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 日寇投降了！也许人们早已知道日本鬼子的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也许是当地小镇条件所限，镇上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也没大放鞭炮，显得相当平静。只是见面时喜气洋洋，互相传递着这一条大家都已知道的喜讯。
    日寇投降时，我才十三岁。这个花季般的年龄，按正常情况，应是小学毕业或上初中才是，可是我和许多小朋友在日本南侵时都没上学。我过去看过、抄过诗歌体的小说，到十七哩后唯一见过的一本书是《薛丁山征西》。这是一本真正的章回体的白话小说。这本小说是从温连叔那里借来的。我母亲每天晚上要我用客家话念给她听。厚厚的一本书，我每晚在煤油灯下朗读，母亲听得入了迷。遇上不认识的字就放过去。不过总的来说，不认识的字还不算太多，不至于影响故事的完整性。我也十分喜欢这类书籍，可惜也只此一本而已。我母亲说，还有一本《薛仁贵征东》，因为她过去看过潮州戏，知道一点。她让爸爸到处打听，也没借到。
      日本一投降，当地华人最急迫，也是最忙的一件事就是筹资办学校。当时由几位侨贤发起，向华侨募捐。不管是否有孩子要上学的，都热烈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少的人又出钱又出力。平场地，盖校舍，还选举成立了校董事会，专门管理学校各项工作。

       好象没几个月，校舍就盖好了。是平房，大约有六百平方米。在教室旁边不远，还有老师宿舍和音乐教室。虽然是平房，但还是很好的。柱子是当地好木料，通常叫盐柴木，屋顶也是盐柴瓦。这种木质很硬、很密，极不易腐烂，也不怕白蚁咬。围墙虽是一般木料，也是很不错的。学校校舍正面上头冠以“成邦江路十七哩中华公学”十一个端正雄劲的正楷大字，字虽是黑漆的，但和白漆刷过的木板底层相辉映，也颇为耀眼。学校正面有一旗杆，用以每周一升旗集合。此外在一大片空地中，布置了一个篮球场。学校后面的空地可大了。因为这地没有种菜，小学也用不着花钱征地，想要多少地，就用多少，没人管的。学校后面这块地，搞了一个大足球场。学校前面有一条大干沟，沟边是通往西连的大马路，路边是商店。整个环境是相当不错的。
        学校在1946年春节后开学，当时只有三位老师。学生也不太多，一共只有两个年级四个班。我所在的班是二年级第二册，即第四册，也就是二年级的下学期。我们班一共有十几个同学，我能记起来的有：蔡常木、彭宜新、贝初松、彭鉴良、田石云、傅贵强等。我们班和二年级第一册同在一个教室。老师给我们讲课时，那个班就做作业或自己看书，反之也一样。
        那时候，学生的年龄也参差不齐，就说我们二年级吧，大部分是十岁或十一二岁的，最小的只有七八岁，最大的好像有十五六岁了吧。
        所谓“中华公学”，当然是华文学校。上学读书的自然也是华侨子弟。不过有时也有一两个当地土著民族的孩子来念华文的。老师虽然全都是用“国语”讲课。可学生们却习惯于讲客家话。为了让学生们讲好国语（也算是普通话吧），除了提出严格要求外，还搞些强制性措施。如学校设立学生“纪律巡察员”，除了约束学生纪律以外，也抓讲客家话的学生。谁不讲国语，就发给谁一个牌子挂在胸前，一直挂到放学才可以取下来交回。我上学不久，除了当班主席外，还兼任巡察长，也算是有职有权的。巡察长还管着巡察员咧。
       每周一，全校在校门口集合，升国旗，唱国歌。每周末，也即周六下午是全校 周会。周会是很热闹的。开始是校长总结一周来学校的情况，表扬一些学生，接下来是学生演讲。演讲的内容由学生自选。但不外乎是如何学习，如何作个好学生等等。完了以后是“余兴”。“余兴”嘛，一般是唱歌，有时也有舞蹈什么的。你别瞧不起小学的周会，不久以后，还引来不少家长来观看。学生演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敢面向那么多同学，甚至还有家长来做演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由于环境特殊，六七岁就开始野，就象是一个“孩子头”。但开始几次演讲也不太自然。我后来找到了窍门：演讲时头抬高一点，不看前面的人，这样就不感到害怕了。三五次以后，也就自然多了。我也不时地把这些“经验”与同学们交流。
