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锤炼中成长

（省委农村领导组办、省农业厅 离休干部  武玉铭） 

我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解放战争尚未开始，于1945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的。1950年1月2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一年，预期转正。我很惋惜自己没有更多地经受革命战争的考验，但是，五十多年来，在和平环境下遇到的坎坷，在党内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却是很多很多的，对我教益非浅。

坎坷和曲折是客观存在的，有其必然性，不可避免，不能回避。若用回避的态度去对待它，反倒容易滋生消极情绪，于党于己不利；如果横下一条心，勇于去正视它，主动去迎击它，倒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就拿文化大革命来说吧：我当时已任团省委副书记，不可避免地要当“走资派”，要受到冲击，要被打到。但是，由于我思想准备不足，“一、一二”一夺权，简直闹得我晕头转向，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呀，什么奏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呀，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呀，什么黑团省委、“卫王王”呀！我统统想不通，霎时间，觉得风云突变，一蹶不振，抬不起头来，抬不起头来，甚至暗暗下定决心：回家种地，祖祖辈辈再不当干部。倒也好，正是碰上者关节眼，关了我三年“牛棚”，使我知道了不少东西：我每天除写检查以外，就是拼命地读毛主席的书。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最少读了三、四遍。我从中认识到许多革命道理，特别是他老人家对党内斗争的论述，使我认识到，我这个“走资派”是当定了，这场整也是挨定了，于是下定决心，硬着头皮，挺起腰杆，要顶过去。

当时团省委机关有一个中层干部给我出了一张很长很长的大字报，约写了三是多张纸，这一下提醒了我，使我看清了一个问题：这文化大革命除了无限上纲外，还可以弄虚作假，编造事实。这张大字报说，我在起草团山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第十一稿某页上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中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用大笔一挥砍掉了，这就足以说明我在骨子里是反对毛主席的。一些不明真相造反的同志盼不得抓住这根大稻草，对我拼命地斗、拼命地追。惊喜交加，又气又笑。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根本不是事实，是有意编造的，无非是想借机搞陷害。报告的这一部分，就是专写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怎么会勾掉毛泽东思想呢？在批斗大会上，有人一再提这个问题，逼得我不得不让他们拿出第十一稿来让大家看看，但始终没有人拿出来。我恳切地告诉大家：我的骨子里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直到在中央学习班提出不承认这一条，就不能过关时，我也没有承认。

在家庭成分问题上，对我也是一斗再斗。造反的同志总是说，在旧社会你们的家是个大家庭，土地多，雇过长工，有过剥削，是大地主。要我承认在参加工作时，就隐瞒了家庭成分。其实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参加了“查三代”，我知道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农村划成分中央有规定，任弼时同志有报告，定成分不能笼统按旧社会定，而要以解放前三年或者五年的家庭经济状况确定。事实上我那个大家庭在1937年在太原失陷后就分居了。因为我父亲、叔父早已去世，家中就只有我祖母、母亲和我三人，属鳏寡孤独户，主要靠亲友帮忙，边种地、边卖地过活，这怎能划成地主！况且我在祖母户口本上就明明写着是中农。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还遭受了许多磨难，甚至两次被暗暗围打。但我始终认为这只是个别人搞的不良行为，不能看作是群众问题，更不能记在党的账上，相反，通过这场锤炼，使我更加体会到了党的温暖。当对你的培养教育是出于关心，对你的审查同样是出于关心。如母亲一样，生你、养你是母爱，打你、骂你同样是母爱。当文化大革命高潮刚刚过去，1972年夏季的一天，我到那时的省职工医院去看望王大任书记时，他有一句话，至今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底：“能撑得过来，就是好样地！”这确实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为那些在挫折中“能撑得过来”的同志感到欣慰和高兴，也愿正在经历风雨、见世面的年轻同志用这句话来不断激励自己。

                                      2001年6月   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