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路——25风云滚滚的105天[下]
6 参加秘密革命组织
当然，英殖民政府的命令通告，在我们绝大多数同学的行动中，就成了一道空文了。暂时，校方也不敢开除一个学生，所谓命令通告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这归功于祖国的支援，我们作了工作，坚决顶住，当然也不乏社会各界的支持。这一来，同学们的斗志更加旺盛了，团结更好了，罢委会的威信也就更高了。
领导这次在当地史无前例的学生运动，表面上是学生代表罢课委员会，而实际上其关键作用的是当地一个革命的地下组织——砂捞越民主青年团。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有华侨青年社社长杨忠益、总务长郑祝聪。但大部分成员是高年级的中学生。这个组织成立于罢课之前，和马来亚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是通过高中生王馥英与其姐姐——一个在新加坡读大学的马共党员来保持联系的。开始，一些重大活动是接受马共建议的。但这个组织又是独立的。
砂捞越民主青年团的宗旨，是宣传马列主义，其纲领是逐步在学生中、在社会上发展团员，在条件成熟时组织武装，推翻英殖民政府，成立包括各民族的人民政权。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十分清楚。这天下午黄锦茂同学把我叫到浮罗岸街的一间房子里，和我谈了形势，并让我谈了看法。最后他表示愿意介绍我自愿加入砂捞越民主青年团，并当场让我写了一份简单的申请书。他叫我用一个别名签上，我签了“阿坚”，就把申请书交给他了。
很快，他告诉我，组织上已同意我的申请了。并告诉我一些组织原则，如何严守机密等等。并提出，我只能和他保持单线联系。
形势发展很快，变化很大。此后大约仅一个多月左右，意想不到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斗争进入相当严酷的阶段。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得不离开古晋。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被推选为砂捞越民主青年团的执委，即十三名领导人之一。
7 面对刺刀的英勇斗争
一个晚上，我们在青年社开联欢会。这可算是个大集会。当然会上罢委会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机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大讲我们爱国罢课的意义。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特别讲了受到祖国的支持，以及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直到完全胜利的意义和方法途径。
会上的文艺表演，场面极为热烈。由于青年社址是在小山坡上，表演场地面向横穿的马路，因此马路上也站满了观看节目的市民群众。我没有表演节目，也去得稍微晚点，所以也站在马路边上。我是带刘凤花一起去的。我干妈叫刘绸，按辈分说，元广应该叫凤花为“姑姑”，可年轻人哪讲这个？我和元广从来不这样称呼她。她家不在古晋市，相距较远，需要乘船往来。她是和其母来“走亲戚”的。
联欢会上表演的节目都是以唱歌为主。演唱水平不错，当然无法与专业歌唱演员相比。不过因为都是国内传过去的新歌，革命气氛很浓。一唱起来，台上台下互相呼应，气氛十分热烈。唱得热闹起来，凡是新歌都唱，连《志愿军之歌》、《白毛女选曲》这类明文禁止的歌曲也不断上演。这下可惹祸了！突然开来了几十个手持枪、棒的防暴警察。为什么人家这样灵？谁告了密？其实不用告密。一是公开的集会，无所谓“密”，二是高音喇叭传播表演节目，很远都能听到，也无所谓密的。警察到后，一部分在山坡下，上了明晃晃的刺刀，朝外一字摆开，不准坡下的人上去，一部分警察冲向会场，抄砸各种设备、仪器。在会场的学生上去抢，于是警察就抓扭学生。这时坡下的同学也急了，大声喊口号：“不准迫害学生！”大声唱《制止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团结就是力量》，并且不顾军警的刺刀，对着刺刀往前冲，企图援救自己的同学。围观的市民群众也大喊，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等等。在同学们开始往上冲时，刘凤花也往上冲，我怕她出事，拦也拦不住。因系我带她出来的，出了事我怕不好交代。但拦不住，我也只好跟着冲上去了。
面对学生与市民群众的愤慨，当时警方只好空手撤退了，不敢抓走学生。
8 抬着棺材大游行
罢课以及学生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学生宣传活动引起全砂的震动，其影响开始越出国界，在英方及反动校方看来，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了。他们已逐渐地感到，许多事情决非学生能力所能及，但又一时摸不着底，非常着急。因此英殖民者决定从学生下手，再看看动态。这是必然的。至于“罪名”，那好办！从来都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说，宋朝还有“莫须有”的加罪办法呢！
