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眼中的梅兰芳

                             戴 霞

    1952年10月6日至11月4日，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戏曲汇演，共有23个剧种1600多名演员参加了此次盛会，会上演出了82台剧目，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演出的《贵妃醉酒》受到领导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因此与王瑶卿、程砚秋、周信芳、盖叫天、袁雪芬、常香玉7人同时获得此次大会的荣誉奖。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我的父亲戴不凡先生当时也参加了这次观

摩演出大会，不但得以观看到梅兰芳先生的精彩表演，而且有幸结识了这位享誉中外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会演结束后，我父亲受命负责审定、编辑这次观摩演出大会被肯定的32个剧目的工作，以后又负责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这三位京剧大师演出剧目的审定和编辑，并为日后举办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活动作筹备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加之上世纪50年代，我家一度居住在后海的李广桥东街，距离梅兰芳的寓所护国寺街很近，这就使父亲能够经常有机会出入其寓所，也经常得便观看他的精彩演出。在与梅先生交往的过程中，父亲感觉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从不以大师自居。父亲当时还是个30岁的小青年，而二人在一起研究剧本的时候，他总是积极配合父亲的工作，虚心听取并接受一些好的建议。他对父亲刻苦钻研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颇有好感，对其每出戏都能引经论典地道出个中原委而感到惊讶。他们年龄相差悬殊，但性情相投，故此在父亲工作尚未完成之时，他们就己经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由于梅先生的积极配合与艺术局局长田汉先生的帮助（如在《贵妃醉酒》一剧中，有些不合时宜的唱词，梅先生与父亲都把握不准，后来是在田汉的帮助下得以解决），父亲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他夜以继日的工作，提前圆满地完成了剧本的审定和编辑任务，得到了梅兰芳本人的肯定以及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谦虚善良    待人率真

    梅兰芳的演出剧本结集出版后，父亲在工作中如遇到什么具体问题，都会写信或登门向梅先生求教。他眼里的梅先生，是一个从不摆大师架子，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敦厚长者，他总是那样谦和地与大家和睦相处，从无疾言厉色，即使是对父亲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也是如此。

梅先生有许多同行和学生，建国后由于工作繁忙，他感到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好好地教授他们，所以想通过舞台演出，把自己从前辈那里学来的表演绝活加上自己的舞台实践经验传授给他们。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观众也都希望能够亲眼一睹梅先生的舞台风采。为满足各地观众的需要，梅兰芳计划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汉口、洛阳、西安、兰州等大城市作巡回演出。

1956年秋，中国戏剧家协会准备办一个有关戏剧理论的研究性刊物《戏剧杂志》（1957年创刊时定名为《戏剧论丛》），其办刊宗旨是“有一定文化和艺术修养的戏剧工作者和爱好者为对象”的。田汉为杂志的召集人，父亲时任该刊的执行编委。因杂志特别需要“目前我国戏剧活动中重大问题的各种理论文字”，而梅兰芳先生时任中国京剧院院长兼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也是活跃在戏曲舞台的第一线演员，所以父亲便打算向梅先生约稿。父亲知道此时梅先生正在外地，巡回演出的工作十分繁忙，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打扰他，但想到这个全国性的戏剧杂志在创刊号上，应该有像梅先生这样具有号召力的艺术大师撰写的文章，这对杂志的工作与读者，都是极有益处的。思量再三，父亲鼓足勇气，决定向梅先生约稿。于是他便托人从北京带信给正在外地演出的梅先生。

不久，父亲收到了梅先生的秘书许源来先生的回信：

不凡同志：

我随梅院长从上海到了杭州、南昌等地。大约十二月初南昌演毕，即赴长沙。长沙演毕，还要到汉口演出。返京之期，目前尚难确定。昨天由上海转来您的大函，得悉剧协要创刊一个有关戏剧理论、研究的大型刊物：《戏剧杂志》，这对戏剧界准能起极大的作用，梅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梅先生在创刊号上应该写文章，但是正在巡回演出中，每天接触的事情太多，梅先生没有时间述说，我们没有时间纪录。再说事情忙了，思想不能集中，如果草草一写，读者看了是不会满意的。请您原谅我们因为有这样具体的困难情形而赶不及在创刊号上写文章，等我们回到北京以后，再跟您紧密连系，一定要为这个有意义的刊物写文章。梅先生让我写信给您，先向您道歉。

