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已乘黄鹤去

——追忆郑晓江教授的一些往事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李丕洋

郑晓江教授离世了，由于走得很突然，我和其他人一样，刚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感觉只能用“震惊”二字来形容。现在心情相对平静了一些，很多往事都浮上了心头。虽然我和郑老师的交往不及他的学生、助手密切，近八年来也有颇多的过从，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回忆？在此，我不想从俗地用“大师”、“名师”之类的言语来做无谓的褒扬，只是想如实地记载和郑晓江教授的一些交往之事，从一个侧面展示一个有血有肉、可敬可信的前辈学者的风采。

郑晓江教授在生命教育界堪称领军人物，在中国哲学领域也有相当的造诣和影响力，但是，他为人谦逊好学，不耻下问，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05年以前，我对郑晓江这个名字早有耳闻，一直无缘相识。没想到，那一年他调动到江西师范大学来工作，我们成了一个学院的同事。连我也记不清起初是哪一次谈话，让他认定我属于“可与适道”的后进学人，他便开始经常和我探讨学术话题。大概是2007年初吧，他当时正在研究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知道我在这方面有一定造诣，于是主动频繁地用电话和我聊关于王阳明的话题，一聊就是半个小时以上。一个月后，他的一篇长文基本完成，我家的电话机也报废了一个。在此情形下，当他再和我打电话，只要是学术方面的问题，我立马说：“郑老师，你干脆在办公室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来，当面谈吧。”相对郑老师而言，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年轻的晚辈，但是，他竟屡屡不耻下问，仅为学术而已，这种谦逊好学的态度，在当今的学界应该是罕见的。

有的学者本身学术很有造诣，但是，缺乏开阔包容的胸襟，是其短处，然而，这一点在郑老师身上就找不到影子了，至少在我和他的交往中发现，郑老师的胸襟之包容，是他能够团结很多学界同仁，构成一个学术团队的重要原因。09年春在浙江宁波等处，郑老师搞了一次讲会，在会上，他和我所讲的生命哲学和生死智慧等问题的观点和内容不尽相同，会后，我对他说：“不好意思，我讲的和您不一样，冲淡了您的主题。”他坦然地笑着说：“如果你和我讲的一样，就成了无意义的重复，那我还邀请你来干什么？”有了他这句话，此后我在和他的交流中，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不需要避讳。大概是11年夏天，郑老师前往贵州，拜会了某位当代儒教“教主”，回来以后挺兴奋，召集我们开会，在会上，我又一次表达了对这位“教主”的否定态度，让郑老师有点尴尬。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后来彼此的友好关系，我们一如既往地探讨学术问题。事实上，在认识郑老师之前，我对于生死智慧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对于生命教育的认识就更肤浅了。在与郑老师交往约一年之后，我终于理清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思路，开始钻研生命哲学中的生死问题，有些学术成果也正是以此为题材的，如果没有与郑老师相识，这一切可能无从发生，或者要推迟若干年。

除了包容博大的胸怀以外，我不得不提到郑老师还有一个学者应有的素质，那就是在学术领域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他曾经三言两语就点拨我写出一些有价值的文章，打通了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藩篱。2012年3月，郑老师主动打来电话，告诉我台湾大学有一个两岸生命教育的研讨会，主题是“自主、灵性与大学生命教育”，我说：“生命教育我不熟，写什么文章呢？”他说：“你可以从王阳明的良知学的角度来展开讨论啊。”随后又讲了讲他对文章的设想和期望。在他短短几分钟的启发之下，我仅用两天时间就写出了一篇一万五千字的论文，题目是《让良知做主——略论阳明心学对于现代人自主性问题的思想启示》，论文寄出后，经过台湾大学生命教育研发育成中心的严格审查，竟然得以通过，于是便促成了我的首次台湾之旅。后来，我坦诚地说：“郑老师，如果没有您几句话的点拨，我是写不出这篇文章的。谢谢您！”他笑了笑，说：“不说见外的话啦。”我又问：“这次为什么您非要拉我来参加这么一个会议呢？”郑老师开始变得严肃，说：“我想让台湾同行知道，大陆的生命教育理论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这方面的积淀绝不比他们差。”当时，我突然感觉到，郑老师在不经意间，露出了一个学者的深邃而缜密的心思。