很快，英当局以“破坏和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拘留审查我们较高年级的十名学生。主要是初三以上的同学，记得当时被拘留的有：黄锦茂、丘立本、蔡明辉、蔡秀娇等。
紧接着就是逮捕、开庭审判。学生也请了律师，但效果并不好，仍被判“有罪”。但罚款或坐牢，可以任选。考虑到坐牢的影响较大，于是大家均以学生无款为由，选择了坐牢。但蔡明辉的家不在市内，担保后，当即回家通知家人，被允许。于是借了蔡高文同学的摩托车。蔡高文提出一同前往，高文坐在后座上。还没到家，出了车祸。蔡高文丧身于卡车轮下。
我们认为车祸是蓄意的。于是利用蔡高文同学之死，再次掀起斗争的高潮。第二天，同学们抬着高文同学的棺材，动员了几个小学的学生也参加送殡。棺材穿过市中心，队伍如长龙，抗议英政府勾结国民党残害学生致死。沿途还有不少市民也加入了抬棺游行的队伍。因为去“义山”（公墓）勉强可以通过市区，队伍行进中没有大的动作，所以警察一时也找不到好的借口，没有大的干涉行动。这是十分悲壮的游行！也是一次显示力量、显示学生团结及社会人士支持的大的行动！英殖民政府也无可奈何了。在震耳欲聋的哭声、抗议声中埋葬了一个年轻的生命。接着宣布：当晚在中学大教室举行追悼大会，要求大家克服一切阻力按时参加追悼会。当然一些同学也已进行了其他各种准备工作。
晚上七点半钟，就要举行追悼会了。英殖民当局却通知说，非常时期不准开追悼会！但他们心里明白：这是阻止不了的！于是切断学校的电源，并派军警包围了学校。学生喊着口号冲进学校，并且质问军警：“我们死了人，开追悼会有什么错！哪个所谓民主国家不许民众追悼亡灵？……”他们哑口无言。
电源切断了，好办！我们立刻找来十几盏汽灯，把会场及其周围照得通明，比电灯还亮！扩音器用不成了，不知哪位同学弄来了手摇发电机。一切都有了，追悼会马上进行！
会场外军警荷枪实弹。但也仅此而已。他们不敢放催泪弹。因为十月二十九日罢课开始时，学生曾经包围了校长办公室。警察来了以后，冒冒失失放了一次催泪弹。当时催泪弹打在我身旁教室的墙上，眼睛一下子都睁不开了，实在是厉害。那次一声枪响，倒不是吓了学生，反倒激起了更多学生的坚决行动，差一点把校长揪出来打了，此后不断对此抗议，社会民众也十分不满军警的行为。所以这次他们不敢再开枪了。我们也准备好了，如果军警敢开枪，学生就上去抢枪、扭打，搞它个天翻地覆！因为学生这回与上次不同，死了一个同学、火气正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点他们恐怕不会不想到的。这次与上次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学生们是经过斗争考验的，有了经验，勇气也更大了。
开会，讲了些什么、谁讲话，现在已记不清了。会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吧。现在回忆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是追悼会唱的追悼歌。此歌是谁写的，好像没有确切的材料。但我知道的是，李民胜同学在头天晚上整夜没合眼，写了一首追悼歌。至于第二天追悼会采用的是不是李民胜的作品，就不知道了。会场上先播送了两遍，然后同学们就跟着齐声唱了起来——高文同学安息吧！我们永远记着你。为同学为自由，你不幸牺牲了……
曲子的一段是这样的：、
会后，大家含着眼泪，默默地离开了会场，准备着迎接更大更严酷的斗争。
9 坐牢算什么
抓我们的同学，实际是镇压学生运动。被抓的十名同学都是中坚分子，而且都是初三以上高年级的。判坐牢监禁的好像不到十名。监禁地点，就在市内。很快全校同学都探听到了监禁我们同学的具体地点。于是几乎每天不断都有成群结队的同学到监牢去探望。被监禁同学在有铁栏的窗内，我们都能看得见。每当同学们去探监时，他们都笑容可掬地探头看我们。也不知怎么的，很快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会唱“坐牢算什么”这首歌。去探望的同学就围在外面大声地唱，引得不少的人前来观看，还议论纷纷的。当然见有市民群众来围观，谁也不会忘记自动向市民宣传我们罢课是为了什么，宣传说明英殖民者和张俊是如何迫害华侨爱国学生的。这也弄得英殖民政府十分狼狈。他们不会想到，抓了一些活跃分子，会出现更多的不屈的活跃人物。
记得那首歌的歌词是：“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
这首歌，以及其他不少的新歌，鼓动性极强，如何传进来的，在当时是个很大的秘密，谁也不去探究。只要好的就唱，而且不用教，也没见什么印刷或传抄的歌曲单子，一个人唱了，其他人很快就会了。也不象《黄河大合唱》那样，过去中华中学有学生合唱队专门表演过。这些歌都是“听来即唱”，唱熟了，几十年也忘不掉。你说怪不怪！
１0 被迫越境寻出路
在这种局势下，英殖民当局只好决定释放被捕的学生。
其实，英殖民政府是感到学生的罢课浪潮难以遏止，就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先把学生放出来，以图稍稍缓解一下局势。如果不行，再逮捕并送往外地，割断监内外的沟通。这是我们过后才领会到的。
被捕的同学放出来后，当局提出要学生复课。我们的答复是仍然要满足罢课时提出的条件。于是传出的消息说是还要抓我们的同学。
当时考虑到与其在古晋坐牢，不如到印尼去，争取与印尼共产党联系上，取得他们的支持，进而联合起来，开展革命活动。
