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安徽的革命誌士開始廣泛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宣傳活動，以期喚起民眾，共同推翻清政府的反動統治。他們開展宣傳鼓動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創辦報刊。陳獨秀主持創辦的《安徽俗話報》，是當時國內銷路最廣，影響最大的俗話（白話）報刊之一，成為傳播革命思想的一個重要陣地。在此前不久，安徽革命誌士，曾開演說會於安慶藏書樓，陳獨秀（當時署名陳仲甫）發起組織愛國會，在1903年5月他與潘晉華兩度計劃創辦《愛國新報》，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但都因清政府的壓制而未能實現。1904年初，陳獨秀因年前《國民日日報》停刊，由上海回到安慶，他一回到家鄉，每天都到桐城學堂，日與房秩五（宗嶽）、吳汝澄（守一）等縱談時事，議論之中，他們共同感到開拓風氣，喚起民眾之重要，於是商定籌辦《安徽俗話報》，宣揚民主、自由思想。據房秩五回憶當時情況：“三愛為故人陳仲甫主辦安徽俗話報筆名也。憶余在光緒庚子前後作童子師於安慶，結交仲甫。仲甫少余兩歲，意氣甚豪。壬寅秋，先師吳摯甫先生自日本考察學制回安慶，創辦桐城學堂，自任堂長，命余與吳守一諸人任學長。仲甫幾無日不來校縱談時事，極嬉笑怒罵之雄。一日，約共辦安徽俗話報，余任教育，守一任小說，余稿悉由仲甫自任之。每期各稿匯齊，仲甫則寄至蕪湖科學圖書館印行。計自甲辰正月出版，每月二冊，風行一時，幾與當時馳名全國之杭州白話報相埒。”（4）
　　
　　　　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話報》經陳獨秀蓽路藍縷，募集經費，草創經營在安慶創辦。發行業務則委托蕪湖科學圖書社承擔（5）。陳獨秀自任主編，也是主要撰搞人。房秩五負責教育方面的編輯，吳汝澄負責小說的編撰。以後蕪湖科學圖書社也有人參加撰搞，如汪孟鄒負責新聞欄的編撰，章谷士、曹復生撰寫自然科學方面的文章。因蕪湖沒有印刷廠，搞件編好後寄往上海，交由章士釗主辦的東大陸書局印刷，再寄回蕪湖向各地發行。同年暑假，桐城學堂改名桐城中學，遷回桐城，吳汝澄隨校回桐城，房秩五東渡日本留學，人員分散，《安徽俗話報》在安慶難以寄生，於是陳獨秀把報社遷到蕪湖，設在科學圖書社內。據汪原放以後回憶：“1904年，他（指陳獨秀）寫信給汪孟鄒，要到蕪湖來辦《安徽俗話報》。不久，這個二十五歲的青年，背了一個包袱，帶了一把雨傘，就住到科學圖書社來辦報了。”這時陳獨秀不僅獨力編稿，每當報紙印成從上海寄來後，還要做分發、卷封、付郵等工作。生活相當清苦，每天只能吃兩頓稀粥。陳獨秀後來回憶這段經歷說：“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趨使，……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我衣裳，亦不自覺。”
　　
　　　　正當陳獨秀勤勤懇懇為傳播革命思想的時候，曾引起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註視，他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提到：“我對於陳君（指陳獨秀），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師培）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說明陳獨秀當時創辦《安徽俗話報》的艱苦努力和良苦用心的獻身精神。由於蔡元培對陳獨秀在安徽戮力辦白話報的經過，留下相當深刻的良好印象，以後在1917年蔡先生禮聘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這是原因之一。
　　
　　　　《安徽俗話報》為半月刊，32開本，每期42頁，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設計新穎，饒有趣味，極具規模，而且言論激烈。其宗旨，概括地說是為了批評時事，“開通民智”內容主要著重在三個方面，以理性的批評，配合事實的揭露；譴責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侵略；指斥滿清政權的專制和黑暗以及社會制度與風俗習慣的不合理化。旗幟鮮明，文字生動，欄目設有：論說、要緊的新聞、本省的新聞、歷史、地理、教育、實業、小說、詩詞、閑談、行情、要件、來文等十三項。全部以白話行文，辦得非常出色，既富有革命性、戰鬥性，又具有知識性、趣味性，與同時期出版的《中國白話報》、《杭州白話報》、《寧
