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宋泽莱相比，洪醒夫堪称更为正统和纯粹的「乡土文学」的承续者。从文学渊源看，他延续了黄春明的被视为最「纯正」的乡土文学的一脉，并杂揉了王祯和等其他乡土文学作家的一些笔法。从作品内容与艺术方法来看，其作品泽典型地表现出对乡土根性和传统根性的强烈追求。

    除部份作品的时空扩展至日据后期外，洪醒夫的小说多以六○年代至七○年代的台湾乡村、小镇生活为题材，主要的人物是一辈子劳劳碌碌、做牛做马的「种田人」。由于教育匮缺、文盲充斥、耕作方式落后，特别是异族统治、自然灾害和伤疾病痛等天灾人祸的侵袭，这时的台湾农村呈现一派贫困艰难的景象。例如：〈跛脚天助和他的牛〉中的天助家无恒产，仅靠著一驾牛车维持一家生计，其命运正和那勤快、老实却最后累死于劳役之中的牛相当相似。〈金树坐在灶坑前〉中的金树夫妇，由于毫无节制地生养了十多个孩子，饱受穷困煎熬之苦。作者满怀悲悯和同情，描写农村和小镇的衰败、农民和市井小民维生的艰辛，其原因之一在于他觉得这些故事有它们的一些特殊意义，想借由写作留给妻子及后代子孙看，「希望他们不要忘了我们的来处，不管将来过的灿然或黯淡，都不要忘记」。（引自洪醒夫《黑面庆仔》自序）

一枝草一点露

    这些挣扎于劳苦之中的「田庄人」，虽然谋生艰难，却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是洪醒夫描写的另一重点。这些种了数千年「看天田」的中国农民是认命的，他们并不想与命运对抗，甚至以「认命」作为化解其现实苦难的一种自我慰藉。然而在这种似乎软弱的无可奈何之中，实隐埋著一股顽强、坚忍的生存力量。洪醒夫反复描写了农民的一种信念：「一枝草一点露，不管是猫是狗，它们会有自己的天地」（黑面庆仔）；日子苦是苦，生得下来，就应该活下去。（金树坐在灶坑前）这正是一种人无分穷富、贵贱，都无法被剥夺的生存权利。它显露了特定环境下的中国农民特有的一种人生观，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柢。

    一枝草一点露，这即是一种善良的情怀，也是一种生存的自信。洪醒夫笔下的农民，大多将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身上，坚信下一代一定会摆脱困窘，过比他们更好的生活。为此，他们倾力栽培下一代。反过来，只要是未被城市污染的下一代，也大多能孝敬他们的长辈。〈吾土〉中的儿子们为父母治病而卖尽田产，而父母在得知实情后，感叹其拖累子孙至此而自杀。上辈人以后代人创造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和前途为己任，而后辈人也能将心比心，体会父母的苦心，将孝敬、抚养负母当做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正说明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准则和伦理道德规范仍深深地扎根于广大的农村。

     贫困农民的顽强生命力和生存的自信，提升为做人的尊严，成为农民性格的闪亮点。洪醒夫对此重笔刻划。如〈傻二的婚事〉中因从小生活艰苦而瘦小体弱的傻二，为证明自己不是「最差」，明知被人愚弄，仍有求必应地与傻大进行各种比试。当他扭著伤脚坚持跑完最后的路程时，生命的一切遗憾和「伟力」都在此显现。如〈四叔〉中到有钱人家作客的四叔貌似不懂主人的歧视，其实他心知肚明，并自有其一套准则，从而提升了自己：「别人无礼，我们不可无礼！」黄春明曾写道：「当我回过头去观看中华民族历史的时候，最令我感动的，不是帝王将相、仁人志士，而是那些没没无闻的小人物，他们无视人们的嘲笑，不想在历史上占有地位，他们只是一步步地走著，用种种方式让自己的子孙一代代活下去。」这也正可以当做洪醒夫创作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

洪醒夫小说十分强烈的乡土性和传统性延续和发扬了台湾乡土文学的主要精神，显示了与黄春明等前行代乡土文学代表作家的血缘关系。然而与黄春明等相比，洪醒夫还有如下的个人特色：

（1）洪醒夫的作品具有更为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

除个别例外，其作品直接的社会批判性并不强烈，它们更多的是对乡土小人物的悲悯、同情和颂扬，更多地弹奏著爱的主旋律。而这种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与作者的自觉认知和追求分不开。在他离开前不久的一次演讲中，他曾说明作家写作的动机：「需要文学来抚慰我们民族受尽创伤的灵魂，需要文学来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与爱，使众多诚恳而刚强的生命，结合成为维持和平与和谐的力量，共同迈向更美好的日子。」这正说明作家描写了那么多贫穷苦难的初衷。洪醒夫的文学产生于中国广阔的土壤，同时又显现出与托尔斯泰等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某种精神联系。

（2）洪醒夫描写了不同省籍的人们在爱心基础上的美满婚姻。

    前行代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早在六○年代就以《将军族》等小说触及两岸人民的结合问题，但该作最后呈现的毕竟是悲剧的结局。洪醒夫的〈市井传奇〉客写一个外省籍老兵（老广）和本省籍寡妇（菜花）的圆满结合，可说对陈映真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年过五十的老广想娶妻，乃出于对「爱」的追求：「只要有一个人，不管生成什么样子，不管她对我如何，只要可以让我去关心她……」因此他娶了勤劳丑陋的菜花，感到由衷的满足，真诚地关爱著妻子和他带进门的两个儿子，从而获得了邻里乡人的「这个外省人实在真好哪」的评价。洪醒夫曾说道：「不论你做什么，你所要认同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写作是完全超越政权，也就是，我们认定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血脉中有中国人的精神，然后才能发展我们的文学。」作家致力于描写两岸人民的相亲相爱，与此「中国情结」显然不无关系。以此为基调，洪醒夫在当时众多的老兵题材中独树一帜。

