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暂时留在城里，当然得找点事做。怎么找？请别人帮忙是一方面，主要地还要自己活动。于是我几乎每天从槟柠家骑着车到城里去，跑到这家商店问：“要不要古里（雇工）？”到那家门面问：“要不要帮手？”不知跑了多少家。码头工人的活倒是有，但我又干不了，因为我扛不动麻包。大约这么跑了一个星期，毫无着落。下午回到家，又累又气馁，一下瘫倒在床上。

我干妈家谋生手段是做豆腐、养猪。

做豆腐是很辛苦的。每天一大早大约三四点钟就得起床磨豆浆。磨豆浆用的是大石磨。用一支约一丈长的大木棍，一头勾在石磨沿的把上，另一头上面吊根绳子。这样一个人扶着大木棍的一端叉开脚步，双手一推一拉，磨子就转了起来。另一个人不断向磨盘一侧的小孔里一勺一勺倒下已浸泡好的大豆。虽然做的豆腐量不大，但磨起来也得将近两个小时。我在干妈家住时，干爸因为去较远的地方种胡椒，很少回来。我上学时，虽然一段时间在家住，但往往晚上学习到深夜，太累。干妈不忍心叫醒刚睡下不久的我。有时我也勉强起来帮一下，但这样的时候不多。于是半夜三更起来磨豆浆的活，就落到元广一人头上。那时元广才十三四岁，半夜把他拉起来，可以说并没有完全醒过来，还在打着鼾声干活。推磨对农家子弟来说，并不是太花力气的活，但推的时间长呀，也确不是一个十几岁孩子干的活，又困又累，实在是很可怜的。现在我不上学了，虽然这个事那个事的也不少，也免不了时常开会到深夜，但总比上学时清闲些。所以这段时间里我可以起来帮忙了。豆浆磨好了，倒在大铁锅里煮，煮好了舀出来倒在大木桶里，兑上卤水，稍停一下，再倒在木制的一小格一小格的木框里。木框里的每一小格事先在底上铺上豆腐布，凝固稍好的豆浆倒进小格子很快便凝固得差不多了。于是把格边的布包卷起来，再一框框堆起，加压，水基本挤压干了，一块块豆腐就成型了。做完豆腐出来的豆渣正好用来喂猪。

正当我为找工作无着落而苦恼时，记得是我干妈问了印度街上的晋安商店，可以让我去当“古里”。于是，我很快就去“上班”了。

    这是一家百货商店，经营布匹及小百货。店主是我小学同学贝初松的叔叔。贝初松的哥哥贝初良也在店里干活。因有这层关系，我和贝初良一见如故，关系处得不错。当地经营必须具备说几种语言的才能，一是华语，华语中又至少要会两种方言——福建话及客家话，二是马来语，三是英语。贝初良基本上没上过学，英语说不了，只勉强学一句半句，当然也是“中国式英语”。当时，我的英语简单会话还不成什么问题，所以有时也能教教他，他很高兴。

    当店员，主要是站柜台。有时也干点杂活，比如出去拉货之类。站柜台可不是轻松的活。早上起来，七点半开始吃饭、打扫卫生，要把两排玻璃柜台擦得晶莹透亮。九点正式开门，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关门。每天店门开十四个小时，就站十四个小时。中午饭和晚饭就在柜台旁边吃，一边看着柜台一边吃。有顾客来了就赶紧放下饭碗招呼做生意。有时等顾客走了，饭菜全凉了，随便再吃口也就算了。晚上十一点关门后，门一锁，到外面活动一下，就回来睡觉。每星期天放假一天。实际上这个假期也只能休息半天。干什么呢？星期天上午店门要开一扇门，一个人坐在门里，旁边放着一个盛着硬币的罐头盒。有乞丐来了，掏出一分钱给他。一般半天时间大约要发出上元钱的分分钱。闭上门不给乞丐钱是不允许的，因为政府有规定，星期日各商店不开门的，必须有人值班分给乞丐零钱。这也算是社会救济的一种吧！还好，那时在沙捞越还没有像现在国内看见的那么多的假乞丐。来讨饭的一般都是残疾，或者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的。除此之外，商店老板没有其他支出。就是说没有人来要这个钱那个钱的。当然，税是必须上的。交税由老板自己到税务机关去一交就完事了。交了税，再也没有什么卫生费、保卫费、这费那费的。当时，城里都是干厕所，每家商店都有自己的马桶式的厕所，每天上午都有清洁车来专门倒粪桶。就是这样，也没有另外收什么费。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有现在的中国，除了各种税以外，还有花样繁多的收费，对比之下才感到奇怪。不另收什么费用是完全正常的。纳税人交了税，就理应享受社会服务，因为你那个公安人员也罢，环卫人员也罢，是国家给工资的。实际就是纳税人养你们的。我至今也弄不懂的是，为什么在国家规定的税收之外，各地各部门还来伸手要钱？国家对此是默认还是反对？反对的话为什么不见有什么措施？如果是默认，那又是为什么？是税率太低，不合理？还是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一种方式？