昨天江西省文化局和文联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从全省各地来观摩的演员同志们一百余人，提出了不少有关表演、剧本上的问题，我们分别作了解答。最后梅先生还在表演、剧本两方面，作了一个带有指导性的报告，这个会，开得很生动有趣，尽欢而散。梅先生的谈话全文，今天已刊登在江西日报上了。附寄一份，聊供参考。

梅先生这次在各地演出，原定只演六个节目，江西是牡丹亭作者汤显祖的家乡，为了纪念汤先生，决定演出一次游园惊梦，梅先生并为江西日报写了一篇纪念汤先生的文章，这件事也引了起此间文艺界的重视。拉杂奉告。即致

敬礼！  

许源来 

十一、廿七

再，我们到长沙是在湖南剧院演出，附告

姬传家兄属笔致候

阅信后，父亲知道梅先生已答应为杂志撰稿，非常高兴。他很快回信给梅先生，言希望能在创刊号上刊登他的稿件，并等着他来稿后再发稿。同年12月19日，父亲又收到许源来先生从长沙的回信：

不凡同志:

          十二月五日大函早经收悉，我们在此工作实在太忙，(正在展开视察工作)梅先生在《戏剧杂志》创刊上写文章，是否能赶得上，真不敢说。我们还是尽量地想赶。但您也不必等着发稿，以免有误刊期。

          梅先生又在一次戏曲界艺术座谈会上向湖南全省各地来的演员同志作了有指导性的讲话，原稿俟新湖南报刊出后，即行剪寄。兹先寄上纪念汤显祖一文，聊供参考。

        月底在长沙演毕，明年元旦就在汉口人民剧院上演。

此致

敬礼

                             许源来

                                        十二、十九

许源来先生又在12月22日的信中写到：

不凡同志：

寄上梅先生在湖南戏曲艺术座谈会（有该省各地来长沙的演员三百人）上的发言剪报一份。这次他的发言，含有指导意义。问当地戏剧界，对此文件，已展开学习讨论。供您参考，是否可以转载，望您斟酌。

我们正在展开视察工作，听取各代表的意见，以后，当须写文件上报，极为忙碌。创刊号的文章，恐来不及了。抱歉之至。

此致

敬礼

                     许源来

                                十二、廿二

为了能使戏剧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梅先生的文章，以满足读者的期盼，父亲几次写信给梅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梅兰芳在收到父亲来信后，丝毫没有因自己在繁忙的视察与演出过程中又另添新的工作而显得不耐烦，却总是嘱许源来、许姬传昆仲尽快回信，唯恐耽误了杂志的编辑发稿工作。从许源来先生写给父亲的几封信可以看出，梅先生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只要是答应别人做的事情，就一定会想方设法使对方得到满足，如因故实在做不到，他也说明情况，尽量不让人家失望。

后来，梅先生终于在百忙之中完成了《赣湘鄂旅行手记》一文，并赶在了《戏剧论丛》创刊后的第2辑上发表。这是梅先生建国后撰写的重要文章之一，是据南昌、长沙、武汉三个城市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该文总结了梅先生学戏、演戏、改戏的可贵经验，也记录了他在南昌、武汉、长沙等地观摩《书馆相会》、《借赵云》、《打鸟》、《祭头巾》，《白罗衫》等地方戏后，对这些剧目进行的分析并给予的指导。通过对一些剧团的调查研究，梅先生就传统剧目的发掘、整理和改编做了重要阐述。他认为：“有些发掘出来准备上演的传统剧目里面，如果实在有不健康的地方，大家也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先整理一番，演出后再听取观众的反映，边演边改。我想，这样做是比较妥当的办法。总之，使各种琪花瑶草都开得辉煌灿烂，这才是我们对观众应尽的责任。”他强调“我们的艺术，必须货真价实，颠扑不破，才能流传永久。像《西厢记》、《琵琶记》、《拜月记》、《白兔记》、《牡丹亭》、《雷峰塔》等许多传奇名作，有的已经演了几百年，至今还在上演。又如以《三国演义》、《水浒》等小说为题材的许多好戏，至今也仍然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另外，各剧种还拥有数量不小、具有代表性的保留剧目。这些都是祖先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我们必须好好地继承下来，使它们发扬光大。但我们还必须要有创新。同时在发掘、整理、改编工作中，大家要集中力量来共同创造，也给下一代留下些象样的东西。”梅先生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它对当时如何挖掘和保护祖国的戏曲遗产起到了指导和推进的作用，同时也使一些剧团就如何发掘、整理和改编传统戏曲有据可依。可以说，这篇文章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梅兰芳先生从二十几岁就开始演出《游园惊梦》，为了支持我父亲的工作，他把几十年来，自己饰演这个戏的女主角杜丽娘的心得体会写成《谈杜丽娘》一文，又交给《戏剧论丛》发表。该文刊登在《戏剧论丛》1957年第3辑上。那一时期，《戏剧报》上发表的梅先生的文章也都是父亲向他约写的。梅兰芳之所以能够积极支持我父亲的工作，除了他们之间的那种真挚、淳朴的友谊而外，就是他很看重父亲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从以下几封许姬传先生写给我父亲的信中，可窥见一斑：

