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令孺和她的作家朋友  

    方令孺，１８９６年出生于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老先生的方家，是方苞的曾孙女。在家学深厚，文化氛围浓烈的家庭里成长，她的童年生活是愉快而有趣的，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只允许她在设计好了的人生轨道上运行，这样，她便成了一个“富家少奶奶”。对于追求知识，自食其力，渴望新生的方令孺来说，这种包办婚姻 是束缚和痛苦，她要坚决地冲出家庭的樊笼。经过不懈的斗争，她终于离开了那个富裕的家庭，抛弃了少奶奶的豪华生活，开始了“新的人生”。

    １９２３年，２７岁的方令孺，在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就读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专攻西洋戏剧。１９２９年学成归国，她成为了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和著名的诗人、散文家。
 
    １９５８年，方令孺教授被任命为浙江省文联主席和党组成员。十年浩劫中已是７０多岁的方令孺，仍被下放劳动直到她离开人世。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只差十多天，她没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

    方令孺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同时又是一位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高官”，但是不管政治风气如何变幻，善良、坦率、正直始终是她的为人之道。文学大师巴金，著名作家靳以以及著名作家丁玲都念念不忘方令孺先生的高尚人品。

    巴金是通过方先生的作品——散文集《信》来认识她的。巴金说方令孺是“一位善良的女诗人在吐露她的胸怀”。抗日战争时期，方先生所在的复旦大学迁移到重庆北碚的夏坝，巴金在好友靳以教授的家里看见了久闻其名的方先生，通过交谈，巴金感到“她是一个容易接近的知识分子”。

    建国后，随着交往的增多和通过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言行，巴金感到与方令孺的交往是“冬天早晨晒太阳，心里暖和，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我感到轻松而舒适；我又象在一位和睦姐面前，可以随心谈话，用不着戒备”。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年代，巴金找到了一位十分善良的大姐。巴金和夫人肖珊尊称方令孺为“九姑”。（方在家中排行第九），方令孺先生在那个特殊年代带给巴金和家人的温暖是何等珍贵。

    方令孺先生和靳以同是复旦大学的知名教授，友谊也非常深厚。

    １９３８年，方令孺先生和靳以先生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时相识，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了好友和诤友。

    建国后，方令孺先生留在复旦大学任教，靳以先生则调往上海作协工作，方先生经常从江湾的复旦校园前往市区的作协看望靳以先生，总愿把自己心里的话倒出来；不久，方先生调往杭州主持浙江省文联的工作，向他倾诉心事，并送去关怀；同样靳以先生也常常写给方令孺先生：“你的信使我热泪满眶，我知道不该这样激动，可是到时候也不能制止自己——我要丢开生活过的五十岁，从一岁开始。”

    １９５９年，靳以先生突然病逝，这对方先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带着悲恸的心情，从杭州火速赶到上海，在靳以先生的遗体旁，大哭了一场。回到杭州，又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青春常在》的悼文，寄托她的哀思。她在文中这样写道：“他的生命正在青春，他的决心将燃烧得更加炽烈；可是，万没有料到，病竟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靳以同志，正如你自己说的‘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将在你的光辉的、热情洋溢的新时代赞歌中，得到鼓舞，继续你的事业，鞭策自己不断前进”。

    方先生送给靳以先生的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关怀。而给丁玲的是敬重和救助。

    著名作家丁玲，毛泽东称赞她是“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但是她一生坎坷，饱受磨难。在丁玲挨批受整的时候，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而方令孺却主动前去救助。丁玲在她晚年的时候，深情地回忆道：“我忘记不了一个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难的时候，主动地来找我，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不敢相信她，她来过几次，还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她真是个好人”。

    从方令孺先生在上述几位作家的交往中以及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为人之道，我们可以充分看出：方令孺是一位好人，正如巴金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

    早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方令孺就与诗人徐志摩有着长期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方先生熟知徐志摩的为人和才华，动起笔来，笔底生辉，她悼念亡友的散文《志摩是人人的朋友》，催人泪下。她在文中这样写道：“那时候，房里已浸透了青蓝的光，半轮冷月挂在带几片残叶的树枝上，一阵乌鸦飞过，一室的人都沉默了”。“读他的文章，使人想到佛经上所载的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有彩色的羽毛，有和悦的声音，听的人没有不被他感动。现在再听不到他新颖的歌声！可是，不消灭的是他的心。藏在文章里，永远传给后人。”

    如果没有长期的交往，是写不出这感人的悼念佳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