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是降龍伏虎手，拈花微笑散諸天。蒼茫五十年前事，貝葉重翻益惘然。
　　
　　　　季子音容猶仿佛，諸孫頭角各崢嶸。藏書樓址依稀認，忍過山陽聽笛聲。
　　
　　　　發動新文化運動 創辦《新青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民族工業的迅速發展，中國資產階級經濟力量增強，他們不甘心辛亥革命的失敗，要求繼續鬥爭，變革政治。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在新的革命形勢下，逐漸興起了一場向封建傳統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戰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1915年9月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1916年9月改名為《新青年》）的創辦，標誌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始，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進軍號角。它的歷史意義及其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現代歷史的進程上，大概沒有任何其他的刊物，可與之比擬的。
　　
　　　　1914年7月，陳獨秀應章士釗之邀，赴日本協助編輯《甲寅》雜誌，此時開始認識了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誌皖籍同鄉六安人高一涵。同時又以文會友結識了河北樂亭人李大釗和湖南長沙人易白沙。陳獨秀去日本，妻子高君曼留在上海，據陳故交汪孟鄒在其所記《夢舟日記》中稱：1945年4月25日，高氏“體氣不佳，家中寂寞，甚為悲傷，竟至泣下。”5月15日“忽咯血”。18日“咯血之癥昨日又發。”24日，汪孟鄒“至同仁醫院視誌孟（即陳獨秀，誌孟這個名字僅限給汪氏通信才使用）夫人病，詧其病狀，似漸加重，渠自己亦極畏懼，一時淒涼之狀，令人心悸。”於是汪孟鄒即給陳獨秀“寫信促返”。
　　
　　　　1915年6月中旬，陳獨秀和易白沙從日本回國，這是第五次從日本回國重返上海，寓住於嵩山路吉誼裏21號和闊別一年的妻子團聚。此時他反顧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勢繁榮富強的影響，審視國內袁世凱賣國求榮、復古倒退的滾滾濁流迎面撲來，目睹時艱，痛心不已，心情矛盾已極，清醒地意識到當時中華民國不過只是一塊形式上的招牌，難經風雨，不要多久這塊招牌將不復存在，還得再來一次政治革命，而要進行這場革命須“從思想革命開始”，“要革中國人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實，必須改變人的思想，要改變思想，須辦雜誌”。適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設宴為他洗塵，觥籌交錯之余，他即將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胸有成竹的思維定勢表示出來，並將意欲辦刊的舉措向汪孟鄒求助。當時亞東圖書館因生意清淡，無力承諾陳獨秀提出的意向。但是，汪孟鄒是個熱心人，經多次奔走、協商，終於聯系上群益書社陳子沛、陳子壽兄弟介紹給陳獨秀應允承擔，雙方商定每月出版一本雜誌，編輯和稿費200元。這個雜誌便是日後蜚聲華夏的啟蒙火炬《新青年》，它喻示著一個嶄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一本雜誌開一個時代的風氣，進而影響國家進化的歷程。1915年9月《新青年》創刊一開始就舉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識形態進行了猛烈的攻擊，點燃了啟蒙的火炬，發動了一個強大的反封建新文化運動。創刊號發表了陳獨秀的具有發刊詞性質的《敬告青年》一文，在歷數了當時中國社會黑暗之後，便向青年大聲急呼：“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孰為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世之爭存，孰為陳腐朽敗的而不容置留於腦裏，利刃斬鐵，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 ……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大義，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
　　
　　　　學的而非想象的。文中所陳“六義”，實際上已把“德、賽二先生”即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張明較著的揭示出來了。〈新青年〉一出世，即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哺育了一代青年，指引他們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奮鬥。這篇反傳統以啟蒙《敬告青年》的檄文，影響所及，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除非少數具有“冬烘”頭腦的青年外，普遍成為絕大多數有血性、有朝氣青年的必讀教科書。
　　
　　　　《新青年》一發行，當時便引起國人的關註。陳獨秀那些振聾發聵，石破天驚的宏言讜論，如春雷初動，驚蟄雨而拂春風，使沈寂的五千年古國睡獅，從昏睡中駭然驚起。一時有識之士都投書《新青年》
　　