由于对于生命哲学和生死智慧的理解略有不同，加上个人的原因，我曾经婉言谢绝过郑老师的真诚邀请，没有直接参与到他的生命教育的团队中去。换了一般人，往往会心存芥蒂，甚至挟势报复，然而，郑老师以其宽容、豁达的胸襟，从来不在意这些，相反，总是热情地邀请我参加他主办的各种讲会，每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参加他的讲会是2007年3月的鹅湖讲会。当时我还在北京读博，他主动打来电话，我说：“恐怕走不开啊。”他真诚地说：“哎，要来要来，一定要来的。”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返回南昌，和一大群参会学者来到了铅山县的鹅湖书院，在那里，以江右中心为一方，和来自武汉的一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不是意气相争，更不是成心抬杠，的确是不同学术理念的交锋和磨合。会后，郑老师很高兴地说：“这一次讲会，突破了一般学术会议自说自话的沉闷气氛，这才是有益身心、启发思想的学术交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讲会。”在随后的几年里，郑老师和他的助手们又费尽心血，多方联系，成功举办了洞山讲会、石莲洞讲会、姚江讲会、青原讲会等多次讲会，我也有幸和郑老师一起，游历了许多自己非常想去的地方。按照郑老师的理念，讲会要办在古人曾经讲学或从事重要活动的原地，这样才有现场感和时空感。把学问做在山水里，把山水融化在学问中，这种浓浓的怀古情绪和文化情结，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他人是难以相信现代社会还真实存在的。记得我们曾在铅山的辛弃疾墓前、余姚的中天阁前（王阳明讲学处）、还有其他的许多古迹名胜之处，一起朗诵或背诵古人的诗词（郑老师有时提前让我准备一些，并让秘书打印好），其场景之热烈，其感情之真挚，一般的学术研讨会上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的。有位来自台湾的年轻学者参加了青原讲会后，再次见面时屡次谈及这些现场诵读诗词的往事，因为对她而言，印象实在太深了。

说到郑老师的怀古情结，他的《神游千古》和《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著作足以充分证明。我曾和郑老师说：“你的这两本书是很好的学术化的闲书，我把它从头到尾都看完了”，他听了以后哈哈大笑，然后和我谈起了他冒着酷暑、走在荆棘从生的山径中去寻找古人遗迹的往事，我听了之后，十分感动，因为确有某些当代学者，在轻松地游山玩水之后，再在书斋里抒发一些怀古情绪，相比之下，郑老师去过的地方，大多是没有开发（甚至当地人都无从知晓）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苦旅，是有深度和厚度的思想访古。仅以2012年在绍兴召开的王阳明及刘蕺山思想研讨会为例，会议期间，郑老师拉着我前去探访王阳明故居（新建伯府）。走到那里一看，只有一个脏乎乎的水塘，四周环绕着老旧的民居。我们深感失望：觉得这和古籍上所描述的可以荡舟划船的碧霞池差别太大了。我推测说：“当年这里应该有河道和碧霞池相通的，否则怎么可能出入小船呢？”郑老师说：“咱们再走走看。”有幸的是，往西走了不到一百米，就发现了至今尚存的河道，证实了古籍上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郑老师问我：“你怎么猜测到附近有河道的？”我老实地回答：“那年在吉安一带吧，你带着我们参观古代民居，还给我们现场讲解古代大户人家的门前有小码头，可以直通外部的水道，所以我今天以此类推罢了。”郑老师听了，又笑了起来。回头想一下，我陪郑老师在绍兴阳明故居周围的探访，应该是他的思想访古行程中最轻松的一次了。带着心中的疑问去寻访，根据实际情况来求证，这才是真正做学问的路数，在和郑老师交往的数年中，我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的这一理念。

