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者”郑晓江先生

王秉豪

香港教育学院 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总监、教授、博导

一

捧在手中的这本《生命教育》（郑晓江，2012a），是郑晓江教授的赠书，扉页有郑教授的圆珠笔题签，字体刚劲，力透纸背。翻过几页，指头仍感受到印在题签位置背后的凸纹，非常实在。不禁忆起每次和郑教授见面，他热情有力的握手，这感觉永远鲜明，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透过著述、更透过人格的熏染，郑晓江教授的生命精神常存，继续辐射开去。

    最后见到郑教授，得到他的赠书，是去年12月在北京。书刚于10月出版，但已收进一篇他谈论去年1月在香港观摩生命教育课后的感悟文章。他的勤奋令人敬佩。这篇文章对于我，有特别意义，因为郑教授去年来港参加香港教育学院举办的生命教育学术及专业实践会议和相关的参访观摩活动，我是会议工作人员之一。读着文章，唤起与郑教授和他的团队几天愉快相处的时光。

二

    现今一般治我国思想史的学者，在著述中对古代思想家的称谓，除先秦诸子仍专称为子外，其余大多只直接指名道姓。郑晓江教授则不尽然，在不同的著作中，使用了不同的称谓。郑教授自2006年开始，发起组织了六次贯彻传统儒学形式和精神的“讲会”，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鹅湖会语》、《石莲洞会语》和《姚江会语》，其中当然都有郑教授本人的文章。（郑晓江，2011e）在这些文章中，郑教授以“子”或“先生”，尊称前贤。称朱熹为“朱子”（郑晓江，2011a），自不待言，因为现在仍属惯常叫法。但郑教授称陆九渊为“陆子”和“象山先生”（郑晓江，2011a），在学术界，却已较少见；称杨万里为“诚斋先生”（郑晓江，2008a）、王阳明为“阳明子”和罗汝芳为“近溪子”，则更罕有。（郑晓江，2011b）另一方面，郑教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生命与死亡 ― 中国生死智慧》中，仍然直称“朱熹”、“王阳明”、“罗汝芳”等。（郑晓江，2011c）这大概与出版社书籍编辑体例和该书学术性质有关，要求不带感情倾向的行文风格，不宜以“追慕者”的口吻，敬称“研究对象”。由此反衬出《鹅湖会语》等三书的撰述旨趣，不纯在学术。这点将在后面再稍作补充。现在要指出的是，郑晓江教授“象山先生”、“阳明子”的叫法，固然表示他对前贤的尊崇，同时更说明他是以追慕先圣前贤的态度，从事他以学济世的志业。

    郑晓江教授有感于当前中国教育现状，“许多学校都有强烈的产业化发展的追求，这带来了教育本质的扭曲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沉沦，以及科技型、功利型、文凭主导型的教育大行其道”（郑晓江，2011d，390页），不少教师沦为“教书匠”，因此他呼唤“以‘道’的追求来培育学生的人格与道德境界”的“人师”（392页），并身体力行，致力从事开拓中国生死学、推动生命教育，包括上述恢复传统儒学讲会等济世志业。这是一位当代儒者古道热肠的襟怀，虽然当他的学生说“感觉郑老师是一个儒家”的时候，郑教授谦称自己“还达不到儒家的程度，我还只是儒学者而已。”（郑晓江主编，2011，168页）

笔者出于行文需要，书写至此，以“教授”名銜称呼郑晓江先生，心里其实认为这个名銜不足以显示郑先生的人生追求和成就。现今“教授”一词，容易令人只联想起“经”师，郑先生则呼吁教师必须既当“经师”又为“人师”（郑晓江，2012，25页），并且自己首先付诸实践。与其他一些教授不同，郑先生并不着意于功利，选择了忠于自己却难走的路。他曾这样自表心迹：“几十年来也不知伴随着多少好心的不解或恶意的嘲讽，多少个不眠或少眠的思考之夜；也不知经历过多少理论上乃至人生中的风霜雨雪， … 但我总在坚持、坚持、再坚持， … 二十五年如一日，对生死哲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到探索始终没有动摇过。”（郑晓江，2008，275页）他的表白让人联想到孔子的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时候的学者为提高自己而学，现在的学者为向他人表现而学。”（金良年，2004，171-172页））郑先生说，当年他在南昌大学开出“生死哲学”这门全校选修课，“不仅是为学生讲授, 更是探索自我的人生之道。”（郑晓江，2000a，36页）