　　
　　　　波白話報》、《蘇州白話報》相比較，的確是箇中佼佼，不愧為雞群鶴立的出類拔萃者。它是安徽地區最
　　
　　　　早的鼓吹反帝、反清革命的報紙，以開通民智，宣傳愛國、民主和科學思想，播下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火種，對其時“萬馬齊瘖”、風氣未開、封閉性濃的安徽沖擊很大，影響深遠，不到半年每期行銷量在3000分以上，上至湘鄂，下及寧滬，在全國九個省市裏都設有代辦處，發行網絡遍大江南北，為安徽的革命
　　
　　　　運動的發展作了有力的開拓。
　　
　　　　陳獨秀說他辦《安徽俗話報》有兩個意義：“第一是把各處的事體說給我們安徽人聽聽，免得大家躲在鼓裏，外邊事體一件都不知道”；“教大家通達學問，明白時事”；第二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無錢多讀書的，看了這俗話報，也以長點見識。主旨是“開風氣，倡革命“。內容集中在：抨擊外國對中國的侵略；揭露滿清的黑暗，改革社會上種種不良傳統惡習。
　　
　　　　《安徽俗話報》最突出的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主義制度。在創刊號上，陳獨秀發表題為《瓜分中國》的社論，文章一開頭便大聲疾呼：“唉嗟！這是怎麽好呢？我們中國人，又要做洋人的百姓啊！“接著，他把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情況和他們還要進一步瓜分中國的陰謀，從頭數來，原原本本地告訴讀者，說列強“打算把我們幾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國，當作切瓜一般，你一塊，我一塊，大家分分。”“照他們的瓜分圖上，說是俄國占了東三省，還要占直隸、山西、陜西、甘肅；德國要占山東、河南；法國要占雲南、貴州、廣西；日本要占福建；意大利要占浙江；這靠著長江的四川、兩湖、三江幾省，就分在英國名下了。”而中國的官府害怕洋人，“活象老鼠見了貓一般，眼看俄國占了奉天，那敢道半個不字”。老百性怎麽辦呢？“還是大家振作起來，做強國的百姓好？還是做各保身家，不聞國事，終究是身家難保，做亡國奴的百姓好？”
　　
　　　　從第八期起，還連續刊登陳獨秀的《亡國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列舉中國的土地被割占。鐵山、礦山、貨物權利被掠奪。司法審判、內河航運、關稅、貨幣、國防、設官主權被剝奪。在第九期上以《揚子江之危機！安徽之致命傷！！！》為標題，刊登了對英商凱約翰奪銅官山礦的“警告”號召收回礦山權利。《安徽俗話報》就這樣如實地向人們展示一幅幅觸目驚心的國家危亡的景象，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捍衛國家主權的完整。
　　
　　　　《安徽俗話報》上陳獨秀主張：要拯救中國必須反對封建王權。認為現在的國家大事，就是依靠皇帝一人胡為，……所以才弄到滅亡的地步”。那班封建官吏是“家鬼害家神，安排著洋兵到，幹爹奉承，奴才本性“（7）。”恰好“又遇著中國有這班好總督、好撫臺、好總辦、好紳士們替洋人出力，黑著良心，將本國四千年來祖傳的金銀財寶，你一處，我一家，私下裏送了外人。”須知中國“是一國所公有的國，並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國，皇帝也是這國裏一個人”。國家的主權，“原來是全國國民所共有”，“上至君主，下至走卒，有一個侵犯這主權的都算是大逆不道。”在抨擊封建王權的同時，還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社會契約論思想，明確提出了“民主政體”等概念。此外，第六期還刊登了《湯武革命》的歷史論述文章，稱贊推翻昏庸的王權政治的國民革命。其意是借古喻今，針對腐敗的清王朝而呼喚國民起來革命。鼓吹吶喊富國強兵。
　　
　　　　《安徽俗話報》猛烈抨擊中國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和舊的傳統惡習，反對包辦婚姻，提倡自由戀愛；反對壓迫婦女，提倡男女平等。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上連續好幾期刊登了《惡俗篇》，對傳統婚姻制度痛加針砭。他認為傳統的婚姻制度的最大問題就是“不合情理”，為受害的女性大發不平之鳴。他尖銳地舉出“等郎媳”的惡俗，即使等到孩子的，“十八歲大姐周歲郎”賠進青春，要守十幾年活寡。等不到孩子的，如果再嫁則更是“人老珠黃”青春永逝了。這種“慘烈”的習俗，無疑將是五四時期魯迅“吃人的禮教”的張本。反復強調女性應該要有自由離婚和不守節改嫁的權利。
