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文章之六
反面财富更可贵
我很赞成团省委宣传部暂定《在那火红的年代》这个书名,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在团省委这个大约三千多平方米的大院里,确实发生过许多不寻常的事情。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是火热的,工作是紧张的,但斗争
也是激烈的。对这风风雨雨的日子,每个过来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当然人们的感受是不同的,而且会各有所侧重。我最最感受深的要算
“文化大革命”。从正面讲,这确实是一场灾难:但从反面讲,我倒觉得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笔财富,是很难得、很可贵的财富。因为灾难或者说磨难,可以锤炼人的意志,可以提高人识别是非的能力,可以使人醒悟许多革命和人生的道理。我是1954年从长治地委调团省委工作的,,因为在地、县委工作期间好写点东西,到团省委后就把我派到《山西青年报》工作了,不久肖山同志被提任为总编辑,我担任副总编辑。当时的《山西青年报》是个期刊小报,但由于人员少,工作量大,同志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平时加班加点编稿,一旦从来稿中发现重大主题,就派人外出采访,特别是
出报那天要轮流值夜班,通霄不能睡觉。这种气氛,这种精神状态,使我深为感动。还有肖山及同志们在文字方面那种一字不苟,一语不误刻苦磨练的精神使我非常钦佩。但就在这种紧张工作的情况下,当时却有一个特
殊情况,就是搞“运动”,左一个“肃反”,右一个“反右”,使同志们处在一种谨慎从事防范的包围之中。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当然我也难以逃脱这种困境。搞“运动”干什么?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搞“运动”就是
要整人。我真没有想到,在反右中会把肖山司志作为对象。他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我该怎么处置这件事?不搞吧,很可能落个他是“右派”,我是“右倾”;搞吧,又难以逃出我有什么图谋的责疑。倒也好,我记得清清
楚楚,凡是召开群众会揭发肖山的问题,团省委便通知由我主持,凡是召开批判肖山的大会都由团省委常委会或团省委机关党组织领导出面主持。后来团省委常委会还有一个明智的决定:只确定由我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未任命过我总编辑。时隔一年多也就将我调团省委办公室任主任了。至于沈润祥、蒋喜福的问题,那当然我是难以推托的,不管揭发会、批判会都得由我主持,决定权在上边,顶多我可以作到少开几次会,少给他们在材料中罗列点问题。对于这段痛心的经历,我早感内疚,但真正有所醒悟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
文化大革命是我一生中经历两次挨整的最大一次。第一次是在长治师范,搞“查三代”,郡时我是学生,只是个“小对象”。第二次就是在团省委当“走资派”,这可就成“大对象”了。但这两次挨整,党都作了正确的
结论,给以彻底否定。这一点使我深受教育,大受感动。使我深深认识到我们的党是真正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觉得,就“运动”而言是错误的,是“左”的东西。但就个人说,有受磨难的一面,也有受教益的一面。说磨难吧,很明显,文革中我被关“牛栅”整整三年半,批斗会大小次数不说,还被少数造反派暗地审问、围打过我两次。说教益最使我难忘的是同志们在批判中曾说过的一句话:让你们受这个苦,就知道挨整是啥滋味了。我深感,这话非常中肯,非常令人寻味。这味里包含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含着共产党员的锻练、修养、品德,包含着党的事业成败的许多哲理。据此,启示我:自己虽已年过花甲,但我们这些人还是应该好好读一读马列主义的书,读一读毛泽东主席的书,读一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书,注重实践,回顾历史,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坚决按照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教导和指示把工作做好,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后来我深知肖山同志的痛苦,深知沈润祥同志的痛苦,深知蒋喜福同志的痛苦,他们的痛苦使我在责备自己,在悔恨自己。我悔恨自己当时实在没有那种勇气,没有那种鉴别能力能够挽救他们。沈润祥同志因被打成“右派”,闹得家破妻离子拖累,过了十七年孤独生活,由于生活所迫,他将自己的衣着和日用品儿乎全部卖光,学会做饭喂孩子奶,学会做针线活,硬是把一个仅两岁、
一个只八个月的孩子带大。后来虽然过了二十多年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但终因积郁成疾,得了不治之症离开人间。就此回忆,我觉得,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些被党养育成长起来的老团干以及正在共青团岗位上工作的同
志们,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起码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千万不要整人。我们应该经常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以治病救人的态度,爱护同志,帮助同志,使每个同志都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要以教育为主,绝不可一棍子把人打死。
二是不要怕挨整。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是党的儿子。如同父母一样,即使打了你巴掌,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要同谅解自己的父母一样,谅解党,谅解整过你的同志,相信党会纠正工作中不应该发生的错误。
三是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也不可轻易给党组织乱戴“整人”的帽子。只要是你违了纪,犯了法,就应该接受党和政府的处置,并从中得到教益,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当然执纪执法特别是身居要职的同志。也切不可凭借自己手中的职权,在新的形势下,采用新的方式,办那些变相整人的事情,应该以德对待人和事,执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做人民群众欢迎和爱戴的好干部,好领导。
我很不愿意回顾这段不愉快的历史,但出于对党的事业和共青团事业的忠诚,还是下决心把它粗略地勾画出来了,就作为对共青团80年征程的一点奉献吧!
二OO三年二月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