当然郑先生的为己之学，同时亦是济世之学，二者不可分割。郑先生曾自述11岁随父母下放农村，过着艰苦的生活，“亲眼目睹了中国最底层农民的生活品质之低, 实令人痛心疾首。当一有机会以从事文化学术的研究工作时, 我就强烈地想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转变为某种现实社会发展的动力, 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快摆脱贫困、痛苦与愚昧。这种学术研究的目标, 似乎显得大而不当, 甚至会遭人嘲讽”，但这些经历与痛苦凝聚成他人生的动力, “它使我无论从事何种活动都有强烈的社会关切, 我并不觉得这会妨碍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 相反可给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充上一种巨大的动源, 使研究者本人能够不畏惧做学问的艰辛、困难与挫折; 亦能使研究者忍受学术之路的清贫、冷寂与孤独。”（郑晓江，2000b，116页）以生命教育为例，郑先生深明“面向大众的生命教育是非常难的”（郑晓江主编，2008，127页）。早在生命教育这个提法在国内出现之前，郑先生便指出，“在一个以求‘利’ 为运作中心的社会, 在一个人人埋首改善提升自我的物质生活水准的时代, 如何使‘道德人’ 、‘天地人’ 仍对人们具有目标价值, 仍具有哪怕是仿效一下的价值, 都是十分困难的。”（郑晓江，1998，113页）但他 ― 不，毋宁说因此他带头迎难而上，为推动生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身体力行。近年更踏出大学讲堂，走进中小学教室，进行生命教育教学设计的教研探索。（郑晓江，2012b；郑晓江、郑舒文，2012；赵丹妮、郑晓江，2011；2012）去年12月第八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论坛闭幕式上，郑先生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总结自己多年来择善固执、不计名利，一心一意对生死智慧的探索和生命教育的推动，并为终于看到生命教育有突破发展的苗头而高兴。当时在场的与会者，都受到他的感染，十分鼓舞。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仿效郑先生沿用传统对贤者敬称的做法，在后面称郑先生为“晓江先生”，以表敬意。传统上，“先生不一定要身份高贵，不必有爵位，但必须有德性和德行，而且是‘声实明著’，即实实在在，有完满充盈的德性和德行，又声名昭彰，如日在天，为世人所周知。”（徐梓，2007，31页）“先生者，高仰之称也。” （徐梓，2007，32页，引《伊洛渊源录》卷十）晓江先生当之无愧。

三

    晓江先生大半生孜孜以求于生死问题的探讨，认为生死哲学最简洁的定义是：“关于生死问题的智慧，是解决人类所面临之生死问题的一些善知（恐非真知）、卓识（而非泛泛的浅识）和高妙的观念。”（郑晓江，2006，xix页）但他随即强调，“人生问题是可以去解决的，但死亡问题则无法解决，只能去超越。” （xx页）他在一场姚江讲会上这样说：“就关涉到在生死超越的问题上最重要的就是没有真，只有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就可能会接受什么样的超越死亡的方式。 … 超越生死之路是多元化的存在，一个人根据需要去使用不同的生死智慧。”（郑晓江主编，2011，318页）他认为当代中国人的问题，在于“用来对付死亡的传统文化资源， … 已基本打碎并遭遗弃，而新的应对生死问题的智慧又没有建构出来。于是，人们只好硬扛着 … ”（郑晓江，2011b，244页）他继而主张：“必须立于中国传统生死智慧的基础之上，由人之生理生命而深入去体悟生命的多重性，认识到生命是可以在‘死’之后延续永恒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建构卓越的现代生死观，以展开我们生命之路，应对生活的挑战，以及死亡的终局。”（246页）他本人也是始终朝着这个放向，努力不懈做着返本开新的工作的。但我认为这里的表述有一个悖论：既然用来对付死亡的传统文化资源，已被打碎遗弃，还可能运用这些委弃的资源，建构适用于现代的生死观吗？中间是否必须涉及逆主流文化而上，复活传统精粹的艰难工程？愚见以为晓江先生正是把这样的工程，担在己肩之上。突出的例子便是上面提到过他恢复传统儒学“讲会”的探索。晓江先生在寻找解决当今教育种种严重问题的途径与方法时的基本思路，是“怎样从传统的儒学教育中寻找到可以复兴的文化资源，贯之以教化现代青年学子的工作之中呢？”（郑晓江，2011d，393页）最后，他找到了传统的“讲会”方式，师友弟子一起“于古贤讲学修身之地去明义理、养心性，相聚讨论”（387页），“以儒家学说之讲解讨论为核心”（401页），但与一般课堂讲课有本质区别，最终目的是要参与者突破“闻见之知”，达到“德性之知”的高度，因此“讲会应该是触动学子的心灵之学、生命之学，是培育其德性与境界之学。”（402页）晓江先生所恢复的讲会，一方面在形式和内容上，上接传统；另一方面，对于当代人，同时又是创新的，是“生命教育的新形式”。（朱清华，2008，175页）记录讲会讲谈文稿和访古诗文的《鹅湖会语》等三书，旨趣自然也非纯学术。

