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火炬----《新青年》雖然在五四運動以前高高舉起反封建思想鬥爭的帥旗，取得了輝煌的戰果，但它始終是意在不談政治而以理論鬥爭為主大型月刊。當時曾有人寫信給陳獨秀對籌安會變更國體，進行封建復辟問題著文警告國人。陳回答以“本誌的天職在‘改造青年的思想---批評時政非其旨也’。”事隔兩年多，在五四革命風暴醞釀成熟時期，《新青年》的形式和內容已不能完全滿足現實的需要了。《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陳獨秀發表了《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積極主張國民對於“關系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要有“急謀改革”的覺悟，否則“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此時的陳獨秀的理性從提倡科學與民主，進展到直接幹預時政的高度。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外受制於強權，內禍患
　　
　　　　於國賊。在第一次大戰後期，繼袁世凱統治中國的北洋軍閥政府對外賣國求榮，投靠日、美帝國主義，於1917年宣布對德作戰，十月革命以後，又和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參加了帝國主義幹涉蘇俄的戰爭，導致列強環伺，虎視鷹瞵；對內擴張勢力，進行內戰，災禍頻仍，民不聊生，思想身心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幾年來的新文化運動和十月革命以及世界革命高潮的初步影響，所激發起來的，中國人民的民主主義覺悟，開始表現為政治行動，從而關註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每周評論》就是在這一高潮和為五四運動的思想準備起重要作用的大環境背景下產生的。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評論》創刊，它的發起者和編者是著名的急進民主主義者陳獨秀（只眼）和已經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李大釗（常、明明），他們兩人在反對封建軍閥，要求民主和民族獨立這一點上是一致的。經常撰稿人有胡適、周作人（仲密）、高一涵（涵廬）、王光祈（若愚）、張申府（張赤、赤）等，他們都執筆寫過一些社論，這種情況說明了“每周評論”的統一戰線性質。原來《新青年》雜誌是個月刊，出版周期長，且有時不能按期出版，內容多是學術性的文章，普及程度差，很難對現實的政治鬥爭發揮及時的指導普遍性作用。《每周評論》的創刊，完全是個針砭時政戰鬥性的刊物，它與《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協同作戰。其具體內容有國外大事述評、國內大事述評、社論、文藝時評、隨感錄、新文藝、國內勞動狀況、通信、評論之評論、讀者來論、新刊批語和選論以及名著等十三個專欄，采取小型報紙的形式，每星期出四開一張，分四版，有時增刊“特別附錄”。從1918年12月創刊到1919年8月停刊，共出了37期。在26期以前，《每周評論》的主要編輯人是陳獨秀。1919年6月3日，北京學生團上街演說，遭北洋政府軍警鎮壓的六三運動以後，陳獨秀因6月11日在北京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捕，於是《每周評論》自26期起由胡適接辦。陳獨秀先後在該刊共發表了140多篇評論和隨感錄，在其遺世的文存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每周評論》創刊後，《新青年》曾給刊登出版的廣告，標題是“看《新青年》的，不可不看《每周評論》”，其中說明：《新青年》都是長篇文章，一月一次，重在闡明學理；《每周評論》多是短篇文章，重在批評事實，七天一次。《每周評論》的出版，密切配合當時的政治鬥爭，抨擊反動軍閥的統治，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封建文化，初步介紹社會主義思想，並適時報導世界革命的動態。這個每周出張四版的小型刊物，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廣泛的影響，它的明晰強悍的版型，不久就為雨後春筍般繼起興辦的許多報刊所采用，冠名“評論”的報紙為數不少，如長沙的《湘江評論》，上海的《星期評論》以及其它許多周刊、旬刊或半月刊，都模仿它的版式，大體采用了類似的分欄，一時形成了報界的規範。其中突出的一是《湘江評論》，五四時期的革命周報，毛澤東主編，1919年7月14日創刊，8月上旬被軍閥政府查封，共出五期，第二期附有《臨時增刊》，第五期未發行。再是《星期評論》，它與北京的《每周評論》同被譽為當時的“輿論界最亮的兩顆明星。”1919年6月8日在滬創刊，是一份時事政治性評論周刊，在孫中山直接領導下創辦的。起初每期四開一張，後增至八開四張，它除單獨發行外，還隨上海《民國日報》免費附送。廖仲愷、李大釗、陳獨秀、施存統、邵力子、劉大白、朱執信等參加撰稿。該刊曾用許多版面分析社會現狀，對社會改造問題、勞動問題等開展了廣泛深入的討論，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1920年配合《新青年》出版“《星期評論》勞動節紀念號”，集中發表了李大釗《五一運動史》，李漢俊譯的《五一》和施存統的《工讀互助團底經驗和教訓》等文章。《星期評論》除發表許多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文章外，還與《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相關而有淵源，陳望道談及早年翻譯《共產黨宣