　　　　與陳獨秀切磋討論，更有許多被促使覺醒的進步青年尊陳獨秀為走向新時代引路的導師，並將為《新青年》撰稿的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和他本人譽為當時的四大支筆。一致認為《新青年》激發了青年們的心聲，而發出具有前進走向生命火化的理想與憧憬。當時北大中文系學生楊振聲說：《新青年》“像春雷初動一般，……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他們首先發現自己是青年，又粗略的認識了自己的時代，再來看舊道德、舊文學，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種子。一些青年逐漸地以至於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鎖，歌唱著沖擊了封建的堡壘。”（11）惲代英代表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新聲社”寫信給《新青年》說：“我們素來的生活，是在混沌的裏面， 自從看了《新青年》漸漸地省悟過來，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見了曙光一樣。我們對於做《新青年》的諸位先生，實在是表不盡的感謝了。我們既然得了這個覺悟，……就發了大願，要做那自覺覺人的事業，於是就辦了《新聲》（半月刊）。”周恩來早在東渡日本留學時，曾稱：“《新青年》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在這幾天的日記中寫道：‘晨起讀《新青年》，晚歸復讀之。於其中所持排孔、獨身、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13）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曾對美國友人斯諾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14）毛澤東還回憶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15）關懷中國人民革命解放事業的美國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在其《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中，對《新青年》亦曾提及，說朱德常在枕頭下放了一本《新青年》，感慨它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如此種種，通過不同對象的觀感；不言而喻，《新青年》是中國現代史上，使文化思想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的重要刊物、不可磨滅的傳媒。
　　
　　　　《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首卷6期剛完刊即有易名的提議，經停刊半年後正式作了決定。事緣上海青年會曾寫信給雜誌發行人即群益書社陳子壽，責備該雜誌與他們出版的《上海青年》雷同，要求及早改名。陳子壽商得主編陳獨秀同意，遂自第二卷起改為《新青年》。陳獨秀1916年8月13日致胡適之書信中也曾提及此事，說：“《青年》以戰事延刊時日，茲已擬仍續刊。依發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內可以出版。”該刊一至五卷陳獨秀主編，六卷改組編委會，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編輯。八卷起成立新青年社，獨立發行，仍由陳獨秀編輯。十卷以後改為季刊，為純粹的政治刊物。
　　
　　　　1915年9月，《新青年》創刊一開始就舉起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反傳統以啟蒙，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識形態進行了猛烈攻擊。啟蒙運動可以有不同形式，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啟蒙運動采取何種形式，不能離開當時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現實；又都必須和應該致力於改造傳統和開創新的時代精神。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武裝起義的方式，一舉推翻了滿清王朝，掛上了民主共和國的新招牌。但是，它從基本上沒有觸動兩千年來專制封建主義的經濟和文化心理結構。當時盡管孫中山當選為總統，但不久即為袁世凱
　　
　　　　所代替，進而又要籌安會擁戴他復辟帝制，社會在倒退。同時與此相呼應，在思想文化領域又泛起一股尊經復古的逆流。陳獨秀以其超前意識的哲人睿智，從辛亥革命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認清了新的制度難以建立在陳舊過時的思想文化基礎之上。他立足於思想文化的高度，點燃新文化運動之火，發動思想革命，力圖用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從提高國民的覺悟入手，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以拯救中華民族的目的，實現救國的根本意圖。於是從上海發軔成為反傳統以啟蒙的契機，點燃了啟蒙的火炬，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新青年》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開始於“五四”前夕的新文化運動，是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也是聲勢浩大的文學革命。當時一些啟蒙思想家，以《新青年》為陣地，在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時，對封建文學營壘，從內容到形式都展開了淩厲的攻勢。而沖鋒陷陣決定“五四”新文化運動鬥爭的主要領導人不是別人，正是當時還是一個急進的民主主主義者---陳獨秀。正當1917年《新青年》提出文學革命的號召，胡適首先倡議“文學改良”，緊接著陳獨秀號召文學革命，錢玄同、劉半農繼起響應，魯迅則以他的批判的現實主義小說和犀利的雜文等文學創作加入運動的行列，顯示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的輝煌成就。文學革命的內容實際上是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在文學方面的反映，而形式則是反對僵死的八股文言文，提倡活潑的白話文。但那畢竟是一個群眾運動勃起的時代，白話文當時正因時代的需要，經由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很快傳遍全國各大都市。魯迅曾說：“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16）陳獨和就是舉起文學革命旗幟的第一人。
　　