　　
　　　　《安徽俗話報》還反對封建迷信，提倡“振作自強”。陳獨秀在第七期《敬菩薩》一文中曾慨嘆：“唉！人生在世，弄錢是不容易的，辛辛苦苦弄的幾文錢，除了衣食而外，完納國稅，教育子弟，倒是正經。偏偏我們中國人，無論窮富老幼，都要白費銀錢，辦些無益的事，好象把錢丟在水裏響都不響。你道是什麽事呢？就是敬菩薩了。”進而調侃說：“那佛教的道理，像這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不生不滅的金剛佛，我是頂信服的，頂敬重的，但是叫我去拜那泥塑木雕的佛像，我卻不肯。因為那佛像是人做成的，並不是真佛，真佛在經上，明說無我相，我們反要造一個佛像來拜，豈不是和佛教大相反背了嗎？”接著語重心長地道：“我們中國人專喜歡燒香敬菩薩，菩薩並不保佑，我們中國人，還是人人倒運，國家衰弱，受西洋人種種的淩辱。那西洋人不信有什菩薩，象燒香打醮做會做齋的事，一概不做，他反過來國勢富強，專欺負我們敬菩薩的人。照這樣看來，菩薩是斷斷敬不得的了，不如將那燒香打醮做會做齋的錢，多辦些學堂，教育出人才來整頓國家，或是辦些開墾、工藝、礦務諸樣有益於國，有利於己的事，都比敬菩薩有效驗多了。”
　　
　　　　《安徽俗話報》提倡文學改革，陳獨秀在開始辦報時就註意到文學革命對社會革命的作用。第十期《嘆十聲，仿煙花調》提出了“欲新中國先要新民”。先要新民，就是先要有沖擊舊傳統、舊道德觀念、舊文化的思想領域裏的解放運動，而文學藝術革命則是思想革命的先聲。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第一期上，填了一首《醉東江·憤時俗也》的自度曲：“眼見得幾千年故國將亡，四萬萬同胞坐困。樂的是，自了漢；苦的是，有心人。好長江各國要瓜分，怎耐你保國休談，惜錢如命。拍馬屁，手段高，辦公事，天良盡。怕不怕他們洋人逞洋勢，恨只恨我們家鬼害家神。安排著洋兵到，幹爹奉承，奴才本性。”把亡國危機，內政窳敗，人心不古，“暗對時事”，揮灑得淋漓盡致，以體現文學革命的現實主義方向；他主張戲曲改革，封建的舊中國，輕視戲子，把演戲看成賤業，“優”同娼、吏、卒同等，朝廷規定不許戲子參加科舉考試晉身為官。社會上普遍輕視“忘八戲子吹鼓手”。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上大聲疾呼為戲子正名，為戲曲向舊的倫理綱常挑戰，將戲曲與戲子在社會底層推上地平線踏上高雅的臺階。多排新戲，因為“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戲子是眾人的大教師。”還主張改良國民教育；練習格致的學問（8），學習現代科學等。
　　
　　　　《安徽俗話報》刊行後，在社會上引起了轟動。“一班老輩已經認為是洪水猛獸了”，頗多訾議。而進步青年卻非常歡迎，“桐城崇實學堂同學諸君，集資月購本報百余份，以分送其鄉人”。進步教師把這作為開導學生思想的教科書。當時的青年學生，如安徽巡警學堂的朱蘊山，安徽高等學堂的高一涵，與陳獨秀共同發起藏書樓演說後又同時留學日本的潘贊化等，後來在追憶往事時，一致認為這個報刊“對青年界的反帝愛國思想散播了較為深刻的影響”，“起著組織革命和宣傳革命的作用。”（9）
　　
　　　　《安徽俗話報》出版到1905年秋，以言論激烈，被地方政府勒令停刊。從創刊到停刊歷時一年半，停刊原因說法不一。房秩五回憶：“未幾因登載外交消息，為駐蕪英領事要求中國官廳勒令停辦。”汪原放回憶：“汪孟鄒說過，仲甫的脾氣真古怪哩。《安徽俗話報》再出一期，就是二十四期，就是一足年。無論怎麽和他商量，說好說歹，只再辦一期，他始終不答應，一定要教書去了。說教書，是到李光炯先
　　
　　　　生辦的學堂裏去教書，其實是幹革命工作去了。”（10）當時李光炯創辦的旅湘公學遷來蕪湖後，更名安徽公學，該校雲集了許多革命誌士，共唱排滿革命。陳獨秀在這時候，誌也不在辦報，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組織革命活動上了。也正是這個時候，陳獨秀等組織了秘密革命組織“嶽王會”，偕同柏文蔚等串連革命力量訪遊淮上去了。一度輝煌的《安徽俗話報》終告結束。新中國成立後，房秩五寓居安慶，撿得《安徽俗話報》殘冊，翻閱一過，感慨系之，回憶前塵，追悼何及！為賦七絕二首，以誌當年共同辦報經過情形。詩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