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里当店员，干了两个多月吧。一是感到自己的时间太少了，不便于工作，二是店老板多少闻出一点味道，不满意我的一些活动，一些话带出一点不满。如他与我干妈说：“你那儿子将来要当砂捞越王了。”所以我干脆辞去不干了，暂时回到槟柠家。我干爸说，你干点卖炸瓤豆腐，卖点钱吧！于是他就以自家做的豆腐块加工起来。瓤豆腐是客家人的有名小吃，在当地人中颇受欢迎，加工也不复杂。即把豆腐块对角切开，再在中间拉一刀，一边把馅放进去。“瓤” 者，馅也。普通话里只当名词来用，客家话里却可以当作动词——加馅之谓也。馅是很讲究的。把鲤鱼鲫鱼之类的鱼鳞去掉，再去皮，用小铁勺把鱼肉刮下来，加瘦猪肉、姜、葱、调料、味精、盐，再加少许米粉和匀即成。这样包好的豆腐块放在油锅上炸成焦黄。吃时可以沾点辣椒、醋之类，别有风味。于是我挑了个担子，一头放上木炭小火盆，一头放豆腐块及其他。担子一般挑到“快乐世界”里头。找个合适的地方一放，就嚷嚷：“喂喂，头家头家，来来，吃瓤豆腐，又香又嫩，便宜啦！”做买卖必须嘴快手勤，面带笑容。一个晚上从七点多到约十一点，也能卖出不少。象这种小生意，在人多的地方，确实颇有卖头。当然这种小生意，谁也知道是为养家糊口的，是属于我们这类所谓穷市民、“贫下中农”干的。当地政府在这点上也还体恤穷人的。所以从来对这类小生意人不收什么税的，更没有什么清洁费。赚了钱自己全装腰包，卖完你走你的，屁事没有。当然时常也有戴着标记的管理人员或警察之类的人来吃瓤豆腐。他们也象其他人一样，该付多少钱，一分也不会少给。这在那里是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事。不论谁只要敢不交钱，立刻可以报警察。官员、警察更不敢以身试法的，饭碗可比这点小钱重要得多。也许他们认为这点小便宜占了也没多大意思吧。

这段时间，白天空闲很多，因此经常跟元广骑着车子乱窜。当然，有时也是有些其他事情要做的。槟柠属近郊，空气也较好。从家里出来，紧接着一个大坡，斜度约20°，斜坡下面就是一个大港湾，景色宜人。特别是落日余辉映照下，加上打鱼归帆点点，简直是一幅优美的山水画。我和元广骑车下坡时还时常撒开双把，尽情欢乐。那时年轻，天不怕地不怕的，如今一想起来，才觉得真危险呀！令人不寒而栗。

后来，我回到了十七哩农村。这是因为我在十七哩有一定的基础，组织上认为我回到农村搞些宣传活动，作用更大些。不久，我就牵头组织起一个农村青年篮球队，命名为“农青队”。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有时还到附近学校与当地青年队开展比赛。打打球，主要是联络感情，有组织地开展活动。这些“队员”相当一部分是初小文化程度，有些人平常挺爱看书，所以实际语文水平达到高小的程度。我们的关系本来就存在，现在活动多些，就更加密切了。我也逐步地借些书给一些人看。开始主要是些文艺类的。由于我的书是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在当地是很难、或者说根本找不到的，所以很是吸引人。逐渐地爱看书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又陆续购进一些书。到后来大约有百余本。我借出、收回，自己都做了记录。所以实际上形成了私人地下图书馆了。大家看书多了，又看的是内容相同的书，所以碰到一起就自然而然地说起了同一个话题，也就形成讨论了。我把这种情况详细地向组织汇报后，会上讨论认为这样很好，应因势利导，进一步组织读书讨论会，从大家的兴趣出发，由浅入深，逐步引导讨论国内外形势，讨论砂捞越解放问题。会上认为把青年引导到读书上，既提高了文化水平，又提高了觉悟。起码不是晚上到处胡逛、赌博，家长也会十分欢迎的。

于是，我向一些朋友建议：每周利用一两个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谈谈读书心得体会。果然，响应者甚众。于是，有时在这家，有时在那家，晚上点上煤油灯，你一言，我一语地谈了起来。有趣的是，我们在哪家座谈讨论，哪家的家长也时不时地凑过来听。有时家长还热情地给我们泡茶，后来家家都“照此办理”了。当然条件好些的泡的是真正的茶叶，条件差些的，只能用杷子叶泡“茶”。杷子是一种热带果子，国内广西、海南也有。大人小孩都喜欢吃。其叶子煮泡以后可以治一般的拉肚子，不煮泡也可以，只要拉稀，取其小嫩叶，嚼碎咽其汁，效果照样不错。因其叶收敛性很强，叶子又往往是用以收敛伤口的中草药。作茶用，其味甘香，但太浓了，也颇具涩味。

