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脾气，有深情        我与孟波的“亲密接触”是在1971年，我借调到文化局下面一个专门对群众文艺搞调查研究的组室，办公地址是与文化局相隔一条马路的长乐路788号。这里是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公馆”，我们办公在前楼，周信芳一家就住在后楼，仅一墙之隔。有时逢周四大扫除还能打个照面。某天上午，局工宣队一位头头突然陪着来到“小组”宣布，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孟波现到群文组与大家一起搞调研。匆匆几句话后，孟波就在七八个人的掌声中留下了。毕竟原来“级别”较高，我们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大办公室，孟波在一个“单间”。当天下午，我与刚调来不久的作曲家许国华一起去老孟办公室“聊天”时，他竟脱口出：“赵家圭，知道，音乐院指挥系毕业的，合唱指挥专业，是马（革顺）先生高材生。”而对着国华竟然说：“‘小朋友’怎么也在这里？（因国华长得比较瘦小，在“上音”几乎所有的师生都亲昵叫他“小朋友”）”多年未见，我们就这样轻松嘻哈地聊起来了。孟波看上去是白面书生，慈眉善目，性格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并带着糯糯的常州家乡口音，无一点“官架”。他大儿子孟临后来告诉我：“在家中，父亲几十年来从未发过一次脾气，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也从不大声训斥，在一生中与母亲更是从未争吵过一次。”
       群文组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到各区县、各系统甚至到安徽小三线，包括在安徽属于上海管辖的黄山茶林场等基层看演出，只要是音乐方面的节目，总是我和孟波前往。在学校礼堂、工厂车间、港口码头、农村田头，晚上看演出，白天讨论、点评，然后写成简报上报。时间长了，空下来时，孟波和我什么都讲。谈生死经历、音乐创作、人生哲理……
　　那次，文化局派我陪同孟波一起前往歌剧院小分队在安徽小三线各演出点了解情况，在丘陵起伏的皖南山区，我们边走边谈，一路上看云雾飞渡，赏黄山险峰，喝清冽山泉，观嶙峋怪石，住在芜湖的“铁山宾馆”那晚，我们几乎彻夜卧谈。我问他：“到现在为止，你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是什么？”孟波在淡淡的灯光下停顿了一下，动情而痛苦地回忆：1941年带领200余青年学生（其中还有不少是女学生）从苏北盐城附近撤退，清晨突然遭遇日伪军袭击，只有一个战斗班，五六条枪，子弹也不多，清晨大雾弥漫，日伪军不知我方实力，只是用机枪扫射，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日伪军在迷雾中牵着狼狗搜索，同志们只得躺在牺牲者中间，脸上涂上鲜血或是带着的红墨水，“装死”才混过去……“我们三个负责同志，牺牲了两位，我侥幸活下来，匆匆撤退……”说到此时，孟波的声音有点哽咽嘶哑。
　　当我问到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创作过程时，他不假思索道：“那是在1936年，成千上万中国人民惨死在日寇屠刀下，但蒋介石却在国民党的　‘五大’上说‘牺牲未到最后关头’，此言一出，全国哗然。这句话在新闻媒体登出后，当天上海就举行了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孟波清晰地记得，当天就是在作曲家冼星海家中，冼星海对吕骥、安娥等几位搞词曲的青年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与蒋介石一派胡言乱语针锋相对，并亲自点名孟波、麦新去写一首歌，标题就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那天晚上临危受命，我与麦新在延安东路外滩附近的黄浦江畔一条小马路上的小弄堂里，沿着一排石库门，走在狭窄的弹格路上，在昏暗的路灯下，与他一起，一下子涌出了铿锵有力的旋律：‘向前走！别后退，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时走时停，我在小纸片上急促地记下歌词、曲调，不时还与麦新争论几句。”这首充满激情的歌曲后在麦新、孟波所编的《大众歌声》第二集上发表，立即传遍全国。据传，“中山舰”在遭日军狂轰滥炸即将沉没时，舰长与全体战士站在甲板上高唱着这首战歌，与战舰一起渐渐沉入江底壮烈牺牲……这首歌也曾走出国门，由42个国家组成的“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由音乐家任光指挥旅欧华侨合唱团演唱过。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法西斯大会上，由音乐家任光指挥旅欧华侨合唱团演唱过。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好小囡少儿合唱团在陈毅广场举行纪念音乐会，排练此歌时，我特地请孟波来团给孩子们讲抗战历史和歌曲，孟波早早来到排练厅。那天，上百孩子安静地听着，孟波时而讲述，时而哼唱……

有惊涛，不惊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