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见到一些推荐书目，称“必读书”的，总是敬而远之；称“爱读书”的，倒是愿意看看。因为前者是为别人开的，刻意为之，过于矫饰；后者写自己的事，随意亲切，个性鲜明。当然，有些“爱读书”的书目，也会有精心地选择和安排。

日前，翻阅老期刊《宇宙风》，在第三十二期（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上，见到一组征文“二十五年我的爱读书”。其中，新月派女作家方令孺的书单，就颇具匠心。她开列了三本书，每个书名后附有点评，可以看作精短的“书话”。现转录如下：

（一）Virginia Woolf : A Room of One’s Own

这是五年前作者在伦敦出版的一篇文章，共一百七十二页。以一篇文章共有这许多页数，读者可以想象这内容是如何的洋洋大观了。单看书名似乎有点罗曼蒂克的味儿，其实是一篇可以说是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人家说诗经里的国风乃综合赋比兴三体而成的，我就要说这本书是用比兴体做的。讨论问题的文章最易流入干枯，但这篇是如此有诗意，有趣味，心有所触，信手拈来，不怪近来在英国的散文中最为人所羡赏，就是在中国也很有人学她。

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是二十世纪女权主义的经典，初版于一九三一年。汉语学界关注此书是八十年代的事，第一个汉译本直到一九八九年方才问世。方令孺在一九三六年便做过推荐，足以说明她对世界文坛动态的了解较为超前。她说，中国“有人”学习伍尔芙，大约是指与她本人并称新月派三大才女的林徽因和凌叔华。凌叔华由朱利安·贝尔的介绍，与伍尔芙有通信联系；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则被认为伍尔芙小说的中国版。三十年代初，方令孺曾住在北京看病，与二人应有来往。她对伍尔芙的关注，是否受二人的影响，不得而知。而这一关注，是否影响了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也有待考证。

（二）巴金译：狱中记

这是一本感人最深的记述。作者用诚恳的态度，叙述狱中的情形，狱中人的心理。我带着焦急紧张的心情读完的。我替那个时候的美国人羞耻。每次我走过中央大学，看见对面的红墙（模范监狱），就□□（按：原刊此处空缺两字）这本书，希望里面也有人写出像这样的一本狱中记。巴金的译笔清朗有情，可惜是节译，希望有那么一天看到他的全译本。

方令孺写这段文字时，与巴金并不相识。一九四二年，她在重庆任教于复旦大学，认识靳以。经他介绍，一九四五年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信》。抗战胜利，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之后，她与巴金夫妇交往频繁，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这段战前写下的对巴金表示推重的文字，于是成了此后友谊的前兆。这段文字还由译著联想到现实，以发生在美国的悲剧来比附当局的统治，表达了对体制的不满以及对被迫害和被侮辱者的同情。她的政治立场和人生态度，当时已经成型。后来支持民/主运动，本是顺理成章的。并非像某些论者所说，是由于受到外来刺激而转向进步。

（三）秋园杂佩：明末陈贞慧定生著

这是我十几岁时的手钞本。文章古雅已极。其内容“皆记载耳目间物近而小者”；“其词微其旨远其取类也约其称名也博”。陈定生所著传者极稀，只此秋园杂佩乃同吉光片羽，至可珍贵。我今年忽然在箧中觅出，常常读之。

方令孺出身桐城名门，传统文学修养深厚，这卷十几岁时的抄本，便是一个明证。陈贞慧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作品存世极少。这册《秋园杂佩》由十六则笔记组成，加上序跋仅四千余字，却是明清小品中难得一见的杰作。方令孺原句中加引号的部分，出自侯方域的序文。该书“古雅已极”，有人称其“心远地偏”，同为四公子的侯方域则以为“词微旨远”，可谓知音。方令孺的文字也是古雅精致，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说，她与徐志摩、梁宗岱、何其芳、芦焚等人共同开辟了白话散文的新意境。其他几位的师承比较清楚，方令孺的渊源好像没有人讨论过。《秋园杂佩》一类的小品，对她的文风应该产生过影响。

如果将以上三本书合起来看，方令孺开列书目时，面面俱到的用心，显而易见。第一本书的作者是外国的，第二本书的作者（译者）是现代的，第三本书的作者是古代的，古今中外都占全了。第一本书关系到从布鲁姆斯伯里到新月派、京派的沙龙作家，第二本书关系到具有激进思想的左翼作家，第三本书关系到周作人、林语堂提倡的小品文作家，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三大势力都兼顾到了。更有意思的是，第一本书的内容涉及妇女问题，第二本书的内容涉及社会黑暗与压迫，第三本书的内容涉及民族文学传统。这与当今国际学界三大热门话题“性别、阶级、种族”，也似乎暗合。真是令人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