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戴不凡先生的纪念

贾穗

    戴不凡先生是著名戏曲专家和红学家，不幸英年早逝，于1980年初春因碎发心脏病故世，终年仅五十八岁。他之去世，距今已整整15年了。

    戴先生原是专治以戏曲史和理论的，颇多建树，(后来，他曾被表彰为建国后逝世的、在戏剧理论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在文革中因无法搞本行，才转向红学领域。经多年潜心探索，形成了自己不同于红学界传统观点的独特看法，简言之，即认为曹雪芹并非是白手起家，即写出(红楼梦)的，而是在“石兄”旧稿“风月宝鉴”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增删重新创作，才写成了这么一部煌煌巨著。他的详尽观点，现皆收集于他的女公子戴云整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红学评议•外篇》一书中。想当年，他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长文(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一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墓拙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上刊出后，立即在红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致很多人的激烈批驳。时至今日，在一些红学研究者的文章中，犹不时可以见到对其观点持苛刻批评的言辞。

    但我认为，戴先生在“著者”问题上挑起这场论争，其在红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都将是深远的。诚然，在戴先生之前和之后，都曾有人对“著者”问题的传统定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戴先生故世之后的这10多年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提出不同意见的研究者有近20人之多);他们的基本看法和戴先生的观点内核似不无相通之处(这是因“著者”问题的性质，恐怕本来就属如此)，但是，谁也没有象戴先生那样真正花了大力气，并产生了大影响，推动红学界首次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涉及面较广和声势颇大的论争。不仅如此，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例如，他是第一个认真研究畸笏叟，将畸笏的批语从过去一直被混称的“脂砚斋批语”中经详尽分析而区分开来的人，并明确考定“畸笏叟”即曹兆页的化名。他的分析有理有据，完全足以成立。而此举大大有助于澄清不少似是而非的看法，使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能有更深入一层了解。——此一成果现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类似的例子尚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自“新红学”于二十年代初诞生后，说曹雪芹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著者，这曾长期被视为不可更改的定论。然而，问题绝非如此简单，至少从完整意义这一角度上看，“著者”问题还大有深入一步讨论的必要，非如此则不能真正解开(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之谜。要详尽解释这个复杂的问题自颇不易，亦非本文的目的，这里姑举一例，或可稍有所说明：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治学风格又一贯审慎严谨，且心细如发。俞先生从五十年代初起，即深感“著者”问题并未完全真正解开，以后对此作了长期的苦苦探索，到其晚年终于明确修正了早年的观点，提出(红楼梦)是“集体创作”的成果(1986年11月在香港讲学时答听讲者问。见1986年12月13日(文艺报)所载)，“作者(曹雪芹)起草时是一张有字的稿纸，而非素纸一幅，此可以想见者。读(红楼梦)，遇有困惑，忆及此点，未必无助也”(见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6月号起连载的俞先生遗作(乐知儿语说(红楼))之一)。尽管俞先生出于某种考虑，始终没有对此作出详尽的阐释，但其观点实已很明朗，即同样认为曹雪芹是在他人某种旧稿的基础上(即:“有字的稿纸”)方始创作《红楼梦》的，故称之为“集体创作”的成果。参与开创“新红学”的俞先生尚且看法如此，当可表明在“著者”问题上传统定论究竟真有多大的合理性，亦可证明戴先生当年提出他的观点自非偶然。况且，戴先生在1979年那个时候公开他的观点，由于前车之鉴不远，十分清楚是将自己置于了当时几乎整个红学界的对立面，等待着他的绝不会是什么掌声和鲜花；要是没有真正追求真理的勇气，恐怕早就退缩了。对这一点，就并非是今天的每一个研究者都能了解的了。因此，不说其他，仅凭戴先生在当时敢于坦然亮出他的观点，就足以令人钦佩了。

    不为已逝者讳，客观地说，我认为戴先生也有失误，主要有三点：一是研究视角的偏差，将脂砚斋与“石兄”分割为两人。并认定“旧稿”乃“风月宝鉴”而不是“石头记”，这就把本来已够复杂的“著者”问题给搞得更加复杂了(正是这一偏差，使当时很多研究者对他观点的批驳，就显得似乎很有道理，也很理直气壮)；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似急于求成，对“著者”问题的复杂性多少有点像是轻视，在解读上追求全面系统，以致在一些边缘模糊的问题上考虑不够深入，授人以柄，留下了不少破绽给反对者；三是——笔者认为这也是戴先生最大的失误，即是很不策略地在(畸笏即曹兆页辩——脂批考之一)一文中，将吴世昌先生与周汝昌先生并列作为对正面来进行“攻击”，其结果是立即招致性格本就十分刚直的吴先生的激烈反应。其实，戴、吴两位先生在有关“著者”问题的基本看法上，可以说是有某种相近之处的；假若两人能求同存异，联合起来向传统定论进行质疑，则以他们的功力和在文坛的声望，本来也许可以获得相当的进展。而现在却因两人意气用事式的自相攻讦，无异“兄弟阋于墙”、自相残杀，再加上戴先生的过早突然逝世，就使得刚刚展开的这场对“著者”问题的大讨论，很快就烟消云散、不了了之。这点，使笔者以后每思念及之辄扼腕不已，引为一大教训。——但必须说明，戴先生尽管有上述失误，仍是瑕不掩瑜：与他的贡献和成就相比，这些都是次要地位的问题。