这段时间我除了阅读文艺性读物之外，还认真读了比较通俗的理论读物，如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书中的主要观点，我在讨论会上不断介绍，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们在讨论人类起源的问题上，连一些小孩也感兴趣得很。还曾经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古元辉的弟弟，那时才七八岁吧，对于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说法感到非常新鲜，但立即就深信不疑。一次他考他妈妈，问妈妈人是怎样来的？妈妈不加思索地说，所有的人都是妈妈生的。他说，“错了，人是猴子变来的。”又进一步说：“猴子是小虫子变来的。”他妈妈好气又好笑地说：“那好，你去菜园里捉条小虫来，让它变个小弟弟给你吧！”人最初是怎么来的问题，在小学生中传播很快，也引起一位英文老师参加了争论。这位英文老师是一个基督教信徒。她感到必须纠正一些同学的错误认识，因为这关系到是否对上帝尊重的问题。于是她把几个最爱谈论此问题的学生叫到办公室，很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很聪明，很爱想问题，我非常喜欢你们。但是你们对于人是怎样来的问题认识上不正确。”一个同学刚想反驳，老师制止了他，又说：“我先说说，说错了，你们再提出，不好吗？”学生们点头表示同意。老师于是又说：“人为什么有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你们知道吗？”学生们摇摇头。“上帝开天辟地造人时，那时的太阳也不像现在这样炽热。可是必须很快有人来开荒种地。他捏了两个泥人，一时也干不了，上帝很着急，所以放在火上烤。正烤着他出去大便，回来后一看，烤过了，时间长了。泥人烤黑了，成了黑人。仁慈的上帝不忍把它砸碎，吹一口气，长大了，一男一女。上帝又捏了两个泥人，又放在火上烤。正在烤的时候，刚才那对黑人中的女的不小心摔了一跤，哭了，上帝怕她哭得太伤心，流出了眼泪，会在脸部形成小沟，不好看，急于要去扶她起来。可是又担心两个在火上烤的刚捏好的泥人又烤黑烤焦了，就把它们从火上的架子上取下来，放在一边。他跑过去扶那个女黑人，帮她掸去身上的灰尘，又教给她如何走路，告诉她要慢慢来。说呀说，时间长了些。回来一看，火边那两个泥人表面发干了，不能再烤了，再烤皮就会裂开的。将就吧，让它慢慢干吧，白就白了。这样第二次烤的泥人不到火候，是白的，也就是白人了。上帝不甘心，总得再做个不黑不白的合格产品吧。于是又捏了两个泥人。这次上帝把前面做好的两对男女叫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叫他们坐下不许乱动。于是上帝专心致志地烤新捏好的两个泥人。这次上帝把这两个泥人烤得很好，黄黄腊腊的，上帝很满意。这就是后来的黄种人。象你们和我一样的中国人就是黄种人。我们的祖先叫黄帝，就是这样来的。如果烤焦了，那不成了黑帝了？”学生们听了很惊奇，一个说：“我们是好的、合格的了？”老师说：“也对。你看，英国人是白种人，他们讲中国话，连音调也掌握不准，说起中国话来，怪声怪气的。我们中国人讲哪一国话都讲得很好。还有美国有很多科学家都是中国人呢！我们中国发明指南针的时候，他们还没开化，象野人一样。他们的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教的。”老师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大家都是猴子变的，哪来什么黑猴、白猴、黄猴？”几个学生听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有的心里虽不服气，也不知怎么样说好。

不过，大家高兴的是，我们中国人是黄种人，是聪明的、合格的，这也就够了。我们一部分年轻人，每周都开展读书讨论会。照样是东家一次，西家一个晚上。只是讨论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到深夜还不肯散去。茶也越泡越浓，有时还把茶叶煮一煮。有个同学风趣地说：“关公曹操有所谓‘青梅煮酒论英雄’，我们却是煮茶，以茶当酒。我们既论英雄， 更论天下事，讨论我们今后的前途。”

是啊！即使多少年后，我每回忆起这段情景，仍然意气盎然。那时，没有电灯，只点盏煤油灯。点的时间长了，灯芯叉开，形成一朵朵红闪闪的灯花。想想看，若干意气风发的青年，有的还拿本书，围坐在灯花闪烁的煤油灯前，喝着茶，纵谈家事、国事、天下事，怎能叫人忘怀！这样的情景也是一幅美的图画。如果当时有条件留下一幅彩色照片，如今恐怕更是爱不释手了。

当然，我们读的书越来越多，面也越来越广。从文艺作品到社会发展史，连《共产党宣言》我们也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地啃了下来。我们谈到如何做人，如何将来为砂捞越的解放尽一份力量等等等等。