　　　　《新青年》提倡文學革命，是從白話詩最先開始實踐的，這在文學革命中具有拓荒的意義。當時有人通過《國民公報》載文稱道：“近來《新青年》雜誌中，提倡這種自由白話詩，真是中國詩歌的大革命。”1918年元月，改版後《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即全都采用白話文，顯示了文學革命邁出了決定性的第一步。這一期刊登了九首詩，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發表的白話詩，它標誌著中國新詩跨出了堅定的第一步，宣告了中國新詩的誕生。九首詩包括胡適的《鴿子》、《一念》、《景不徙》、《人力車夫》，沈尹默的《鴿子》、《月夜》、《人力車夫》，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題女兒周歲日造像》，一開始就表明了新詩鮮明的社會功能和時代精神的某種折射以及新詩人對現實主義的追求。1932年，劉半農編輯了一本《初期白話詩稿》。集印了包括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胡適、陳衡哲等八位作者的白話詩26首。在《序言》裏，劉半農講：“仲甫先生的白話詩作得很好，舊體詩做得很好。白話詩就我所知道的說，只有《除夕》一首。”這裏所說的“《陳夕》，原題是《丁巳徐夕歌》，刊登在《新青年》四卷三號上。另外，陳獨秀還有一首《答半農的D—詩》的白話詩，刊登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上。這許多早期的白話詩，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一直為人們稱道，並具有深遠的影響，充分證明《新青年》及其編者，對中國新詩的倡導和推動，立下了不朽的功勞。
　　
　　　　陳獨秀通過《新青年》在提倡文學革命的實踐中，充分認識到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標誌著中國近代中西文化沖突已經從政治制度層面進入到精神文化層面。著重操作註意翻譯介紹外國進步的文藝思潮和作家。他創辦《青年雜誌》一開始就註意到立足於中土，放眼全世界。從一卷一號起即有“世界說苑“欄目的設置和外文釋譯作品的刊載，並且“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的取向是“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同時又作鄭重《社告》：“今後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系。我們青年雖處蟄狀研求之時，然不可放眼以
　　
　　　　觀世界。本誌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可備攻錯。”他同“五四”前後一些新文化提倡者一樣，把介紹境外進步的文藝思潮和作家，看作是傳播民主思想，改革中國社會現實的一種手段。他翻譯介紹西方文藝思潮，貫穿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他很了解西方進步的文藝思想和作品在思想革命和社會改革中的作用。包攬在《新青年》中，這種介紹工作，成了他積極進行思想文化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側重。他在《新青年》一卷二號第一個用文言翻譯了泰戈爾（原作達噶爾）的《贊歌》四章，是要人們學習泰戈爾“語發真理源，奮臂赴完好”這種為真理而奮鬥的精神。他稱泰戈爾是提倡“東洋之精神文明者”，“印度青年尊為先覺”。同時他又翻譯了美國國歌《亞美利加》，是為了向中國青年傳播“愛吾土兮自由鄉”、“自由之歌聲抑揚”，這種自由和愛國的聲音。他是在想用東西方文化的精神文明，喚起中國青年的覺醒，這在當時是具有革命的積極意義的。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時《新青年》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載體。馬克思的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尤其是對知識分子產生巨大影響，是從《新青年》開始的。1919年5月，《新青年》六卷五號推出了《馬克思研究》專欄，當時在知識界引起了對這個學說廣泛註意。李大釗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思想。從此開始，《新青年》逐漸轉變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1919年12月，《新青年》七卷一號，陳獨秀執筆發表《本誌宣言》（即《獨秀文存》中《新青年》宣言），表現了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1920年5月1日，《新青年》七卷六號出版《勞動節紀念號》，篇幅較平時增加一倍多，其中主要文章有陳獨秀在上海船務機房工界聯合會演說《勞動者的覺悟》和《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這一期以大量篇幅刊載了全國各地工人生活和鬥爭情況的調查報告，反映了革命知識分子到工人中去的初步成果。正是從這個時候起，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相繼成立。1920年9月，《新青年》改組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八卷一號，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明確表示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革命的立場，宣布“承認用革命手段建立勞動階級（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從這一號起《新青年》設立了“俄羅斯研究”專欄，譯載有關蘇俄革命和建設的資料，並發表了列寧某些著作的譯文，列寧傳略和列寧主要著作目錄，進一步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1921年7月1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新青年》在出完九卷以後，曾經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組為季刊，並成為黨的理論刊物，由於革命形勢發展很快，人力不足，季刊不能按期出版，僅出四期。1925年4月2日改為不定期刊，共出五期。《新青年》季刊一直由瞿秋白主編，成立馬克思主義理論刊物，為中國革命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