戴不凡同志：

送上第一、第二部份的发言稿，希审阅，内容与原稿已大有增删，惜限于时间，仍不能尽量发挥。

另外南昌部份内，珍珠记高文举之妻的名字，偶然忘却，现空在那里，请代为一查，但必须是高腔的根据，因其他剧种，则不尽相同也。

    第三部份稿明后日亦可送阅，特告。

此致

敬礼

          许姬传    四、十八日

      戴不凡兄：

          送上第三部份稿。请与一二两部分一起组织成论文体。

       这三个底稿用毕请保留掷还，因当拟作参考也。

此致

敬礼

许姬传

                                     四月二十日

以上二信说的即是发表在1957年第2辑《戏剧论丛》上的《赣湘鄂旅行手记》一稿之事。

不凡同志：

       兹送上《最后一出时装〈童女斩蛇〉稿，已经修改补充了若干次，但希你新润色，并希把意见告诉我。

此致

   敬礼

许姬传

六、廿一。

戴不凡同志：

稿已寄出，潦草之至，请校勘时注意，并予修正。

许姬传

                                 1958、10、10、

由于工作关系，父亲不但和梅兰芳有着很深厚的友谊，而且与他的秘书许姬传、许源来也成了朋友，这当为后话。

                  巨星陨落   悲从中来

     梅先生演出过的传统戏大概有200来出。建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演出的许多戏，不是被认为是“封建”，就是“迷信”，所以能演出的戏不是很多，这对他来说，无论从艺术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是不小的损失。但他却从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服从国家的利益。为了使我国的传统戏曲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他还把自己和祖辈珍藏许多珍贵的戏曲文物、字画等物品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1959年，对于他来说，有两件难忘的事情：第一是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第二是为庆祝建国10周年，他不顾自己66岁的高龄，用新的历史观点，根据豫剧改编并排演了表现历史英雄人物形象、唱做繁重的大型京剧《穆桂英挂帅》。

入党后的梅先生，感到自己年轻了，身上的担子却更重了。“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这是他发自的肺腑之言。为了祖国的需要，他义演、出国、下农村、到厂矿、拍电影、收徒弟等等，超负荷的工作，使他身心疲惫，终因心脏病突发而病倒了。医院安静舒适的环境，本来可以使他好好地调养一番，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养病，心里想的还是工作，并筹划着自己去新疆等地演出的事宜。就在全国的观众为梅先生默默祈祷、祝愿他身体早日康复的时候，却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

    噩耗传来，父亲被这一消息惊呆了，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就在前些日子，他们还在田汉家中与盖叫天等人一起畅谈，一起用餐。八年多来与梅先生相交的往事历历在目，梅先生的音容宛在，人却永远地走了。想到这些，父亲不禁悲从中来。惊闻梅先生去世的那几天，父亲几乎彻夜未眠。他在悼念梅先生活动的祭文中这样写道：

梅兰芳同志：你死后的第三天，我们在此祭你。我们—在                 场的同志们心情悲恸，没有在场的千千万万的人们，也和我们一样悲痛。全中国的观众，都在向你致哀！因为，你是我国人民的最好演员，是党的忠实的儿子。你的死，正像一颗明星的陨落，使大家惊愕、痛苦。你的死，是我们文艺、戏剧事业的一个巨大损失，是中国人民的损失！