    笔者自七十年代中期起开始关注红学，颇留意于在红学考证上发现的新材料，出现的新观点。当1979年春季读到戴先生的第一篇长文后，因有相类似的看法，自然极感兴趣，遂通过(北方论丛)编辑部与戴先生通上了信，并很快有了密切的联系。从1979年4月到1980年1月，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内，我们互通信札10余封、就“著者”问题的各个方面交换看法、进行讨论。戴先生的来信大都很长。每封数页白笺，在每张纸的正面反面，天头地脚，都不留余隙地写满了黑色的钢笔水的蝇头小字；谈他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解释他何以如此看的理由；包括他在对此问题的考虑上尚存有哪些困惑，诸如此类，等等不一。我要承认，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我的看法和戴先生相同，即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著者”问题：“新红学”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解决。从脂批和小说本身的种种迹象看，说曹雪芹乃是从一堆白纸开始创作(红楼梦)的，这根本经不起认真的推敲。我个人认为，导致胡适当年作出这一颇不完善的结论的，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客观材料的不足，等等；而其中最大的一点，是因胡适当时倾向于认为脂砚斋即曹雪芹的化名。.以致就忽略了去认真研究脂砚斋，深究脂砚斋何以能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上处处表现出占有某种特殊地位的现象。此后，红学界则是出于对曹雪芹的极高崇敬和维护这种崇敬的坚定心理，集体下意识地回避、排斥在“著者”问题上作任何进一步的探讨，使此一问题长期停留在二十年代初“新红学”诞生时所形成看法的水平上，显得与红学的进展以及众多新材料的发现颇不相称。——换言之，我赞同戴先生在“著者”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的理由和他观点的基本内核，并对他在不少具体问题上所做的开创性的研究深表钦佩，自感读后获益非浅。

我也要承认，在涉及到“著者”问题的某些具体解读方面，我和戴先生亦有分歧。其大者有两点：一是我始终认为，“风月宝鉴”本是曹雪芹早年所写的一部意在戒淫劝善的小说稿名，而并非是另一者提供的“旧稿”名。这里所谓的“旧稿”，其名很简单，就叫“石头记”，是“石头”的原型，以自己的半生经历所写的一编类似今之回忆录或自传体小说的文章；“石头记”这个名称后来又被脂砚斋“仍用”作八十回传抄小说的正式名称。而曹雪芹则是在“石头记”和’风月宝鉴”这两种稿子的基础上，再入手构思创作(红楼梦)的，其中既有两种旧稿的成份，又有更多新创发挥的东西，而且小说的墓调也已完全不同于原来的“石头记”或“风月宝鉴”的题旨。二是，戴先生认为“旧稿”的作者乃“石兄”(他疑为曹荃的次子曹“竹村”)；而我则认为很简单，“旧稿”的作者即脂砚斋。(至干脂砚是谁，我长期一直不能确指，在江宁曹族中似乎找不到此人。直到后来读到当时尚在新加坡教学的皮述民先生的一篇文章，分析贾府的最早素材实取自苏州织造李煦的家族史，提出旧稿的写作者似即李煦之子，始觉得此一说法较诸他说颇有道理，可备一说。)

  当时，在我和戴先生的通信中，曾全面地交换了对上述问题的各自看法。令我感动且尊敬的是，他明知我后学幼稚、才智浅薄，却从不摆专家或学者的架子，与我讨论问题的语气完全是平等的，还多次就他困惑的方面要我“赐教”。他曾两次言辞恳切地敦促我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他愿尽力向有关刊物推荐。当时，我都婉拒了，因为其时我并不想涉足颇复杂的红学圈，况且尚有其他方面的爱好。此后，戴先生即未再加勉强，但似有意鼓励，在(说脂砚斋—脂批考之二)一文中，指名摘引了我信中一段就“空空道人”所发议论的话，不过，当我读到在刊物上发表出来的此文时，戴先生已经辞别人世、驾鹤西去!

    《红楼梦》的“著者”悬案，是个既复杂又敏感的问题，直至目前，似犹不具备认真开展讨论的条件。八十年代后期，我曾写过一篇较长的文章(就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著者”问题看法的述评)，发表在1991年第2期(海南师院学报)上，后(新华文摘)杂志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专题资料《红楼梦研究》均作过转载。我撰写此文的目的，固然主要是评述俞先生的观点，但也含有另一个动机，即籍此表明我在此一问题上的看法，兼以稍稍告慰一下当年曾对我抱有一定期望的戴先生的在天之灵，并希望通过解读俞先生在“著者”问题上看法的前后变化，引起红学界的重视，来认真看待此一问题。我始终坚信“著者”问题迟早是要被引起重视和讨论解决的，就象红学界的其他一些传统看法——例如，对程高本120回及后40回曾长期持极端否定的观点——已经在被质疑和得到修正一样。而一旦认真开展对“著者”问题的讨论，红学界将会发现，戴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中确乎埋藏着不少可为基础的真知灼见。

    愿戴不凡先生的在天之灵安息!

（原载《海南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总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