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为《赵力之自述》一书出版而作

武玉铭

   《赵力之自述》一书，近日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一口气读完了全书。此书内容丰富，史料真切，人情人理，读来使人倍感亲切。其中有两段更勾起了我的回忆：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袁振问题上我和赵老有过同样的遭遇；二是在省农委工作期间，在农业学大寨和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我们有过同样的经历。他是我多年的老领导、老前辈，对这些过来之事虽说一样，但他处事的胆略、意志、品格却有许多过人之处。对此，我愿写出来，与同志们共享。

（一）

    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还得从1966年5月华北局工作会议说起。当时我是从闻喜县省委“四清”工作团被抽调参加这次会议的。对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袁振在会上跳出来揭发省委的所谓问题，虽不知具体细节，但他后来在大会上的检查，到会的同志们都是听得清清楚楚的。他说自己这样做是有“个人野心”，是“世界观没改造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省委的”。我当时已是团省委副书记，会议结束即回到团省委。没过几日，省委便通知我不再回“四清”工作团，改到太原市参加省委工作组。省委书记处书记、工作组组长贾俊，指定我为工作组办公室的负责人，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赵老。我曾多次列席市委常委会议，参加市里召开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大会。这期间我听了袁振在湖滨会堂市级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动员报告，听了他在并州饭店市直单位负责同志会议上的检查，也到市委机关办公楼看过他贴的“欢迎大字报”的大字报。此时他始终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省委的”，是“向党伸手，有个人野心”。只是在社会上不断传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戚本禹的讲话，再加上北京造反组织到山西串连，市委机关大院陷入一片混乱时，袁振态度变了，他竟站出来“革命”了。他张嘴说瞎话，在市委门前贴出《我的声明》和《我的申辩书》，声称自己过去的检查都是“逼出来的。”谁逼他？难道你自己写的“欢迎大字报”的大字报也是别人逼的？说自己有个反党集团也是被逼的？当时除了热心造反的人以外，谁都看得出来袁振足在搞投机，耍诡计。不巧到1966年9月底因团省委也被造反派造反，省委便通知我离开了太原市，从此我再没能看到袁振的表演。我记得10月初，省、市造反派第一次在五一广场召开大会，公开点了“卫王王”和贾俊的名，其中有位从工作组办公室杀出来的干部，在发言中点贾俊名的同时也点了我的名，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的问题不光是在团省委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袁振问题。先是太原五中有几个学生找我，要我交出整袁振的黑材料，我没有答应，一伙人到我宿舍翻箱倒柜，把我的笔记本全部拿走。接着是太原机械学院的造反派把我关在迎泽大街原省二招三楼上，让我交出整袁振的黑材料，我说没有黑材料，只有笔记本，他们不信，又二次搜了我的家。最残酷的是，一天上午太原师专造反派把我揪到他们学校批斗我，他们问：省委是不是“黑省委”？我说，“不知道”。站在我身旁的学生把我的帽子甩在地上，还又打又踢，高呼：“打倒黑省委的黑干将武玉铭”！又问：“袁振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说：“那是他说的”，又是一串串拳头，高呼：“打倒整袁振的黑干将武玉铭”！这种气势，使我一次次震惊，头上阵阵冒汗。但没几日，五一广场、湖滨会堂揪斗“卫王王”的大会就不断了。我真没想到，在1967午1月12日刘格平等人阴谋篡党夺权后，袁振竟宣布将贾俊、赵力之等市委领导，还有参加我们办公室工作的阎秉贞、刘健民等同志都关进监狱了。我当时是住“牛棚”，他们却关进了监狱！这次读了赵老的《自述》，使我更加钦佩的是，他不仅没有屈服来自“手铐”、“铁窗”的高压，而且没有接受所谓“站出来”、“当革命领导干部”的种种诱惑。有位好心的领导不是曾给他传袁振的话说：“放赵力之可以，但放出来他必须支持我。”赵老听了，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我还是坐我的牢吧，我不支持任何人，只支持真理”！这种把个人名利、安危置之度外铁骨铮铮的革命精神，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二）