梅兰芳同志：你对祖国戏剧艺术的贡献是光辉的。你的艺术是我国人民的艺术宝库的精品，是我国戏剧发展史上最光彩的里程碑之一；你的艺术为祖国文艺争得了世界的光荣。在你的表演艺术越来越炉火纯青的时候，在你将要给祖国的文艺事业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谁知疾病忽然夺去了你的生命！我们悲痛，我们惋惜！但是，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戏曲艺术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梅派表演艺术，必将得到继承和发扬。—梅兰芳同志，你安眠吧！

梅兰芳同志：你在五十多年的舞台生活中，热爱艺术，力求进步， 你勤修苦练，你孜孜不倦，既专又博，且精且专，既继承了京戏的优良传统，又学习了中外艺术的长处，融会贯通，为适应时代和观众的需要，对京剧作了正确的革新，你的成绩是卓越的。你打破了京剧行当的限制，把各种旦角的表演艺术有机的结合起来，首创了优美的梅派表演艺术。几十年来，你改革了许多旧戏，排演了许多新戏，力求思想性和高度完美性意义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你发展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演艺术方法，创造了一系列永远使人难忘的中国妇女的正面形象。无论是剧本、表演、唱腔、服装、布景，你都在传统的基础上，作到使人耳目一新。你不愧是祖国戏剧艺术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最大胆的革新者。当我们正在倾神欣赏你半年前完成的遗作——纪录电影《游园惊梦》的时候，见你是那么年轻而充满活力，我们都相信你会在继承和革新的道路上，会有更多更新更美的创造，谁料疾病忽然夺去了你的生命！但是，我们相信，你对艺术勤学苦练、孜孜不息、日夜琢磨、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后辈一定能够好好学习。特别是你善于继承、勇于革新创造的精神，一定会在戏剧界得到继承和发扬。——梅兰芳同志，你安眠吧！

梅兰芳同志：你是个卓越的艺术家。你值得我们悼念，不仅因为你创造了非凡优美动人的艺术，同时还因为你身上具备着一个优秀艺术家必须具备的高尚品质。你谦虚诚恳，朴实温良，继承了中国戏曲演员的优良道德传统。在旧中国，在戏曲艺人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苦难岁月中，你坚持了正义，关心同事，照顾同行。在抗日战争时期，你不受敌伪威胁利诱，坚持了民族气节，宁可典尽衣衫，留起胡须，决不为敌人演戏。解放以后，你忠心拥护党的各项政策，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你去朝鲜、去福建慰问战士，到中南、到西北为工农演出，战地工地，不惮艰险，风里雨里，不辞辛劳……

每写一段，父亲都会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

参加完追悼活动回到家里，父亲把那朵白花别在了梅先生生前赠送的那幅装裱精美的《虹霓关》剧照上。这天夜里，父亲久久不能入睡，他拧亮台灯，翻开了《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梅先生的赠书签名依稀在目，6年前从梅先生手中接过此书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书中的第三章《十八个月中的工作概况·我怎样排新戏》中有这样几句话：

等到二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的了解了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不愿意还是站在这个旧的圈子里边不动，再受它的拘束。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

这段话的下面被父亲用红铅笔划上了线。此时父亲又重读这段文字，对梅先生“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这句话又有了新理解。

早在1953年，梅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发行不久，父亲便抽空仔细阅读，并撰写了读后感。那年的2月21日，《人民日报》以半版篇幅发表了父亲撰写的《可贵的舞台经验—读梅兰芳著〈舞台生活四十年〉》一文。现在，他捧着梅先生所赠之书，心中百感交加。父亲怀着沉痛的心情，熬了几个夜晚，终于完成了《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悼戏曲艺术革新家梅兰芳先生》一文，该文于1961年8月30日的《人民日报》以整版刊出。文中总结了梅先生的艺术成就及对京剧表演事业的贡献，认为：“梅先生是卓越的戏曲艺术革新家，但也是很充分地掌握和熟悉传统戏曲艺术的演员。他事实上是一位‘集大成’的京剧艺术家。因为他能‘集大成’，所以才有‘本钱’去融会贯通，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超过前人的成就。因为熟悉和掌握着丰富的传统艺术，所以他改革起来得心应手，水到渠成。他多才多艺，博识多闻，但是这位以谦逊著名的京剧革新家，从来不故意炫弄自己的才艺，他总是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观众的欣赏习惯，在一步步地做着京剧改革的工作。他是在京剧的基础上，在旦行表演的基础上，并吸收其他的艺术的精华，来革新自己的艺术。”

