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鹰字肖鸿，祖籍福建省闽侯县，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９日出生于北京。童年时代受到在外务部供职的父亲傅仰贤的薰陶，深感国家频遭外国列强欺侮，是国家贫弱和清廷腐败所致，遂萌发了强国富民的愿望。１９１９年他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和《新青年》杂志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从此发奋苦读，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１９２２年公费赴美国留学，６年以后，在密执安（Ｍｉｃｈｉｇａｎ）大学研究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时年２６岁。

美国两次都留不住的科学家

　　１９２８年，傅鹰的博士论文在美国宣读以后，得到好评。美国一家化学公司立即派人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去工作，他和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友张锦商量之后谢绝了，决心回到祖国去。他们认为：“我们花了国家许多钱到外国留学，现在若是留下来为美国做事，对不起中国人。”１９２９年，他应沈阳东北大学之邀，先离美返国。当乘坐的轮船航行在太平洋上时，傅鹰填词一首，赠给仍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有机化学博士学位的张锦，其中有一句是“……待归来整理旧山河，同努力！”
　　傅鹰继在东北大学任教后，又相继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青岛大学任教。时值日本侵略军发动吞并我东三省的侵略战争，他又辗转到了重庆大学。１９３５年，学成归国不久的张锦与傅鹰结为伉俪，也来到重庆大学任教。在山城，他们夫妇相濡以沫，过着俭朴的生活。在悉心执教、刻苦研究之外，还以父母之心精心养育张锦的侄儿张存浩（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从１９３９年起，傅鹰夫妇又先后到设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１９４１年，傅鹰担任了该校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
　　傅鹰回国１０多年，深深体会到了国家的贫弱和遭受外强侵略的痛苦，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民不聊生的惨状。他只能把一腔热血，倾注到试管和烧杯之中，把青春贡献给化学教育事业，并寄希望于未来。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很器重傅鹰的学识和为人，在病中推荐他接任校长职务。同一时刻，国民党ＣＣ派头目陈立夫来到厦门大学，要亲自劝说他加入国民党。而傅鹰却倔强地表示：“我宁可不当院长、校长、也绝不加入国民党！”并借口外出招生，对陈立夫避而不见。傅鹰敢于跟国民党顶牛的新闻，在文化教育界一时传为佳话。但是他因此再也无法在厦门大学立足，只好于１９４４年又返回重庆。然而当时他所在的重庆大学和重庆动力油脂厂两单位都无法开展研究工作。１９４４年底，傅鹰夫妇把９岁的儿子傅本立寄养于天津亲戚家中，把１６岁的张存浩留在重庆的朋友处，毅然二次赴美国。傅鹰继续到密执安大学进行研究工作，张锦则应著名生物化学家杜芬友，（Ｄｕ Ｖｉｇｎｅａｕｄ，１９５５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邀到康奈尔（Ｃｏｒｎｅｌｌ）大学任教。
　　在密执安大学，傅鹰再度和原来的导师、著名胶体科学家巴特尔（Ｆ．Ｅ．Ｂａｒｔｅｌｌ）教授合作进行表面化学研究，接连发表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化学界同行的注意。
　　然而，傅鹰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苦难中的祖国和人民。去美国之前，他曾对留在重庆的张存浩说：“国民党腐败到家了，看来中国的真正希望在延安。”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２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侵入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和周恩来总理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的消息传到美国，傅鹰立即和在纽约州的张锦通了电话，双双决定尽快回到祖国去。傅鹰的导师巴特尔教授多方挽留他，并愿意让他继任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但为祖国尽力的夙愿使他战胜了一切其他考虑，并且感动了巴特尔，得到了他的支持。可是由于美国当局的排华政策，使傅鹰夫妇失去了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周旋和斗争，他们终于在１９５０年８月下旬获准离美，在旧金山登上了“威尔逊号”客轮，朝着新生的共和国进发。１０月初到达深圳，受到人民政府代表的热情迎接。傅鹰这位“美国两次都留不住的科学家”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傅鹰到达北京后，立即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满腔热忱，服从分配，先后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当北京石油学院成立时，又愉快地走上新的石油教育岗位。张锦也先后到北京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等校执教。１９５４年，再度调回北京大学。此后，他们夫妇二人就一直辛勤耕耘在燕园之中。他呕心沥血，历时２５载，直到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