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剧联音乐小组成立后,聂耳、吕骥、张曙、任光、安娥、陈孟庚等根据瞿秋自关于革命文艺要深人群众的指示,曾研究过如何开展进步音乐活动,除聂耳为电影作曲，到百代公司协助任光工作外，吕骥到女青年会办的兆丰路女工夜校教唱歌。
      1935年春聂耳出国，吕骥 、沙梅、周钢鸣等组织业余合唱团, 参加者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及左联、职业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国难教育社等进步组织的成员和一些救亡歌咏团体的骨干。 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教员张清(张恒)、张修、张轨、丁皑 、林华展(林艺)、殷素琴、秦秋谷、王初等也先后参加业余合唱团,这就使女工夜校与业余合唱团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 。
      1935年,我开始到女青年会杨树浦沪东公社女工夜校教唱歌。 学生大多是纱厂女工。 纱厂是日夜两班,夜校实际上也是晨夜两班。 不久我又到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女工夜校教唱歌。学生大多是针织厂或袜厂女工。 除我到这两所女工夜校教唱歌外，业余合唱团的麦新(孙默心)也经常到兆丰路女工夜校和浦东女工夜校教唱歌，郁应恺到沪西女工夜校教唱歌。 麦新、郁应恺有事时, 兆丰路和沪西劳勃生路女工夜校的教歌工作也由我去担任 。田蔚也到女工夜校教过歌，徐韬、郑君里、崔嵬、丁里、姚时晓等去辅导过戏剧 。
      女工夜校的同学们对进步歌曲非常热爱。她们在从事12小时以上的繁重劳动之后，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出车间来到教室。只要一开始教歌，她们就会揉揉眼睛，理理头发，精神抖擞地高唱起来。 虽然嗓子有些沙哑，但充满真情实感,，特别是唱到那些真实反映工人生活的«新女性»、«工人自叹»、«女工歌»、«工人歌»、«奴隶的生活»等歌曲时，她们的歌声是那样地动人，这既是血泪的控诉,，也是震撼旧世界的怒吼。歌声给简单的音符注人了新的生命，使我深深地感到，每一次到女工夜校教歌，也是向同学们学习的好机会。遇到有些很难唱，又不能反映人民斗争生活的歌曲时,，她们就热情而恳切地对我说:“孟老师,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些歌曲呢?”正是在她们的鼓励和鞭策下，我与麦新等于1936年开始创作一些歌曲。
       同学们由于痛苦生活的折磨，音域比较窄，我们教唱的歌曲,，一般都选择在10度以内。先教结构比较简単的乐曲，后教结构比较复杂的乐曲。歌曲内容要考虑到形势和斗争需要,如9月教唱«新编“九一八”小调»，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时教«工人自叹»和«礼拜工歌»等。 她们喜爱聂耳、冼星海、吕骥、任光等创作的歌曲，誉之为“好唱、好懂、好听”。
       我们先是一句一句地教，以后结合教唱讲授一些乐谱、发声和指挥的常识，教唱时常联系歌词的内容讲解抗日救亡的形势和一些社会科学的常识，贝勒路女工夜校孙维华(孙凤琴)、孔湘桂(高云)、金敏玉(里路)、李亚芬(里希)、张定堡等组织的读书会，我们也经常应邀去辅导、讲解«大众哲学»、«街头讲话»及«妇女生活»等进步书刊的内容 。
       各女工夜校除在校内唱歌外，还定期举行联欢会和夏令营等活动，唱歌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李亚芬、张定堡演唱带表演的«工人自叹»，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台上一开口,台下的同学们会情不自禁地含着热泪跟着唱起来，歌声一停，全场就响起熱烈的掌声。
       从1935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我们在女工夜校教唱的歌曲有: «数中国»、«渔光曲»、«开路先锋»、«大路»、«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码头工人»、«打砖歌»、«新凤阳歌»、«新女性»、«打回老家去»、«五月的鲜花»、«新编“九一八”小调»、«自由神»、«中国不会亡»、«热血»、«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女工歌»、«工人歌»、«工人自叹»、«工人读书歌»、«礼.拜工歌»、«奴隶的生活»及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光明赞»等。
       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总的负责人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主任干事邓裕志，她是一位爱国的基督教徒和富有正义感的社会工作者。 她平易近人,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工非常同情和关怀，对女工夜校的一些进步教员也很照顾 。有的教员被反动派逮捕，她热心奔走，极力营救。女工夜校师生搞进步活动遇到租界当局的干涉和追害时，她通过女青年会的关系和她的社会地位进行交涉和保护。
        当时具体负责女工夜校的是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钟韶琴和张淑义，没有她们二位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怀，女工夜校的歌咏活动是很难开展的。
       女工夜校的教师大多参加了国难教育社等进步组织。各女工夜校还集体参加妇女救国会，是妇女救国会的团体会员 。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女工夜校不仅是给女工们传授文化知识的场所，同时也是宣传进步思想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基地。许多学生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成长为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骨干，因此可以说女工夜校在各有关方面的关心支持下，不仅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道理，并参加实际斗争，而且使它变成“巾帼摇篮”。
       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国民党当局进一步采用高压手段，匆匆颁布《紧急治安法令》，禁止一切民众的集体行动,解散各地的学联和其他救亡团体，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和反抗 。女工夜校的师生们经常讨论抗日救国的形势和传播救亡运动的消息，她们把自身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密切联系在一起。一听到有爱国救亡活动，宁可挨饿、扣工钱，甚至冒着被开除和坐牢的危险积极去参加，而且还串連和动员其他工人参加。
       1936年至抗战爆发前的三八、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活动,以及在10月22日为“鲁迅送葬”,11月23日“反对日货走私”等群众性的示威游行的队伍中，她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不仅以高昂的口号，而且以雄壮的革命歌声来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6年3月16日出版的«妇女生活»2卷3期,登载著名记者子冈写的«三月的巨浪»，报道上海的女工、女学生、职业妇女、家庭妇女举行三八示威游行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
       群众呼着口号,，有时为了通俗，上海话的口号也出来了,歌声在长蛇的每一段里，此歇彼起地荡漾起来，虽然参差零乱，但昂奋着的洪亮的嗓子却掩盖了一切，千百个娇细粗哑的集合成了一个大嗓子，就像是一条万流来归的大江,，吼声澎湃 ,人们的心在这些歌声中起伏 。
        步伐随着歌声加紧, 纠察队叮咛着队伍不要被冲散。人们的手挽得更紧，有劳作的粗大的手、染者墨水渍的手、抹着机械油的手、纤巧的戴着指环的手……
        这些描述是女工夜校师生们参加抗日游行示威活动的真实写照 。此外,在以业余合唱团为首组织的“纪念聂耳音乐会”、“援绥音乐会”、“救灾音乐会”等进步音乐活动中,都有女工夜校同学们的嘹亮歌声 。
       抗战爆发后,女工夜校的师生一部分继续留在上海,许多人都奔赴抗战前线或大后方，如胡瑞英、任秀棠、金敏玉、李亚芬、郑惠珍、张定堡、李祥梅、龚琦玮、柳秀娟、秦秋谷等参加由胡兰畦任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殷素琴、李雪英、孔湘桂、魏曼华等参加歌协国内宣传团及其他抗战团体离开上海，她们又把进步的歌声传播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作者  孟波

     此文刊登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巾帼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