文章说，“在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的时候，梅先生排演了很多新戏。但是，他自始至终没有抛开过京剧的传统剧目。”梅兰芳对《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奇双会》、《打渔杀家》等早已定型的传统戏，“并不是将它们演得一点儿不走原样，也不是将它们一下子就改革得面目一新的。相反，他对它们反复不断地琢磨、改革，终于象铁杵磨成针似的，使它们变成了一件新的艺术品。”并称“梅先生是我国戏剧史上一块光辉的里程碑”。此文发表后，在戏曲界引起了重大反响。29年后，此文被收入中国梅兰芳研究学会、梅兰芳纪念馆编辑的《梅兰芳艺术评论集》一书，成为后人研究梅兰芳艺术成就的重要文献。

昔日之情    已成追忆

自从1963年底、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对文艺界作了“两个批示”后，所有的传统戏就都不能上演，接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戏剧界更是在劫难逃。虽然梅兰芳没有像尚小云、荀慧生那样惨遭批斗后含恨而死，但是他创造的梅派艺术却遭到封杀。

记得是1975年，我还是个初中的学生，这一年我们学校要在国庆节参加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市万人样板戏大合唱”。当父亲听我在家里经常哼唱那几段样板戏时，他告诉我，京剧不光有“样板戏”，还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戏，梅兰芳就是表演这些传统戏的代表人物。他告诉我某年某月的《戏剧报》上刊登过梅兰芳的文章、剧照、评论等等。他还说样板戏并非是“文革”中创作的，它是五、六十年代就在戏曲界陆续涌现的优秀现代戏的代表。这一年的暑假，我翻看了许多本被定性为“牛鬼蛇神报”的《戏剧报》，知道了“样板戏”之外的我国许多宝贵的戏曲文化遗产。在我翻看梅兰芳等一些老艺术家的图片时，父亲有时会在一旁为我讲述他们的艺术特点，并回忆与他们相交的往事。他说，可惜你生不逢时，没有看过梅先生的戏，那才叫戏呢！从这些话中，我感觉到父亲对梅先生的艺术推崇之至。     

也就在这年的夏季，一个雨后的下午，父亲忽然说要带我去梅兰芳家去看看。我们从和平里坐公共汽车来到位于西城的护国寺街，父亲望着梅先生的故居驻足良久后说：也不知道梅先生的家人还住不住在里面？不知道姬老还在不在里面？当父亲正准备带我进去时，从那红漆剥落的大门里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来。从这人的神态和走路举止看，父亲判断他不是梅家的人。人世沧桑，恐怕此地已经物归别主了。父亲目送他远去后，我们旋即离开了那里。走在护国寺街上，父亲指着人民剧场说：我经常看梅先生的演出，有时候我白天到他家谈剧本，我就坐在他身边，看他边谈、边演示；晚上我就在这里坐在台下看他的戏。还有像“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纪念会等活动都是田汉等人派我到他家谈的。

我问，“那你和梅兰芳说话，会不会紧张？”

父亲说：有什么好紧张的。梅先生非常谦虚，他很尊重我，对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总是认真听取。所以还没见几次面，我们就关系密切，成为了好朋友。他还送书给我，还送给过我一些照片。我们俩还在前面的那家照相馆里照过相呢。梅先生是一个性情温和，办事又很周到的人。我从来不向他讨票，但是每次见面，凡是有他的演出，他总是主动送票给我，还说“请你和夫人一起来看我的演出”。梅先生还是一个心细而又体贴入微的人。有一年的年底，谈完事后，梅先生对我说：“你帮了我很多忙，快要过年了”，说着便拿出一个信封来说：“这点钱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我说：这些都是我的工作，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对他的心意表示感谢，同时也婉言谢绝了他送的钱。然而第二天，梅先生却又派人把钱送到了位于东郊咱们的新居芳草地。我当然还是不收。来人说：“戴先生，您不要让我们下面的人为难。”我说，我怎么可以收梅先生的钱呢！还是坚决不收。说来说去，最后来人说：“您要是再不收，梅先生就真的生气了！”后来我只得把钱收下了，并从那信封里拿出两张钱递给来人，说“给孩子们买点糖果过年吧”！来人高兴地说：“这下我可以交差了。”后来我再去梅先生家，曾以古籍相赠。