（3）洪醒夫执著追求、紧密结合乡土性和传统性的特征，也表现于艺术形式上。

    一方面，洪醒夫的小说具有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性强、喜欢制造悬念、人物刻划生动传神、擅长白描等特点，能用抓住事物特点的寥寥数语，就使整个面貌、景观豁然凸显。有的作品甚至直接采用古代说书人的口吻，运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素材。这些传统性特征使作品更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这些特征的形成，则与洪醒夫从小接触许多中国民间艺术与古代文学，如布袋戏、歌仔戏，以及封神、西游、水浒等演义小说有关。

「原乡意识」浓厚

在阅读洪醒夫作品时，会感觉到在他的文本中带有一种强烈的「原乡意识」。何谓原乡意识呢？与故乡、家乡又有何不同？根据邓天德的说法，家乡是目前居住的地方，故乡是曾经居住著过的地方，原乡是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中国地区人民的祖先因为地大幅广，所以迁徙次数频繁，原乡不只一个。台湾因为行政区域的关系，所以家乡、故乡、原乡是有可能重叠在一起的，而这样的原乡意识是更为强烈的。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我们便可以在洪醒夫的作品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至于他再作品中明确提到家乡二林的部分实在是屈指可数，除了一篇〈有谁要到二林去〉明确提到二林外，其余的都只是很模糊的描述。

由于洪醒夫的原乡意识都溶在作品情节的安排与各角色之间的互动上，例如在〈金树坐在灶坑前〉这篇小说中提到：「那时候，许多芦苇兀自在公路两边开花，村里的狗儿到处乱跑，牧牛的孩子把牛绑在墓碑上，用干牛屎烤甘𫉄吃。」或是在〈归乡第一日〉中所描述的：「店仔头在公路旁边，是一栋低矮简陋的平房建筑，…看不到月亮，却满天繁星，凉风阵阵，暗夜中宁静的农村，除了蛙声虫鸣之外，间或几声犬吠，站在店仔头前面，看那近处的稻田，稍远处的甘蔗园、防风林，以及公路旁边的行道树，都安稳实在。」

在文中丝毫没有提及二林这个地名，但是如果将文中叙述的原乡元素一一拼凑出来，二林的画面就仿佛在眼前，而且还不只一种。洪醒夫善用一种象征家乡的一切符号，同时符号再产生延异性，增加阅读者对二林这个小乡镇多样性的想像。所以，研究他作品的人就常说，其作品中都带有著家乡的影子，亮轩曾经有感而发说：「未来的作家，除了写作，还兼具摄影的功夫。」所以从他的文字当中让人觉得有时是「写实」，有时是「沙龙」，他以笔代替摄影机，摄下许多原乡动人的画面。

法国历史学家诺拉曾指出：「记忆的场域」既是场所也是论题，各种记忆在此幅合、浓缩、冲突，也在此决定它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不论在农村或城市，洪醒夫在文本中除了场景的塑造之外，都有对原乡的记忆，有关象征原乡的符号在在让他唤起对原乡的记忆。诺拉提醒我们：记忆的艺术是建立在对记忆场所的总结之上。为记忆所提供的工具就是作品中所创造出来有关原乡的记号，如家族姓氏、所住的房子、所做的工作，然后将个人安置在已知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形塑出心目中的原乡。无论是文学的原乡还是真实中的原乡，都是符合洪醒夫心中那种原乡的「标准」。

洪醒夫的作品总是以自身所在的地方为出发点，成螺旋状方向向外扩散，如同涟漪一般，然后以冷静又朴实的文字，一一纪录所观察的事物，不加个人的价值判断，忠实的呈显出事件背后所要批判或关怀的本质，这种手法对于这些小人物而言，无疑是最真实的，所以常常可以发现在他的作品中，时间与空间所共同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气氛。

善用乡土语言

洪醒夫的小说语言与角色具有生动活泼的乡土色彩，而这得助于他善于采纳和化用一些方言、俚语和俗谚。俚语俗谚如「乞食身也想要有皇帝命」等，纯然是乡村小人物的口头语言。方言则常用在对话和心理活动上，有时也会用在叙述语言上，如「无囊巴」、「伊娘咧」、「干」……等，乍看之下不雅，但是这是他们的口头禅，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叙述反而是最真实的。不管用在哪哩，都显得自然贴切，毫无生硬搬弄之感。他很少运用代音的僻字，而是在流畅顺口的前提下，采纳闽南方言的一些语法结构和特殊词汇，使之既透显乡土色彩，又不陷入文字迷障。其间尺度的掌握，可能罕有人能出其右。而在他所建构的角色身上，都是一些非常在地的乡土名字，如「清水伯」、「跛脚助仔」、「猪哥旺仔」……等，几乎都是绰号，还称不上是名字。

当然，洪醒夫的乡土小说也存在著若干不足。如部份作品显露概念化倾向，个别作品人物性格变化缺乏根据而显得离奇，有的作品典型地体现乡土文学的乡土根性和传统根性两大追求和特征，从而成为台湾乡土文学的又一重要作家，同时也是新世代文学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