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课了。反动的国民党渣子张俊校长从中华中学的教工名单上永远抹去了。但是送走了虎豹，却迎来了豺狼。加入了英藉的、更加阴险反动的英殖民当局教育局长徐耀东却来继任中华中学校长。这条狗来了，不狂叫，却到处乱窜，闻味。

    一九五二年五月份，又是我们设法寄钱到香港大购书的时候。香港有两家书店出售新中国出版的各类图书。每到大的节日，如元旦、五一、七一、十一等节日，书价大降，不少书按五折、三折出售，甚至一折也售，简直是大奉送！显然这是在花钱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新中国的新生文化！令我们学生，特别是穷学生欣喜若狂。只要了解情况、靠得住的人，都可以设法买到自己所喜欢的书籍。可另一方面，英殖民当局也一次次公布禁书的公告。禁令还十分严厉，如发现有人持有某类书籍，将按不同书名、内容，课以不同的罚款。比如，发现你有《人民日报》，则处以一千元罚款或三年监禁。当然，他们一个也没能逮住的。不过，号称西方民主国家，标榜西方自由，竟然连人民看几本书也如此小题大作，连一点遮羞布也不挂，也未免太那个了。

    五月十三日，我写好了一封信，列了书名，共二三十本，正待邮出——邮信中可以夹入钱币，不必到邮局汇款，这也不易暴露。我把信放在书包中。早上预备铃快响了我们都坐在教室里。我同桌的同学彭瑞源和我正悄悄说话。他知道我要买书，说要看一下，他也要买几本书。我就把信给他看。他正看着，徐狗从教室后侧窜出，见彭正在看东西，一下冲进教室，要彭把看的东西交出来。彭吓懵了。我立刻一把抢过来，徐又向我伸手。我说：“对不起，我私人信件，不准看。”他说：“你可以给他（彭）看，为什么我就不可以看？”说着动手来抢。我知道，如被抢去，问题就大了，所有不能暴露的秘密就全暴露了。我立刻把它撕了个粉碎，向空中一扬，说：“你要看，就爬在地上拣吧！”他暴跳如雷，转身走开了。到了下午，学校布告栏上贴了张黑纸白字的布告，谓某某某违抗师长之令，搞秘密赤化宣传等等，特勒令离校云云。因为学校有史以来的布告都是白纸黑字的，而这张却是黑纸白字，特别醒目。全校都轰动了。

    我假装不知道，也是有意蔑视。第二天早上照常到校上课。第一节正上着课，徐狗进来了。说，某某某，布告已经出了，你为什么还来上课？我说：“布告我不知道，没人正式通知我，合手续吗？”他说：“我是校长，现在代表校方正式通知你：立即离校！”我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你出去，我要和同学说几句话。”他走了，我礼貌地对上课的老师说，对不起，耽搁几分钟，我说几句话。我当时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大清了。大致意思是，这种迫害学生的行为是可以估计到的，以后也可能还会有，希望同学们团结战斗，后会有期之类的话。记得这一天是五月十六日。

    当天晚上，一个简单的会议之后，一份抗议校方无理开除学生的书面报告写好，连夜奔走，让全校同学都签了名。第二天就送到校长办公室了。该份抗议书的草稿，王馥英同学交给了我。我一直保存着，到一九六○年，我递交入党申请书时，一并交给了党支部。现在可能仍然在我的个人档案中。

    会议在讨论我被开除问题时，深深感到，这是徐耀东的第一个突然袭击。按理说，应发动群众给予强有力的还击，发动反击的最好形式是罢课，但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时机不成熟。主要是运动处于低潮，同学们刚复课。关于我离开学校后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会议认为应利用我现有的条件，在农村组织农村青年，开展各项活动。但目前一段时间内，仍应尽可能留在城里，免得我离开后，一些工作衔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