    在商店里工作，老板几乎每天给我发一包烟。这可不是给你的“福利”。老板说，顾客来了，看这看那，询问价格，想购货，就可以用个人名义敬一根烟，跟他聊聊，自己也拿一根烟。我说不会抽烟，老板说，不会抽也得装样子，否则让人家尴尬了不好。一拿货送货，把烟灭掉。下次新的购货顾客来，也不能自己拿半截烟把把抽，太寒酸，人家会笑话的。有的顾客购货多些的，包好了，就请顾客到对过茶店去喝咖啡、喝茶。至于货物的价格，真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的。有时顾客还的价明明赚了不少，完全可以卖出了，却还得装模作样。最后说，为了交个朋友，这次亏血本卖给你了。说实话，这一套我十分不习惯。真是“无商不奸”啊！不过，不习惯也罢，想不通也罢，还是得按老板教的干。我站柜台之后，老板一下子就把底价告诉我，要我记住，并掌握好赚钱的技术。

    其实象我这种乡村来的人，不习惯甚至厌恶的事情不知有多少哩。比如商店里晚上站柜台，老板要求我这样的年轻人要大胆挑逗年轻的马来姑娘。一到晚上，有的商店售货员如果有女的，也要换成年轻男子，这样才好赚钱。为什么？因为城区周围水边住的大多数是马来人。马来姑娘媳妇晚上都出来逛街、购物。马来姑娘一般都喜欢华人，很希望嫁给华人作媳妇。而且她们不象中国人那样封建意识浓厚，他们是很开放的。你逗她、亲近她，她不认为是非礼，反而认为你热情大方、可爱。所以商店老板抓住这点，要店员拉拢顾客。各商店一到晚上，站柜台的几乎都是年轻、较帅的小伙子，打扮起来，结上领带，头梳得油光滑亮的，当然是涂上蜡的。我当时还有两颗金牙，在灯光下一开口说话闪闪发光，显得更年少。老板在离你一定距离的地方看你如何执行他的教导。于是你一见一群马来姑娘来了，就得赶紧上前亲热，说些她们爱听的，“你真漂亮，我一见就喜欢你。”“你们哪个想和我结婚？”“你每天晚上都来，我要看看你。”如果你动点手脚，和她打闹，打情骂俏，则更被欣赏。当然她们每次来都买点东西走，价也不低。感情可以廉价，货物却不行。当然，一些马来姑娘也不乏与华人相约开房的。

    街两边的商店里不少留声机不时放出靡靡之音，主要在下午和晚上较多。“郎呀郎”“妹呀妹”的充耳欲聋。我十分厌烦，可也没办法，不听也得听。放得最频的是被称为性感歌喉的白光的歌曲。白光声震海外的歌曲是《送君》。至于街上的娼妓，那更是数不胜数。有些打扮得吓死人。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在一家小咖啡店里喝咖啡，正喝着说说笑笑兴趣正浓，迎面走进来一位妓女，脸上的粉足有二寸厚，口红配粉又不好，象个女鬼，扭扭捏捏地走了进来。当时把我们吓坏了，丢下没喝完的咖啡，赶紧溜开了。妓女在街上猎物最集中的时间是晚上，也是妓女最多的时候。但也有例外，每逢英国舰只来了，英国水兵上岸游玩，这期间白天晚上娼妓的活动都十分活跃。有的水兵左右手臂各搂一个妓女，加上一些水兵一般又喝醉酒，在街上丑态百出，搞得满城乌烟瘴气。那时候在街上大小旅馆，任何人去开房都可以，不用登记，也不要什么身份证，你交钱就行了。这一来，旅馆就难免

成了嫖娼卖淫的好去处了。也有些比较“正规”一点的娼妓集中点，类似妓女院，不过不是院，而是一户一户的妓女户。在印度街的南侧，就有一条这样的街，叫“沙璃街”。一个男子，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闯进去，都会被拉进房子。听说有的第一次去，妓女可以不要你的钱。但你进了一次，以后就会不断地进去，凭你再多的钱也得花光。即使无意中从这条街走过，也很难清清白白地走出来的。城里人对这条街的情况都很清楚，我们学生、朋友都互相提醒说，千万别进这条街！其实这条街没有一家是搞门面经营的，最多不过卖点烟和酒。你进去干什么？

    城的北面有一条大河，叫沙捞越河。大河横贯东西，河自东向西流，到了城边已是近海口了。所以水较深，河面也较宽，大的轮船也能停泊。有装卸货物的码头，小舢舨船就更多了。河的北面是英国人居住的别墅群。我没到那里去过。城南有一个博物馆，馆周围是草坪公园。草坪公园没有围墙。草坪管理得相当好，割草机不断地割去长草。草坪柔软如棉垫，见不到脏物、废纸屑之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断有工人在喷洒杀虫剂，这一来，不论白天黑夜，你连一个蚊子都找不到。所以夜间常有人来此歇息，悠然自得。但也常有些狗男女在草坪灯光背影处为非作歹。你只要敢在略暗处行走，总会碰到光着屁股的男女抱成一团。也许见怪不怪，人们见了也不以为然，怪的倒是，没有什么巡警之类来干涉。也许这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自由”？