白天的时间自然是干农活，即种菜、种稻子。菜大体是些黄瓜、豆角（江豆）、扁豆、小花菜，还有麦菜。麦菜是掰叶子吃的，略带苦味，生吃尤佳。生吃时一般卷点豆腐块或肉。麦菜很象北方的莴笋。莴笋主要是吃其茎，笋叶也带点苦味。麦菜也许就是莴笋，不过弃吃各异。比如芹菜，南北方也不相同。南方的芹菜小，主要是吃叶子，而北方的芹菜则吃其茎。我在北京时，买了芹菜回来，把茎扔了，邻居笑了起来。我才知道，这茎也是可以吃的。南方还有一种菜叫树菜，也是非常好吃的，也是吃其叶子。种菜除了吃以外，主要是挑到镇上去卖，或挑到镇上由小巴士运到城里交给菜贩子去卖。晚上车回来时，把菜筐和钱一起捎回来，交给我们指定的镇上的小店就行了。我在十七哩上小学时，每天上学都挑着菜到镇上。记得我十五六岁时，能挑八十到一百斤，走三英里多的山路了。我们有时也种点别的。一次正当辣椒价格很低时，大家都不种了。我们却种了好几英亩。好，到了采辣椒时，由于大家都没有种，价格猛涨。那阵子，我们不多长的时间竟收入了近千元，高兴极了。

除了种菜，每年要种一季稻子。主要是自己吃，还用来喂猪、狗等。当然猪呀、狗呀不能光吃米，大都吃自家种的番薯。种稻子，我家主要是种水稻。头一年种的稻子收割后（不是割，而是摘其穗），很快小穗又出来了，这时把鸡鸭赶到田里任其采食。以后地就荒了。到第二年，各种野草长得约数尺高，用镰刀劈了，晒干，放火烧。烧后把水引进来，泡一泡，地就泡软了。这时用大镰刀砍地皮，地皮翻过来，再放进一点水，即可插秧种上稻了。一般锄一到两次草就可以了。自然也从来不施肥的。这是种水稻。还有一种稻子是旱稻。种旱稻就十分简单了。把小树什么的砍倒、晒干、放火烧一烧，烧过后，等地皮不大热的时候，就可以种了。怎么种？用一根带尖头的木棍，在地上插个小洞，一个个小洞之间有一定的间隔。把稻种扔进去就行了。一般中间只拔一次草。旱稻的产量低，我们不种。主要是当地土著人“拉仔”种。因为这种刀耕火种的办法，不费什么力气。他们种上了稻子，又在地边设个神位，放点槟榔作供品，就不管了。

热带地方气候，每年六月至八月底、九月初是旱季，雨特少，便于烧山种地，到十二月或次年的一二月，雨季来临，稻子也就收起来了。

在山村里，包括小镇上，都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相当一些人没什么事就聚在镇上赌纸牌。所谓纸牌，不是扑克。牌是硬纸条，长约10厘米，宽2.5厘米左右，一面象扑克牌的反面一样是暗的，一面写有车马炮将士相等，每人发十几张就打起牌来。具体怎么样玩法，我至今一窍不通。我父亲可迷上这个了，常常一玩就从早到晚不停手。输钱倒是不太多，只不过三五元钱。但这三五元在当时农民是不得了了。我上小学时，父亲常为玩牌把地里的活扔下，我母亲干不了多少。急了时，父亲就叫我请假在家帮几天活。除了假期，我每个学期加起来得请一到两个月的假。就是这样，我还不能拉下功课。考试总得拼命，非考第一名不可。考不上好成绩，父亲就不高兴。由于父亲好赌，家里也穷得叮当响，一分钱也存不下。父母常为此而拌嘴吵架。弄得我十分烦恼，恨死赌博者了。年轻人赌博的也不少。在山村里，晚上吃完饭，没事干，串门聊天的多。这算是一种很好的活动，起码对联络感情、密切关系是很好的。如果当时有收音机可以听听就好了，可谁也不可能有此高档设备。一次，镇上一位老板弄来一架留声机。唱片一转，唱起了潮州曲子。简直把全镇男女老少都吸引来了。一边听一边兴高彩烈地议论。我当时还听到一场颇有意思的争论。老矮哥的妈妈硬说留声机里头有小人。有人告诉她，里边是不会有人的，那是一些铁机器。她说：“里面没人怎么会唱歌？”“没有人在铁盒子里头！”“没有人？铁盒子里什么东西在唱歌？”“那也是铁做的。”“铁的？我家的锄头、镰刀、菜刀也是铁做的，怎么就不会唱歌？”实在没法，谁也说不清道不明那玩艺儿为什么就会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