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课结束了。但我们的工作却正在进一步深入。同学们用各种办法从香港大量购进祖国大陆的图书，从马列主义理论到文艺小说，从歌曲小册子到各类画报，都在选购之列。一时，“红色”图书、刊物、报纸几乎人人都可以看到。经济上较好的同学自不必说，他们拥有大量的图书，即使穷如我者，也都节衣缩食购买进步书籍。这以后将近一年的时间，我自己已有各种“红色”书籍上百册了。我后来还办了所谓“地下图书馆”，这是后话了。当时不少同学邮购来的书，都热情传借、彼此也互通有无似的互借。我看的第一本理论书是《共产党宣言》，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当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读红色小说等，不仅在学生中掀起热潮，社会上的青年以及普通老百姓也热情不减，大约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我在一位亲友家中，见一位年约四十上下的来客。在谈论中，他说他看完了《资本论》，并且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书中的内容。当时我们没见过这本书，更没读过，也无从辨其所云之虚实。但不管怎么说，他知道有一个《资本论》这套马恩经典名著，也可以说明一点问题了。

    可以欣慰的是，不管我们百余天的罢课多么艰难，付出有多少，但至少在推动群众性的爱国热情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就在复课前后，恰逢农历正月十五日，中国人传统的元宵节来到了。当地城里居住的大部分是福建藉居民。有个传统的习惯是，正月十五晚上要大放鞭炮，从晚上七八点钟开始一直陆陆续续放到子夜。年年如是。而正月十六晚上则是妇女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逛街。这时候满街几乎都是妇女，男的很少很少。可是这年出了一个问题。

    正月十五的前一天，英殖民当局通过报纸发布了一条告示：说是英国国王前一天刚刚逝世，全英国都在沉重哀悼，本地华人不许放炮闹元宵。这布告一出，所有华人一片哗然，十分不满：你红毛死不死人跟我何干？！

    虽然家家户户都准备了成箱成箱的鞭炮，但谁也不敢带头违规。你知道他会怎样惩治你？正月十五晚上一直到了八点多钟，街上还是静悄悄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急坏了，也都满腔怒火。到了九点多一点，突然有一辆没有车牌的小巴士快速从市中心驶过，小巴士的后门开着，从后门，一包一又一包点燃的鞭炮扔了出来。噼噼啪啪响个不停。这下可好了，既然有人放炮，有人开了头，于是你也放，我也放，满街满城都响了起来。整个市区如同炸了一般，烟尘滚滚，火光闪闪，响声震天，一直延续不断地响到下半夜一点多。甚至到了两点，有些地方还响声不断。据老住户们说，从来的元宵节都没有放过这么多的鞭炮。放了多少鞭炮？没人晓得。但见第二天有不少地段的鞭炮纸壳堆了一尺多高，连小汽车的通行都受阻了。后来我们了解到，城里所有商店的鞭炮，除了自用的以外，全部卖光。有的人敲开商店门后要买鞭炮而买不到时，善意地骂了声“Pu-Ball”不高兴地悻悻而去。（Pu-Ball是福建闽南语，是与广东话里“丢那妈”一样的习惯口头禅）带头用小巴士引放鞭炮的，自然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中学生了。当时的小巴是城区甚至远郊区的主要交通工具。车门开在后面，客人上车后，可以面对面坐两排。

    那时的鞭炮除了个别带雷的炮外，都是扁平四边形包装，厚度约三公分，长宽均约11～12公分。在一边撕开一个口子，点引的药芯即露了出来，点着后，扔出即可，十分方便、迅速。

英殖民当局对华人此举难免火冒三丈。但更多的恐怕是忧虑——政令不通，有令不行，威信便难免大受损失。据住在市内的一些人士说，很快英国人就派人来调查此事。说起调查过程来也挺有意思。如，问：“你为什么放炮？”“我听见满街放，我也就放了。”“你不知道有布告，不准放炮吗？”“报纸上登了，当然知道！”“那你为什么违抗禁令？”“我也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敢违抗？又一想，不对，大约是大英帝国政府为了尊重华人的风俗习惯，取消了禁令，与民同乐？”

这个元宵节闹得红红火火，闹得大家欢天喜地，闹得个别人有苦难言。闹的方式也十分特别，显示了华人团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