    说到公园草坪的清洁，不能不多说几句。整个古晋城方圆几平方英里，也一样地清洁干净如镜。那是个热带地方，当时城里虽是明沟、干厕，苍蝇蚊子却全然无立足之处，这不能不令人敬佩其管理水平与效果了。主要是清洁工人不断喷洒药水、不停打扫。这么多工人天天搞环卫，开支是不小的，但从来未向居民或商贾专门收取过什么清洁费。相形之下，我们则是太不像话了。西安这么大的城市，清洁费、垃圾费、卫生费、排污费之类名目繁多的费用，年年月月照收不误，而苍蝇蚊子年年袭击人们也照样一点不客气，有的地方甚至还垃圾成山，行走受阻。1981年6月，我在省委办公大楼帮助工作，晚上就在大楼睡觉。夏天几个月，晚上叫蚊子咬得无法忍受，整个大楼的门和窗户都有纱窗纱门，还是屁也不顶。我对陈纺平主任述说了我在古晋看到的情况。我说在古晋市里，人们连什么叫纱窗都不晓得，在城里住的人，如果从小不到乡下去，你简直就弄不清楚苍蝇蚊子为何物。他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管理工作实在不如人家。

    还有，国内似乎都喜欢搞封闭式的环境。一幢楼房一盖起来，随之围墙高筑。连学校也是高围墙，一个破公园也围得水泄不通。可以说是四处高墙林立。本来公园是供人们业余假日歇息、散步的，竟也高额收费入园。在资本主义的古晋，你看不到什么墙。最多也就是种上一排约一米高的一种小树——类似冬青树之类。连别墅楼房也没有围墙，随时随地一眼可见各种相当好的建筑——没有墙挡住人们的视线。那安全吗？好像是叫人担心。但从来没听说什么大的不安全的事发生。资本主义不是腐朽没落、人都失去人性吗？为什么反倒不防呢？当然巡警巡逻是不少的。但从未听到过、也未见过他们收什么巡逻费、保卫费！这些不由你不加赞叹。我离开该地四十多年了，不知现在情况怎么样？是比社会主义情况好还是糟？

    大约在1950～1951年间，在古晋城西边跑马场的旁边建起了一个“快乐世界”游乐场。内设有歌舞厅、戏曲厅、中国象棋厅，还有一个不大的叫“迎郎台”，台上坐着若干歌舞妓。“迎郎”者，顾名思义，就是迎接男人的地方。给了钱可以搂着美女跳舞、发泄兽欲。这个“迎郎台”上，不时发生妻子们来闹事的。这个台，跳得最多的一种舞是“芒沙弯”。这是一种土著风情舞，音乐很简单，主要是手鼓，拍打节奏，而跳舞的女郎主要是表演屁股功夫，扭得千奇百怪。因此这种舞也叫“扭屁股舞”。上去跳舞的男人，即使不会跳也没关系，主要是抱住对方，摸摸屁股，丑态百出就是了。最令人恶心的是，有一次，新加坡来了几个什么超级舞星。舞星还没到就四处宣传，说是歌舞团将表演“模特舞”。起初，谁也弄不清这个“模特舞”究竟是个什么舞。开演了，离台最近的座位每张票价是30元马币，最远的座位，没有望远镜就看不清的，每张票也要5元马币。老天！别说30，当时5元钱就是很大的数目了。我当时做“古里”，每天拼死拼活，站班十几个小时，每月最多才不过25～30元。这么高的票价，看的是什么舞呢？我后来问看过的人。他们说：“好家伙，在优美的乐曲声中，舞星一边跳舞，一边脱衣裳，最后竟然一丝不挂！”怪的是，这种脱衣下流舞，竟然十几个晚上，场场暴满！

    我在商店打工期间，当然是积极做些工作。不过开会时无法出去，只能是放在星期天了。原来的同学平时来找我的也不少，但也只能简单地说两句。有时也转手一些书。书当然是当时的禁书。次数多了，时间长了，店老板或多或少也能闻出些味来。所以也有不大高兴的表露。那时我们都没有隐瞒自己热爱祖国的观点，也没有藏匿赞扬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大陆、出兵抗美援朝高兴的心情。不过，决不会提出类似“全砂捞越人民行动起来，推翻英殖民者统治”这样的口号宣传，不会去无谓暴露身份受铁窗之苦。我们当时的想法只是做好宣传新中国的工作，更深入的东西肯定是不适合目前条件的。这段时间因我出入不大自由，有些时候就让元广去传达信息。元广还小，但颇机灵，传递条子十分可靠。

    工作期间我最怕的是去提货。因为去提货就要蹬三轮车，我却不大熟练。当时那种三轮车是两个轮在前，一个轮在后。骑上去手扶横杆操纵。我感到很吃力。有一次我装了一车布匹，往回走时，有一段路上有点斜坡。小坡边上有个卖冰水的小摊。我一时把不牢，竟撞在小摊上。好的是我速度慢，刹住了车。冰水摊只是晃了晃，没被撞翻。我挨了一顿骂，屁也不敢放，笑笑走了。如果撞翻了，我怎么能赔得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