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忠诚的革命女性

一一纪念兰芳姐逝世一周年

武玉铭

1999年9月兰芳姐就得病住院了，得悉后，我到北京看她时，精神还好。但时隔月余，责任大夫便告诉我，她得的病不好，位置同衍授姐夫一样在肺部。我在北京有事，隔几日，就去看看她，拉拉家常，叙叙往事。

然后回到她家里，同子女们一起商量，想点挽救的办法。

    2000年4月，我有幸再次到北京开会，会毕，即4月28日晚8点多，我到医院看她，没想到，她的病情已经很不好了，连说话的声音都难以听清。无奈，我只好作一些安慰，怀着悬念的心情，拖着疲倦的身子，离开北京。时隔五日，她便与世长辞了。

    值此一周年之际，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悲痛之余，我在惋惜，我在思念，我在回忆着她的一宗宗往事：她那种对革命忠诚、对同志宽厚的品格，慈祥而善良的心地，时时在打动着我，使我感到有这样一个大姐姐，是我们革命事业的骄傲，也是我们这个家庭的骄傲。

    我与兰芳姐源于一个大家庭，从小同吃过一个锅饭，青少年时期先后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又来往接触较多，因此，我们虽不是亲姐弟，但如同亲生一般。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在1937年太原失陷后分居的。我记得她父亲从太原回去后，亲自找我奶奶商量，我奶奶是当时祖父辈中唯一在世的。不征得她同意不好分家。据亲友赵寿延讲，“抗战前夕，我常好去你们家看看，那时你们家的光景确实不行了，锅里已经是稀汤刮水。”不久，我们家就按三个祖父，三支人，分为三家。我家因我父亲、日叔父早已去世，婶婶改嫁，就只有奶奶、母亲和我三口人，生活来源主要靠亲友帮助和临时雇人种地过活。兰芳姐家人口较多，再加上她父亲在外干过点事，沾染上一种不好的习俗，就是抽大烟，因此，境况很快衰落下来。她兄嫂虽多，但多在外，家中就靠年幼的弟弟武金铭做活，土改复查中我们的家庭成分均定为中农。兰芳姐就是在这种国家危亡、家庭破产的情况下于1938年，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断然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她后来亲自对我说，“那时在家里真呆不住了，家难、国难迫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抗日战争年代，兰芳姐先后担任过山西省武东县（现武乡东部）和河南省汤安县（现汤阴、安阳两市、县）的区委书记。在武东，1943年，日本鬼子正住在潘龙，他（她）们一区就住在洪水，相距仅十多里地，昼出夜宿，整天与敌人盘旋。据当时砖壁村的民兵队长李长胜同志对我说，“你兰芳姐真是个好同志，那时我们只担心怕敌人抓住她，可她什么也不怕，腰里别个盒子炮（手枪），迂事总是走在前边，让我们跟在后头”。在汤安，她也是一区区委书记，县政府住在姬家山，靠近太行山麓的地方，他（她）们就住在宜沟，是平汉线上一个重镇，距县政府三十多里，距日伪军驻地仅二十多里。那时日伪军还很猖獗，经常出动搔扰，整区、整村的被包围，有不少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就是在这样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她从不示弱，坚守岗位。当时姐夫任汤安县委书记，她任区委书记，分居两地，总是隔一段，姐夫骑着马来看看她，而她很少回县。据同她在一起工作过的王振国同志讲，“那时兰芳敢于到平汉线上工作，作为一个女同志真了不起，她对敌斗争坚决，吃苦精神过人，个性虽然倔强些，但对同志忠厚，平易近人，令人钦佩”。

    我是全国解放后，才与兰芳姐有较多接触的。那时我已调回省里工作，她和姐夫在武汉工作。1956年我到四川凉山搞外调，返回时，路经重庆，坐船到武汉，见面后，当谈到家乡和战争中的情况时，她振振有词地说，“我们能到今天真不容易呀！是背着脑袋走过来的！我的路是走对了，你的路也走对了。你要在家乡好好工作，报答党的培育之恩”。

1959年，我在新华社办的内部“参考”上看到姐夫改任孝感地委副书记，文章虽是表扬性的，叙述他对当地工作的一些新鲜见解，但毕竟是降职使用了。一时我心里很纳闷，后来才了解到，他确是在反右倾中受了处分。当谈起此事，兰芳姐总是说，“工作中受点挫折不怕，党不会冤枉人，这样反倒会使我们更加体会到党的光荣、伟大”。她告诉我，姐夫受处分不久，省委就根据中央的指示，给平反了。宣布平反决定，她也在场，省委领导都亲自下台，同他（她）们握手、道歉、安慰。文化大革命中，我又看到姐夫很早站出来工作了，后来几次反右倾，我又胆心怕他再犯错误。但不料，在这些风浪中，他（她）们对问题处理得都很好。在一次谈话中兰芳姐告诉我，“，当时每迂风波，造反派就来动员我（她）们翻案，可我（她）们有一个老主意，就是不说不利于党的话”。并且明确说清楚，“我们的事是党内问题，不准推到社会上。”从这些事例中，我深深体会到，兰芳姐和姐夫是经得起战争考验的，也是经得起在和平环境中复杂斗争考验的。他（她）们不愧为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她）们虽然离开了人间，但这种高贵品德和不朽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继承的。

    兰芳姐，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全家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