　　
　　　　言》時曾說：“這本是《星期評論》約我翻譯的，原來準備在該刊發表。”邵力子回憶也證實：“在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以前，已有該書的稿譯。《星期評論》約陳望道譯這書，準備刊登，也說明《星期評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正因為如此，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作的黨史報告中指出“早期全國進步報刊最占勢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評論》社，《星期評論》的刊物銷路最廣，銷刊十幾萬份。”1920年6月6日，《星期評論》出版第53期，被資產階級反動政府扼殺破壞停刊，先後存在僅僅只一周年。（17）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號角，鼓舞著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世界革命運動蓬勃地開展，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也隨之日益迫切，猛烈的政治風暴雨即將降臨。正當這個時候國內外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第三國際的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的召開；新文化運動的崛起，五四運動“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國內外這些風雲叠起的大事，展示了當時突出的社會現象，匯聚成一股強大的歷史潮流，激勵著陳獨秀思想進化與飛躍。他在這之前，一直是法國式的革命和資產階級的崇拜者，對於十月革命還抱著觀望和懷疑的態度。然而他深信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為首同盟國的失敗，協約國獲得勝利而告終，是公理戰勝了強權，給人類的和平民主帶來了新希望，他將“主張公理，反對強權”規定為《每周評論》的宗旨。他在發刊詞裏寫道：“簡單的說來，凡是合乎自由平等的，就是公理；凡是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自由平等的，就是強權。”“我們發行這個《每周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八個大字。”也就是：“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從這裏可以看出陳獨秀的思想，雖然還沒有脫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但他提出要用公理戰勝強權，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侵害，對內反對軍閥壓迫，這是具有很大進步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在他的政治思想境界無疑是前進了一大步。此時他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態度，也是沿著與時俱進的軌跡，由漸進而走向激進的。《每周評論》創刊後，對俄國十月革命、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革命以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報導。他在宣傳中，不僅闡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而且分析了社會主義革命產生的根本原因，他在第11期《過激派引線》一文中說：“社會上一切不滿意的事體太多，是產生過激主義的種子……一切不平等、不安穩、不公道的事體，是它的肥料；有了種子，又有肥料，要他不生長，那是辦不到的。”不難看出，陳獨秀由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思想意識急劇轉變，為他以後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基礎。
　　
　　　　文化思想領域中的革命鬥爭，是政治鬥爭的焦點，面對政治鬥爭激烈時，必然會反過來加劇思想鬥爭的尖銳性，配合著封建勢力對人民民主主義新文化運動的壓迫，反動的文人必將開始對新文化展開垂死掙紮猛烈的反攻。陳獨秀在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上發表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對該刊創辦三年以來所進的宣傳作了總結，並淩厲地反擊頑固派的進攻。陳獨秀說：“他們所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對於“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mce)兩位先生，才犯了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
　　
　　　　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上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陳獨秀這種大義凜然的氣慨，表現了他反對封建主義的大無畏精神和堅貞不渝的決心。