我问父亲，是不是梅先生特别有钱？父亲只是说，他总是乐于助人，帮助过许多生活困难的亲朋故友的生活，而自己的生活是很简朴的，我看见他穿的衬衫还被密密地缝补过呢。

父亲很称赞梅先生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抗日期间，他蓄须辍演，变卖房产度日。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研习书画，还在上海办过画展，也以卖画维持家人和亲友们的生活。

文革期间，父亲看到当时全国所有剧团只能上演几个样板戏，对此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而他对梅兰芳先生的敬仰之情一直都没有改变。他经常翻看梅先生的著作，言谈之中每每回忆起与梅先生相处的日子。他坚信，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会与其它传统艺术一起，一定会重返舞台。父亲曾经收藏了很多有关梅兰芳等艺术家的珍贵资料，但文革一开始，即被剧协的造反派们抄没。这之中有梅先生赠送的一些照片、数次采访、谈话的记录、日记等，那张有32开书那般大的与梅先生二人的合影当然也未能幸免。特别是那些详细记载着与梅兰芳等艺术家的谈话记录的被抄，使父亲感到无比的愤怒和惋惜。

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盖叫天表演艺术》的书，父亲欣然接受了该社的约稿，为该书写下了3万余字的《忆盖老》一文。文中，他不仅回忆了与盖叫天的友谊及其艺术人生等，同时还回忆起在梅先生逝前不久与之相遇的情景：那是1961年一个炎热的夏天，田汉邀请来京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和在京的戏曲界、话剧界的著名导演、演员在细管胡同家中会面。在田汉家的客厅里，盖叫天与这些老朋友见面，格外高兴，他谈起自己多年的表演心得，谈到演《武松》、《打店》的体会，说到兴奋之处，边讲边舞，使在场的人大饱眼福。他还与梅先生热情地交谈：

在谈起得让全场观众看得清台上的表演时，盖老十分称赞梅先生的艺术。他举了梅先生的不少戏。其中有《醉酒》中的“卧鱼”、《别姬》中的剑舞、《宇宙锋》里的装疯等等。他随时想起来，随即逼真地模仿着，称赞着，这使得梅先生有点不太好意思。他说，梅先生无论是在北京或在上海，有机会，他总要去看。梅先生这几出戏，他不止几十次看过。有时在池座正中，有时在左右，有时在搂上，有时在后排，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观众全看得清楚，舒服；各种身段动作表情，梅先生是照顾到全场观众的。梅先生听了觉得不安，他说不知道盖老经常来看他的戏，否则决不能让盖老坐后排坐椅上的。而盖老则认为，坐在后排或犄角里，反可以向他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梅先生的“卧鱼”身段和表情，即使坐在后排犄角里也看得分明，使人感到很美。正象周（信芳）先生的唱一样，不用扩音器，也能送到最后排的观众耳中。梅先生听后谦虚地说：我还得向五爷学习，没料到你把我的戏看得这样仔细认真。梅先生又说，他的“卧鱼”，那是为了力求身段的“圆”和“匀称”才这么做的；舞剑和装疯，则是要求身段舞姿四面八方都能圆、匀，能够对称。说到这里，田老插话道：你们两位大师是殊途同归。圆、匀、对称了，台下四面八方的观众也就个个看得满意了。

这是当代戏剧界两位表演大师最后一次晤面共同研究艺术。过后几天，梅先生就去世了。——我的记忆是很不完全的（甚至是有误记处的），很希望参加这次盛会至今幸存的其他同志们，能共同回忆写下一些来。——例如，在全聚德吃饭过程中，梅先生就问过盖老某两出戏中的两个问题，盖老当即离席表演回答过。可是，具体的内容我就记不起来了。

晚年的父亲在带病撰写《忆盖老》时，梅兰芳先生的音容笑貌常在脑海里浮现。他回忆起18年前那个难忘的夏天，在“盖老长谈时，和田、盖坐在上首长沙发上静听的梅先生，其谦虚、不时微笑的风姿”的记忆，是“至今是如在目前的”。

遗憾的是，父亲竟没能来得及见到自己这篇《忆盖老》的文章变成铅字，便由于文革中备受迫害和长期的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

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离开我们快50年了，而今年也是我父亲逝世后的第30个年头，我写下这些文字，以表我对两位戏剧界前辈的深切缅怀之情。同时，也希望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古老的京剧艺术能够重振雄风，出现更多的优秀演员，编演出更多更好的优秀剧目。

（原载2010年第5期《传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