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明清硬木家具，安思远在西方艺术鉴藏世界所开辟的另一个领域是中国近现代书画。


“1890年之前，西方世界对中国画是连狗屁都不懂（The Western world didn't know a damn thing about Chinesepainting until 1890）”
（注5），安思远向来快人快语。他认为，直到世纪之交，西方世界才开始有人购买中国的宋代绘画，而直到三十年代，
他们才一步步地开始收购元、明时期绘画，进而搜寻一些晚明与清初的平庸之作。



1949年，安思远开始收购中国近现代书画，这完全是源自其恩师爱丽丝.巴尼女士的推介。巴尼女士曾得到一幅齐白石画的梅花，她完全被那狂放劲辣的大写意线条所震撼，她告诉安思远，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出色的写意作品。于是，安思远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一片等待着他去施展的新天地。


尽管安思远并不精于中文，但是他对中国书画的鉴赏却有独到的功力。“当我看一幅画的时候，我就看画本身和画家的笔法”，他说。他从来不会，也不愿意拘泥于印章、题跋等等表面的信息上，即使出自名门，他也仍然有他自己的看法。金融家唐騮千（Oscar L. Tang）先生曾经赞助大都会博物馆，购藏了著名收藏家王已千（C.C. Wang）家藏的11幅古画，其中包括董源的“溪岸图”。当有记者问及安思远对这些画的看法时，安思远毫不掩饰地认为“有些问题”，并坚持认为将那幅“溪岸图”定为董源作品，是缺乏根据的。


除了依靠自己的鉴赏品味，安思远也召集了一批人品好、眼力高的学者帮他作参谋，包括吴尔鹿、伊藤庆太、卡隆.史密斯（Caron Smith），甚至还有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的退休馆长简.施密特（Jean Schmitt），在这些“买手”和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安思远同样地将同行们的嘲笑置诸脑后，迅速收藏了四、五百幅中国近现代重要画家的作品，这一收藏，被公认为西方世界此类艺术品最大的集合（注6）。


伊藤庆太先生给我讲了一则趣事。八十年代的某一天，伊藤陪着安思远去英国伦敦赴会，其间有几个日本人，久闻伊藤先生大名，见他身边站着一个身材魁梧、脚穿皮靴、目光犀利的美国人，便悄悄地问伊藤：您身边这位是不是您的保镖阿？


在鉴藏领域，安思远确实像一个“保镖”一样，护送着中国现当代美术走进世界艺术史的大厅，并拖过来一把早应该属于他的交椅稳稳地坐下。1986年，安思远将他收藏的471幅中国近现代书画作品全部捐赠大都会博物馆，并于翌年出版了专著《晚近中国绘画与书法：1800~1950（Later Chinese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1900~1950）》（图16）。2001年，大都会博物馆与耶鲁大学联合出版了由方闻（Wen C. Fong）教授撰写的安氏藏品的研究专著《两种文化之间：大都会博物馆安思远藏中国１９世纪晚期和２０世纪早期绘画（Between Two Cultures: Late-Nine**th- and Early-Twentieth-Century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Robert H. Ellsworth Collection in The MetropolitanMuseum of Art）》（图17），这一切，都为中国近现代书画在世界范围吸引了足够的眼球，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从此，世界艺术史中关于中国美术的篇章，不再写到晚清便嘎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