很快十名同学先后分头到了西连某地，并匆匆越境逃往印尼。在他们越境过程中，军警很快在后面追捕。当时据说有位女同学在越境时，由于不习惯山地的奔跑，脚扭伤了。后面又有军警追赶，不能停了，黄锦茂只好把她背上继续跑，一直到过了境才松了口气。越境的同学，到了印尼也并不轻松，到处躲避印尼警方的追捕。
约半年以后，他们被印尼警方抓获，花了些钱，印尼政府把他们按中国公民非法入境处理——遣送回中国大陆。
这些同学到了印尼以后，还曾给我们这里通过信。信里自然不会公开谈什么，只是以什么亲属的身份，说几句问候之类的话。但其实字里行间是用看不见的东西写的，即用淀粉冲熟的汤写的，一干，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接到信后，在行与行之间涂上一层碘酒，字就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高年级的同学学了化学，当然懂得此妙法，这也是十分简单的事，可在我来说，当时却感到十分惊奇。
走了的十名同学，大部分都是活跃分子。我估计其中必有好几位是砂捞越民主青年团的成员，说不定还是团中央的上层决策人物。这样，自然需要在组织上作些调整，以利于领导工作的开展。于是，我这个新成员就调到了团的执委会。“执委会”，顾名思义是执行委员会，它的上面自然应该有一个决策机构。但从实际情况看，并非如此。团执委会每次开会，都是在分析情况的基础上，提出行动方案并决定如何实施。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由执委会定了之后，另由几个小组再行审议？我不知道。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执委会是青年团的高层领导机构了。
执委会开会确实多。当然会议的大部分内容是碰头、综合情况，至于研究与提出问题，决定什么行动方案的，倒不多。会议一多，比起前阶段来，我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有时正端起饭碗，摩托车来接我了，放下饭碗就走。这样，这顿饭也就“节省”了。除了情况复杂，需要多开会外，开会地点的选择也比过去复杂、困难了。在市内集合开会危险性大。因为便衣特务到处出没。虽然原来的同学——他们怀疑跟踪的对象已经离开了，他们肯定知道我们不会不继续秘密开会、研究对策的，也肯定还有人在组织、在领导，只是新的领导班子成员他们一时搞不清楚。有好多次会是在我槟柠家里开的。起初来开会，我干妈很害怕出事，但也没办法。有几次时间长了，家里还煮饭作菜给他们吃。有时开会太晚了，就不敢回家（回城）怕碰见特务出事。记得一次在三支石刘永明家橡胶园里的住房开会。会一直开到下半夜两点。这时不能走了，于是男的女的只好横七竖八混在一起和衣而卧了。
11 更大风暴前的间隙
罢课，在相当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坚持了三个多月，实在是件极不容易的事。一是英国殖民当局用各种手段威胁分化学生和家长；二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思想混乱，开始动摇；三是我们的领导班子削弱了，中坚力量减少了。罢课总不能是无限期的。我们开始感到，要象开始时那样，坚持全部条件得到满足，是不大现实的了。这时，刚好英殖民政府通过校董事会公开宣布“辞退”张俊校长，并找到罢课委员会，说：你们的目的达到了，你们务必尽快做工作复课。我们经过讨论，并多方磋商，同意
复课！
于是约在1952年2月10日，全体同学到校复课。
复课这个日子已经记忆得不是很准。当时，我们好像还在讲，坚持了102天，也好像有人说过105天。到底是多少天，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就按105天吧。这样从十月二十九日，经过105天，推算下来，复课的日子应是在二月十日。
罢课结束了。罢课委员会的历史使命也结束了，它当然也就自动解散了。
反动的国民党党棍张俊校长终于被罢课的浪潮淹没了。而我们的十个同学也不得不离开我们。更令人悲痛的是我们的一个同学牺牲了。如果说我们取得了胜利，那代价是很大的。但也应当看到，经过百余天的斗争，就同学们来说，认识水平、思想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初期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也更广泛深入；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罢课以及宣传的活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对新生祖国更热爱、更向往了；对英殖民当局迫害华侨的真面目有了深刻的认识。
那么，罢课是胜利了，还是没取得胜利呢？各有说法。我们暂且不去为之争论不休。事实是抹不掉的。留待以后去论证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英殖民当局一天不真正还民以应有的自由，斗争就一天不会停息。这次学生罢课斗争，更深远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罢课本身的胜败与否的局限。它可以看作是一次群体力量的激发和积蓄，看作一次更大暴风雨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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