西南北，如何开展工作？讨论的结果认为去外地当小学教师或校长，可能一年半载后，工作就好办些了。可是我的初中加起来不过念了半年，有人说没有文凭或许可以搞个假的，但中学文凭可不比小学的，又如何取得？再说，自己到底和真正的初中毕业生的程度差一大截子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倒认为应该先离开十七哩一段时间，换个环境试试看。这样，我到了义父的胡椒园去干活。义父胡椒园里的胡椒已经结果，快到采摘的时候了。我们的活路不多。只是锄锄草、赶赶鸟。有一种鸟专吃胡椒,它专挑成熟的、粒大的吃。这种鸟很特别，它在椒园里边吃边拉，吃进去的是带皮的椒粒，拉出来皮被消化了，一粒粒的白胡椒掉在地上（这就是鸟粪？）。掉在地上的鸟粪椒，粒大饱满，是优等的。所以大家都舍不得浪费。一粒一粒全拣起来。采胡椒的过程是这样的：你把它采下来，连皮晒干，因为它色泽呈黑，就叫黑胡椒，其市场价格略低。如果你采下来以后，装进麻袋，扔到水池里泡它一周左右，再捞起来用脚踩呀踩，把烂皮踩脱，再洗干净、晒干，这就成了白胡椒。这种白胡椒的价格，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初时，每担（百斤）千元左右。这样开始种椒的人真是发了大财。据说纸钞得用麻袋装放的。也许后来种椒的人越来越多，椒价也就一跌再跌。到了五二年下半年以后逐步下跌，从每担600元一直跌到五三年下半年的三百多元。但即使是三百多元，利润也还是不少的。另一方面，种椒也存在不小的风险。最可怕的是一种传染病叫“乌串”。乌串指的整串的胡椒发乌、霉烂。如果开始只有几串椒染此病，十几天后，最多不过一个月，整个椒园的椒就全完了。这一来，人工、借债的钱全都完了。更可怕的是此病不止传染一家椒园。一家有此病，附近一大片椒园很快全部传染上。真是一种可怕的瘟疫！

胡椒是经济作物，种植它是要具备一定的技术知识的。首先是处理好坑内的土。把坑内的土翻起来，拣干净土中的草根、树枝、烂叶等杂质，把干干净净的土做成一个小土丘，把椒苗（胡椒是茎栽作物）栽入土中。轻轻把浮土打实，浇上水。为什么不能有草根之类的杂质？因为这些极易发霉，而且会波及椒根须、主根，使它们也霉变。苗长起来，马上要施肥。肥最好是农家肥，特别是人粪、猪粪，但是这些肥料杂质太多，不易弄干净。肥效好、价格便宜的肥料无法用，就只好用化肥了。这一来成本又提高了。不过，一百斤三百多元的椒价也还是很好的价格，可以承受得了。椒苗长起来，就得在旁边栽一根十公分见方的方柱子。柱子最好选用一种叫“盐柴木”的材料，它不易腐烂、发霉。不过价格高些。反正得选不易腐烂的方子才行。后来一些人开始选用混凝土柱。方柱一般高两米左右。椒苗不会自己爬上柱子，差不多隔一天就要用细麻绳不紧不松地绑一下。过一段时间椒茎节处长出根须，就咬住方柱了。椒茎是象藤状的东西。它的节节处又不断分出分枝，最后形成一个大园蓬蓬。但其节节处也不断长出异形的枝枝，一般叫“椒蛇”。这种东西比其他枝枝长得快得多，如不及时剪割掉，会缠绕其他枝茎，严重影响胡椒的生长。可是剪椒蛇也要有一定的经验。因为它长大前和其他枝茎差不多，不易分辨。无经验者会把正常的枝枝当椒蛇剪掉，留下的倒可能是椒蛇，即认敌为友了。采胡椒时用的是三足鼎立的梯子，背着小筐爬上去采，不小心就会摔下来，我还摔过多次哩。（下面这张照片的背景就是胡椒园，前左是刘福娇，下面提到。）舅父的椒园距我们不远。我这里有我和元广，人手有余，而他那里却人手紧张。舅父（干妈的亲弟）还时常到城里去，不得不请人帮忙。一小段时间叫刘福娇（又名刘云秋）来帮忙。刘云秋当时比元广大一二岁。她晚上没事，经常来找我们玩，关系颇好。刘云秋原居住在十七哩，距我家不甚远，我们也常见面。这人颇泼辣能干。听说十三岁时，曾帮妈妈到古晋去打官司，好像是为了她爸和她妈离婚的事。所以她虽比我小，我还是把她当大人看待。后来我回国后还有书信往来。好像六○年她来信告诉我，她已上山打游击了（信中隐语说是走江湖去了）。直到1993年夏天，古元辉回到西安旅游，见了我，还说起她。说她一直寡居未婚。94年我以元广名义给她去一封信，叫古元辉转交给她，却一直没有回音，也不知收到了没有。