    上面提到，晓江先生认为“超越生死之路是多元化的存在，一个人根据需要去使用不同的生死智慧。”（郑晓江主编，2011，318页）为了帮助社会大众了解古往今来圣哲之士“如何处理他们所面对的生死问题，又如何进行人生实践活动，以此让大家领悟这些贤者的卓越智慧，从而更好地处理我们自己所面对的生死问题”（钮则诚，2005，vi页），晓江先生全面研究了中外古今、特别是我国传统的生死智慧，透过文章（如郑晓江2000c；2004a等）和专著（郑晓江，2005；2011c），向读者介绍。那么我们不禁希望了解晓江先生本人持守的生死智慧。当张慧远博士说：“郑老师的生死观的践行，最符合儒家的生死观”（郑晓江编，2011a，322页），先生并无异议，显示他本人也同意。先生的个人取向，也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到。其一，先生虽全面探讨了我国传统生死智慧，所述涵盖儒释道三家，但从已发表的著述来看，内容还是以儒家先贤为主。其二，先生专门比较了儒家“死犹生”和道家“生死齐一”的不同取向，结论是“道家解决生死困顿的智慧是被动式的顺应命运的安排；而儒家解决生死困顿的智慧则是较为积极主动的有为。”（郑晓江，2011c，12页）在随后对儒家“死犹生”的进一步阐发中，已分不出那是先生对儒家生死智慧的描述，还是先生个人安身立命的主张：“生理生命随着人们寿限的到来，必有完结的一天；而人之道德生命的发扬光大，则会因其造福社会与民众事业的永恒性，也因其道德楷模矗立于人世间，更因其精神人格的伟大，而能够超越时空之限囿，达到永垂不朽，这即实现了人之生命的永恒。所以，如何透过生命现象界的‘死灭’获得生命理性上精神中的‘不灭’，是人们建构合理之死亡观以解决生死困顿的基础，亦是得到健康之人生观的核心所在。”（12页）这完全是一位儒者夫子自道的口吻。其三，在众多先贤之中，先生似乎最景慕阳明先生，最欣赏他突破生死之念、觉民行道的人生境界。这可从先生的〈阳明的生死困顿与明代思想主题、儒者政治实践的转型〉（郑晓江，2008c）等多篇专门研究阳明先生生死智慧的文章看到，此处不赘。他曾动情地向其尊崇的对象倾诉：“阳明夫子，何时能在梦中当面讨教呢？特别是，吾等能有幸越五百年时光隧道，接续上夫子的学术血脉吗？”（郑晓江，2011f，97页）这清楚表达了先生传承阳明之学的自我期许。其四，上面提过晓江先生择善固执、以学济世的抱负，是典型的儒者襟怀。

四

    晓江先生留下丰硕的思想和教育遗产，造福后世。在生死哲学方面，他提出了多个极具启发意义的命题，包括人类生命的二维四重性、生命价值论与生死抉择观的分际、以死观生、和敬天爱人等等。他把自己“对生死哲学孜孜不倦探讨的成果归结为五大原理：‘生命与生活紧张之原理’；‘人生时光与物理时间不等式的原理’；‘生命共同体的原理’；‘生死互渗之原理’；‘死是生活的终止，生命可以永存的原理’。”（郑晓江，2007a，11页）期待后继者站在晓江先生肩膀，在他开拓的道路上，继续深人探究生死，发扬先生的事业，光大先生的生命。晓江先生特别对生命教育寄予厚望，号召“通过生命教育构建现代生死观的核心价值”（郑晓江，2009，14页），提出“敬天爱人”作为生命终极关怀的基本内涵和践履之法。这是极其高远的理想。昔者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笔者长久以来，觉得现今大家努力从事生命教育的建构，其实正是在做以生命教育代宗教的艰巨工作。晓江先生“通过生命教育构建现代生死观的核心价值”的号召和实践，更加深了笔者这个看法。

笔者不自量力，写下这篇怀念晓江先生的小文，言不尽意。虽有滥竽充数之嫌，实在情难自已。写作是一种灵性修炼，此际于笔者是哀伤自我疗愈的实践；现在感觉和晓江先生更加贴近了。晓江先生曾以其神游体诗，向他景慕的阳明先生致意，其中两句曰：“阳明先生魂九霄，心香一炷祭英灵。” （郑晓江，2011f，97页）笔者不才，愿借晓江先生诗句，移敬先生，与及古往今来穷究生死学问的圣哲。亦愿晓江先生的亲友弟子，超越哀伤，继续活出彩虹。

2013年3月27日请晨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