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化予先生二三事（梁树权院士）
发布时间：2015-07-08 16:20:52
发布人：
wujy
记化予先生二三事
梁树权
化予(吴学周之号)先生是忠厚长者，律己严，待人宽，有丰富学识而更具远见，乐于助人，提携后进，敢于说对人民、对党的事业有利、有益的话。诚如林则徐答龚自珍书所言:“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见《定盦（an）文集补编·卷四》)。
先生于权为亦师亦友，良师益友。回思往事，感念殊殷。权何敢以不文辞，爰记先生二三事，以表怀旧追思之意。
(一)
先生于1952年秋率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化学所同仁北上，与长春综合研究所(前身为伪满大陆科学院)合并。后改名为长春应用化学所。其急人民之所急，冒他人不愿去而去。只以这一点亦足以明先生一心为党、为人民，其毅力非常人所能及者。当时该所人员的水平不高，学科庞杂。旧有图书已遭炮火焚烧殆尽。且东北寒冷，当时人多不愿出关。例如50年代归国的科学工作者来化学所者10余人而去长春应化所者仅二人。经先生30多年的努力，已蔚然成为中国科学院中一大所。人员逾千，成果累累。当年的青年今已成长为学术带头人。兹以稀土为例。初，权于解放时接受白云鄂博铁矿分析任务，遂有意从事稀土分离、分析工作。大跃进时应化所同志来访，询及有什么题目可作，答以化学所正在进行稀土分离、分析。应化所同志得先生之支持，数十年坚持不懈，不但在稀土分离、分析方面卓然成家，而且更发展稀土应用。如应用稀土催化剂于高分子合成，更在世界科学中领先(其他成果不拟在此一一胪列)。反观化学所将稀土改为稀有金属，继又改为原子能，最后一事无成(指分析部门)。于兹可见先生之远见矣！
前后对比，与兄弟所对比，先生惨淡经营而有应化所今日，其苦心跃然纸上。
(二)
解放初期在上海中国科学院内，曾有批判基础研究之举。当然科学工作者是应该顾及应用和国计民生，但另一方面，基础研究对科学本身和新技术又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基础研究如何能立国。这本来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应该兼顾的。但是在一面倒于注重应用的时候，总要有人提出维护基础研究，以免忽略而成为陈迹，影响日后工作。于是在众人都不敢发言的时候，化予先生讲了一则西欧轶事。话说英皇家学会在圣诞节前举行一次关于电学的通俗讲演。讲演人是鼎鼎大名电学专家法拉弟(M. Faraday1791—1867)。讲完之后一位老太太站起问:“您研究的电学究竟有什么用?"回答说:“请问您生了个孩子的时候，您知道他将来有没有用!?"基础研究就像初生的婴儿一样。你不知道他将来有什么用。如果不是为了国家前途着想，当时谁也不敢说，也不愿说这种话。他就是上文所引的谋识宏远和关注党和人民的人。
(三)
当年所中重大事务，先生均先征求大家意见而后决定。1948年南京当局有意迁中央研究院各所去台。卒未果，先生有与力焉。其后果则为科学落后的我国保留一笔财富。先生之功不可泯也。
(四)
最后谈些私事，也可以说是提携后进的一例。权于1938年秋(抗战第二年)经香港、海防、河内而入昆明。承友人介绍，得识先生于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抗战初该所经香港迁昆明)。曾邀权在该所作一次学术讲演，权殊引为荣。先生又介绍权去浙大化学系任教。卒因该校甫迁贵州，校舍简陋，而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校舍、设备较佳，权乃婉辞浙大约，而先生之德固没齿难忘也。又6年先生约权参加中央研究院化学所，1945年经评议会通过。徒以昆明生活水平甚高，且搬家困难.未能成行。卒于1947年夏到上海该所任职。一直到1953年因另有任务始调离长春。从此只有开会，才有机会见到先生。回忆1947年到1953年间得在先生领导下工作。多蒙指导，获益良多。回首前尘，曷胜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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