一段时间以后，使我感到难以坚持的，不仅外部环境变化大，内部也已涣散。主要是越境潜入到印尼的那一部分同学被印尼当局拘捕，遣送回国了。这一来很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于是我向组织提出，我的唯一出路是回国。当时是向王馥英同学提出的。过了几天，她向我表态，考虑到我的具体情况，同意我回国。我又提出，我头年因父病，要我回家帮助工作，但因当时工作离不开，组织上从团费里拿出70元马币，作为帮助我家还债，减轻一点家庭负担，而我就暂时不回家了。现在我要走了，这70马币怎么办？王说，这是组织的钱，回去后向党组织交代说明即可了。元广也要和我一起回国升学。干妈他们也同意。于是她准备钱，我们同时向当局申请回国。

临回国前，除了一些事务要处理以外，主要是要帮助家里把地里的活干得差不多。那时，我家里也在距离两三英里外的不易被人找到的山沟里种了一些胡椒。后来赖松叔也在该处种了些胡椒。我明白，我一走，所种的胡椒是难以顾及的。因为距家较远，我母亲抽不出时间去管理，父亲也忙不过来。但我得把该干完的活干完。如锄草、施肥等，以便椒苗长得好些，以后可以把椒园转让给赖松叔。还有，在椒园旁的低洼处种了几英亩稻子，草已经长上来了，得把草锄尽。于是，我和元广努力去干。为了不在往返路上耽误时间，我和元广就带点米，弄点咸菜，晚上住在那里。所谓“住”，是没有房子的，只是砍了几根树枝、竹子，搭起一个小窝棚。窝棚也只是盖着几片树叶的棚顶，连竹子木棍围一下都没有，很像是野人的草棚。睡觉时，挂顶蚊帐，蚊子是不容易进来亲嘴的。为了预防半夜野兽进来捣乱，我和元广在木枕底下放了一把大砍刀，随时准备厮杀。不过这段时间不长，没有几天就把活全干完，回家了。

为了我俩回国，干妈花了不少钱，买了两辆凤头牌自行车、两块瑞士产“摩凡沱”手表，两个照相机，还有一些衣服、皮鞋，再加上两人的船票，共约四千元。我们登船时，同学朋友三元五元、十元八元地赠送，也有百余元。我启程的前一天，父亲和阿娥也来送行。当然也带来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和妻及子四人专门照了一张相，以作离别纪念。大儿子是五一年底出生的，二儿子此时才几个月。虽不忍心离去，无奈我及家人都清楚，我的处境已岌岌可危。表面看，我是回国读书，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逃亡！

我登船时，父亲送给我们几斤桔子。这是家里在我回国时所花的全部费用，也只能是这些了。父亲也知道，我干妈给了我全部所需的花费，我不再需要什么了。

我乘的船是来往于古晋—新加坡的客货轮，叫layablu。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轮船汽笛一声长鸣，随着眼泪和哭声，船上的我们及其他乘客和码头上的送行亲友挥手告别，启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