    为了把农业尽快搞上去，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山西省委就决定并于1975年初组建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和省农业委员会。该机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几十年来，尽管几经更名、分分合合，但它一直在统领农村改革和农口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家熟知的王庭栋和赵力之两位老领导，不仅长期分管农村工作，而且都曾兼任过这个机构的第一把手。我从这个机构一成立就调进来，在他俩长时间领导下工作。他们的优良品行和传统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在省农委工作期间，我目睹庭栋书记和力之副省长都是努力按这个指示精神去做的。赵老在《自述》中写道，“我回省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大寨。为此，我亲自到大寨和昔阳作了调查，也到全省各地听了听群众的呼声”。调查结果证明，“学大寨照抄照搬，确实是错误的。但大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对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是正确的”。在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中，赵老明确向省委建议对“左”的东西一定要坚决纠正，但对大寨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能丢掉。对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上，赵老也是深入调查研究，既强调解放思想，也非常重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他曾到著名的汾阳县贾家庄搞过多次调查研究，当时村干部对他说，村里干部和群众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下放土地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但集体财产、大型农机具应当保留，村办企业也不能拆散。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保留集体财产就是改革不彻底，就是违背中央精神，甚至说，那是村干部为了自己捞油水，谋私利，为此，党支部决定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大讨论。赵老当时没有肯定哪种意见是对还是不对，但他明确地告诉干部，组织大讨论是对的，联产承包采取哪种形式应该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意愿，让群众去选择。最后党支部根据群众的讨论，实行了“三田到户，五统一、一集中”的办法，即自留地、口粮田、责任田承包到户；机耕、调种、排灌、植保、治虫由村里组织专业队，搞好服务；大型农机具、集体企业仍由村里统一管理，交给能人经营。现在该村采取这种承包方式已二十多年了，村办企业发展到15个，农业连年增产，企业连年增收，到2003年集体固定资产突破1亿元，年工农业总收入达8000多万元，年利税800多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3000多元，真可谓集体富、群众富、集体带动共同富，他们正在由低水平的集体化向高水平的集体化阔步前进！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省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省委的领导下，王庭栋、赵力之两位老领导在着力抓好责任制完善工作的同时，狠抓了多种经营、山区建设和小流域治理等各项工作，因而大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81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1981) 13号文件精神，以省委、省政府名义曾召开了由各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全省多种经营工作会议，会上认真分析了我省发展多种经营的有利条件，制定了发展多种经营的规划和措施。会后还由赵老亲自带队，组织各地、市、县部分领导和典型单位同志参加的学习参观团，到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了参观学习。对山区工作和小流域治理，1982年秋，省委、省政府曾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到10多个县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次年1月25日至2月3日召开了由各地、市、县和山区公社负责同志及先进工作者、科技人员、劳动模范共2400多人参加的山区工作会议，会上经过学习有关文件，反复讨论，提高了大家对山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明确了建设的方针、任务和政策，交流了像河曲的苗混满、柳林的景驴旦等一批治理小流域的经验，会后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报告提出，要把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农业推广到林、牧、副、加工、供销、科技等各个领域，要治垣、治坡、治沟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好水土流失，逐步做到生态平衡。据统计，到1983年底，仅吕梁、忻州两个地区，就有2462个村，78000余户承包了147640祭沟，面积为954800亩，其中一部分县承包户数达到总户数的百分之十到二十，承包面积占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在10多年的农村工作中，同志们一致赞颂庭栋书记和力之副省长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庭栋书记在兼任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和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几乎每年都要组织各级农村工作部门进行一至两次大型农村调查，并把调查材料汇编成册，印送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时参考。赵老在兼任省委农工部长和省农委主任时，全省110个农业县、区，不到五年时间，他一个不落地跑过了，不光到县，还到有代表性的公社和村

庄，去过的公社大约有三分之一，去过的村庄有300多个。他俩经常对我们讲，调查研究是进行农村工作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就休想把农村工作搞好。

（三）

    赵老在战争年代的英雄业绩，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晋中下乡就早有所闻。经过这几十年的交往，再加上读了他的《自述》，就更感到他那种不畏强暴、不顾艰险、是非分明的刚直品德，是早在战争年代炼就的。真是文

如其人，事如其人。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在1939年任介休县抗日政府铁北办事处主任时，把一个死心塌地为日寇办事的“维持会长”用机智果敢的办法处死。铁北即介休铁路以北地区，当时这里是敌我“拉锯”的游击区，好多村庄的政权掌握在我方手中，即使你当了“维持会长”，也是“两面村长”，能给我方送情报，送布匹，送粮食，支援抗日前线的斗争。只有极个别的“维持会长”是顽固不化的汉奸，不但不给我方通风报信，还给敌人出谋划策，对付抗日武装。介休义安村的“维持会长”就是这样一个坏家伙。一天赵老身穿长袍马褂，坐着轿车，装扮成中医针炙大夫，同提包包的警卫员一起，闯过伪军的盘问，进了这个村。因早摸清这个家伙早饭后有在他家门口散步的习惯，扑上去朝头就是一颗子弹，把他撂倒了。警卫员还怕没打死，在他胸前又是两抢，等敌人赶来时，他俩已跨上村堡跳墙而跑得无影无踪了。这就是平介一带所传：“赵一（即赵老曾用名）飞檐走壁杀敌”的故事。

    赵老对敌狠，对我亲。他在极其复杂尖锐的对敌斗争中，时刻能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待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在战争年代他担任平遥抗日政府县长时，曾多次护送中央领导同志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几次脱险，使党

的事业未受损失；还在锄奸、反特等运动中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使一些同志免受不白之冤。1946年他任岳北专署公安局局长时，除积极协助地委解决了安泽县反特扩大化问题外，还亲自阅卷、审问，以公安局名义，

不顾“左”的思想的干扰，甄别平反了沁源县邓庆奎、王维一被关押一年零六个月的“三青团特务案”，给这两个同志恢复了工作。对赵老的赞誉，在这里，不想再加赘述，愿用我们老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对该书的题词，结束此文。王谦同志的题词是：

    “在生和死的斗争中他的腰没有弯，

     血和火把他锻炼成一个真共产党员。"

（此文发表在2005年8月30日《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二版和9月8日《山西市场导报》四版，两报发表时均有删节，作者武玉铭同志离体前系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