在将近八年的交往中，郑老师对我而言，用“良师益友”四个字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2008年，学校开展申报硕导工作，由于当时我没有主持的课题，难以符合学校规定的条件，可是，在院里讨论时，郑老师在并未和我有过沟通的情况下，明确地说：“要我评，就把李丕洋放在第一名。”有了郑老师这句话，学院仍然把我的名字上报学校，可是，由于现有学术体制的僵化，这一次我自然落选了。事后郑老师对我说：“没办法，现有的学术体制，我也无能为力。”我真诚地说：“郑老师，有您这句话就足够了。”我在大学任教也有二十年了，至今为止，见过的居高位而爱才惜才者并不算多，然而，郑老师对我这位学界后辈的器重与提携，却使我心里经常感到暖融融的。

除了在学术上的启发和帮助之外，在生活上，我也受益良多。我记得每次和他出去开会，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到外面就不要想着省钱，想省钱就别出来。”这虽然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却是一位久经生活历练的长者的人生阅历的体现，至少在我心中印象很深。又有一次在珠海，有位年轻老师因为没有经验，在前台办理退房时耽误了时间，郑老师走过来，略带责备地说：“后生仔啊，后生仔啊，你们还是嫩啊。”我当时正好在旁边，听了这番话，别有感触，因为如果换了我，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郑老师的一番带有江西土语的家常话，让我同样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考察一个人，其实越是不经意、无准备的细节，越往往体现出一个人的人品。去年十月我们前往台湾，由于错过了最佳订票时间，只得先飞往上海，再转机前往台北。在浦东机场，广播通知飞机要晚点起飞。我没有带任何吃的东西，一看国际机场内的食品，价格贵得吓人，于是打算忍一忍。郑老师见了，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唯一一块糕点，让我垫垫肚子，还告诫我说：“以后出远门，包里要多准备一点水或食物，以备不时之需。”上了飞机后，乘务员发食品，每人一盒午饭。对我而言，这点东西顶多吃个半饱。这时，没想到郑老师突然从背后拍拍我的肩，说：“你再问空姐要一份看看，应该会有多的。”我试着问了一下，空姐果然又免费给了我一盒。下飞机之后，我问郑老师：“您怎么知道她会再给我一份的？”郑老师说：“我以前在飞机上见过有人吃两盒，所以让你也试一试。”那时，我一方面很佩服郑老师的丰富阅历（他每年乘飞机二十趟以上），另一方面又很感谢他在生活细节上对同事和晚辈的关心。其实，比起郑老师对于他的研究生的关心和爱护，我这点小事根本不算什么，我也听过不止一个当事者讲诉郑老师对学生的体贴关心的往事，不过，这一点我不能越俎代庖，还是让那些亲炙于郑老师门下的学生们去回忆吧。

关于郑晓江教授的学术思想和价值，应该由学术界的前辈专家们去评议，我不想在此赘言。不过，我对于郑老师的很多思想颇有认同感，无论是在学术讲坛上，还是在私下聊天中，有时都会重复他讲的内容，至少是相近的话语。其实，讲学的东西还只是表面的，我真正钦佩的是郑老师一直坚持在学术园地中耕耘，在三尺讲坛上播种的求道与弘道的精神。早在九十年代，郑老师就有机会步入政界，但是他谢绝了某些领导机关的邀请，而是一心一意地从事学术研究和生命教育。我自己也是一名高校教师，从事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和郑老师的共同语言是相当多的。我以为，学习郑老师这种求道精神、弘道精神，把它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发挥教师明德淑人的社会作用，或许是纪念郑老师的最好方式。行文至此，我有些不知所云了。虽然郑晓江教授驾黄鹤西去，可是，由于过去太熟悉了，他的音容笑貌——那宽阔的额头、爽朗的笑声、连走路的姿势，都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已是此生抹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