　　
　　　　自《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的發表和《每周評論》的創刊。更加引起思想界的震動和頑固派的反對，相繼爆發了一場新舊思潮大激戰！早在1913年3月，古文學家林紓先後在上海《新申報》發表小說《荊生》、《妖夢》，影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罵蔡元培是烏龜，期求惡勢力殺死他們，詆毀白話文為“引車賣槳之徒，所操之語。”惡毒地誣蔑新文化宣傳是“禽獸自語，幹人胡涉，”並且假托一個衛道的“偉丈夫”荊生，反映封建頑固派對陳、胡、錢等人恨之入骨，“留爾以俟鬼誅”，必欲置之死地而後決，表示想借軍閥武人政治的威權來禁壓反帝反封建新文化宣傳的企圖。面對封建頑固派的進攻，陳獨秀毫不畏懼。《每周評論》為了發動群眾起來反擊，特地在12期上轉載了這篇對人身攻擊誣蔑性的文章，在按語中指出它是：代表這種武力壓制的政策的，並且連續發表了文章痛加駁斥，他在4月18日和27日出版的兩期《每周評論》上，編刊《特別附錄：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匯集了京、滬、浙、川4個省市14家大報發表的27篇文章，其主要內容：（一）“學問獨立，思想自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二）舊倫理和文言文不適應時勢的需要。（三）林紓學風惡劣，“為感情所驅，自陷而為學術界之大敵，思想界之蟊賊。”（四）鼓勵以陳獨秀為首的新派人物，再接再厲，繼續戰鬥。這些言論的匯集，不僅是對封建頑固派有力的斥責，更重要是對《新青年》提倡的科學與民主、文學革命所取得的成績，作了一次大傳播。
　　
　　　　《每周評論》在報導國際事件的同時，對國內政局的變化也十分關註。在第一期上陳獨秀就寫了四則《隨感錄》，把矛頭直接指向北洋政府。其中在《兩團政治》一文中，他以調侃的語言，揭露帝國主義進一步幹涉中國內政的霸權行為，和北洋政府依附於帝國主義的醜惡嘴臉。進而在《公仆變了家長》一文中，揭露北洋政府的總統與專制的皇帝沒有兩樣：“古時專制國，皇帝就是家長，百性就是弟子。”現在名為共和國，總統是公仆，國民是主人，可是事實上，公仆變成了家長，常以命令的口吻訓斥主人。歐戰後，世界各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都在大大的改變，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已成為人類的共同願望。在這種大變革中，他熱切期盼國人要提高覺悟，才能適應這樣大變的潮流。他在《每周評論》第2期《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一文中，大膽而切中時弊地認為：“最要緊的是對內對外兩件大事，對外是要歐美拋棄偏見，求得人類平等，對內是要拋棄軍閥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關於軍閥政權他呼籲人民應該覺悟起來把它鏟除掉，當時北洋軍閥政府統治中國，對外賣國，對內殘民，橫征暴斂，民不聊生，陳獨秀認為中國的種種禍亂的根子是軍人、官僚、政客三害。那麽怎樣除三害呢？他提出兩條根本性措施，“第一，一般國民要有參預政治的覺悟”，“第二，社會中堅分子，”“組織有政見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來掃蕩”“狗黨”。陳獨秀的這篇《除三害》發表於《每周評論》第五號，時為1919年1月29日，距四五運動只有3個多月，充分表現較強的政治煽動性。這一時期，《每周評論》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表明他對國內政治問題堅決果敢，毫不妥協的態度。他在五四運動前7天，發表在《每周評論》上的《貧民的哭聲》，更是一篇政治煽情的傑作。
　　
　　　　1919年4月29日，歷時三個多月的巴黎和會，竟將戰前德國在山東非法攫取的所有權益轉讓於日本。消息傳來，舉國愕然，全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義憤填膺，熱血沸騰。陳獨秀所提出有：“社會中堅分子”，“挺身出頭”的“相當的示威運動”已成為令國內外反動勢力膽戰心驚的事實。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正以磅礴之勢向全國蔓延開來。就是在5月4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公同管理》和《兩個和會都無用》等文章，繼續進行政治鼓動。他說，上海的南北和會和巴黎的國際和會，都是分臟會議，“我看這兩個分臟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他所提出的“直接解決”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張，在當時極具號召力。當年的五四運動參加者羅章龍在《紅樓感舊錄》中回憶說，“‘五四’時他一再強調要采取‘直接行動’，對中國進行根本改造。他的這些言論非常符合當時激進青年的心意。青年們對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趨，團結在他的周圍。”正是在陳獨秀的激勵下，北京學生繼續總罷課，走上街頭進行愛國宣傳。北洋軍閥政府大肆出動軍警鎮壓。6月3日和4日，竟逮捕了800多名學生，陳獨秀十分憤慨，6月8日他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驚世駭俗的《研究室與監獄》傳世稱頌的短文，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