      学校差不多每学期（半年）召开一次“恳亲会”，也就是家长座谈会。这是分年级召开的。家长们来了以后，老师向家长们介绍教学情况，介绍学生的学习、品格  ，也征求家长对学校及老师的意见。会议结束前进行大会，大会上有些家长还讲话。然后照例有小型的节目。会议是相当热烈的，家长们对“恳亲会”也颇有兴趣。
        学校对二年级以上的学生每年都要很认真地进行一次演讲比赛、书法比赛和作文比赛。前三名优胜者在期末发奖。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比赛不光我们学校实行，城里的小学也都有。不过有的小学只比赛作文和演讲。在城里，中学也有演讲比赛。不过据我所知，中学的演讲比赛是初中三年级和高中班的同学不分年级的比赛，而且不是用国语而是用英语演讲了。我当然是每次每项都参加的了。我在十七哩上学的几年里，每年两次的三项比赛都是第一名的当然获得者，加上学业成绩一直全班第一，所以每学期都有四个奖品。奖品都是些笔呀，本子呀，有时也有奖旗。奖品不算丰厚，但影响不小，竞争也相当激烈。有一年，我的右脚面溃疡，快考试了，脚不但没好，反倒更厉害了，走不了路，有时还发点烧。但为了考好试，也是为了争第一，起码也要拿第二，我坚持要去学校。父亲每天把我放在他肩上，骑着去学校。中午带个饭团在学校吃，晚上放学了，父亲把我再扛回来。学校距我家几英里的山路，父亲不辞辛苦让我骑来骑去。不过我也没让他失望。结业大会，我去不了，他就代我去了。发奖时，每当听到我的名字，他就答应。一回来高兴极了，说他四次上台领奖，说很多家长看他上台就哈哈大笑。
        学校每学期各项比赛，特别是学业上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而主要的竞争是在前三名中。那时，我在班上的年龄居第四五位，和我主要竞争者是蔡常木。他比我大两岁。他家是做生意的。他的学习时间多，家庭条件也优于我。每次他都发誓要胜过我，但哪一次也未能如愿。因此他很不服气，又由不服气到不理我，以至于在后期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成了仇人一样，不讲话了。当然我的条件远不如他，但我也不想落后于他，于是拼命争了。在时间上，我们是处于劣势地位的。我每天早上起床后，先干一阵子活，吃完饭后，再挑一担子菜到小镇车站放下，挂上牌子，等汽车来后拉到古晋城里代卖，我再赶到学校去。不但平时是这样，临考试了，也概莫能外。下午放了学，我一样还得到地里干活。星期天则更是地里干活的好机会，从来没有说能坐下来看书学习的。我父亲没上过学，还以为学习就是在学校上课，根本不理解还要有复习功课一说。但有一样：考试考不好那是不行的。另外父亲还染上恶习，就是爱赌博，有时一打起纸牌来就是一整天，甚至连日带夜地玩，也不管地里的活紧不紧。当然等清醒过来，感到活紧了，就着急了，要我请假帮忙。有时要请个三五天也说不准。我能怎么办呢？功课又不能拉下，只好晚上多用些时间，经常到很晚才上床。到了临考试前复习功课了，就更是拼命了。而对于我的竞争对手蔡常木来说，这些根本就不存在。他的家庭条件优越，不需要他干家务，有的是学习时间。所以我与他的竞争是很苦的。当然，放弃竞争，考不过他，名次列于他之后，同学们也不会认为我的智力不如他，也应属于正常的。但我不愿意这样。
        至于书法比赛，我过去练毛笔多，现在只要按要求写大小楷两篇就可以了。作文嘛，只要多看书，多留心，也不算太难。也就是说，比赛前是不用太费心的。可是这些比赛也十分重要。不仅因为每学期结束发奖品，而且参赛的作品每次都要公开展出的。小镇子不大，又紧挨着学校，“作品”一展出，自然引起不少人来观看、议论。别的不说，能展出，是优秀的，也就很够面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