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倡大義字挾嚴霜 編輯《國民日日報》
　　
　　　　《國民日日報》是在清朝政府加強對言論的控制，勾結上海租界當局對《蘇報》與“蘇報案”的一幹人進行迫害（1），和對國內新聞出版活動肆行摧殘的緊鑼密鼓聲中，以迎戰的姿態，在封建反動勢力黑雲壓城的逆境中誕生的。它創刊於1903年8月7日，社址設在上海英租界二馬路中市街，該報由革命黨人謝小石出資，外國人高茂爾（A.Gomoll）的名義發行（2）。擔任主編的是陳獨秀（陳由己）、章士釗和張繼，尚有何梅士、謝曉石、蘇曼殊、陳去病、林犭解、金天翮等。這些人主要來自兩方面。一個方面是前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成員，如章士釗、張繼、何梅士、陳去病、金天翮。其中章、何、張都參加過《蘇報》的活動。另一方面是剛剛回國不久的學生，如陳獨秀、謝曉石、蘇曼殊。他們都是留日學生的革命團體青年會的成員，和軍國民教育會有關活動的參加者。當時陳獨秀剛由日本回來，在故鄉安慶進行革命活動，5月17日在安慶藏書樓舉行愛國演說會，被清廷巡撫聶緝規“令縣首訪撲陳某（獨秀）”通緝而逃亡上海，協助章士釗創辦《國民日日報》，負責全部文稿的校對，幫辦總理編輯工作，兩人耳鬢廝磨經常工作到深夜，每每到次日清晨才離案休息。這是陳獨秀司媒傳、辦報刊發軔的開端。
　　
　　　　當時辦報工作條件十分艱苦，人手少物質條件差，陳獨秀住在上海昌壽裏一個小閣樓上，終日勤奮筆耕，足不出戶，“興居無節，頭面不洗，衣敝無以易，並也不浣。”有一天早晨章士釗見他袒衣露服，白物星星，密不可計，驚訝地問：“仲甫，是何物耶？”陳獨秀看了看自己身上，漫不經意地答道：“虱耳。”由此可見，當時生活在顛沛流離艱苦環境中的陳獨秀，為了喚醒民眾，尋求光明，信念多麽執著！辦報多麽認真！後來章士釗在回首這段往事時，賦詩贊道：
　　
　　　　我與陳仲子，日期大義倡。
　　
　　　　“國民”既風偃，字字挾嚴霜。
　　
　　　　格式多創作，不愧新聞綱。
　　
　　　　當年文字友，光氣莽陛梁。
　　
　　　　《國民日日報》內容豐富多彩，有社論、講壇、外論、中國警聞、政海、學風、實業、短批評、世界要事、地方新聞、新書評騭、南鴻北雁、世界之奇奇怪怪、個人行為、說苑、文苑、小說、本埠日記等欄，還辟有名曰《黑暗世界》的副刊。它繼承了《蘇報》宣傳革命的主旨，版面篇幅取材較《蘇報》新穎，是當時屈指可數的革命報刊之一。但是與《蘇報》也有點不同，它在堅持革命立場的同時，比較註意宣傳的策略，論調“較《蘇報》之峻急有差”，吸收《蘇報》被封的經驗教訓，不“為爆炸性之一擊”，不作孤註一擲，使報紙盡可能站住腳跟，鍥而不舍地“造國民之輿論”（章士釗《蘇報案始末記敘》）。然而它毫不隱諱它的革命立場。它稱清朝統治集團為：“獨夫民賊”，為“北敵”；它指責清朝統治者所維護的政體，是“以民為畜類”“任憑作弄”的“專制政體”。在發刊詞中，它公開標榜，它的辦報目的，是為了“圖國民之事業”；是由於“當今狼豕縱橫，主人失其故居，竊願作彼公仆，為警鐘木鐸，日聒於我主人之側，敢以附諸無忘越人之殺而父之義，更發狂囈，以此報出世之期，為國民重生之日”。它發表無畏（劉師培）的《黃帝紀年論》，公然摒棄清朝皇帝的帝號，改用公元和黃帝紀元並列的辦法紀年。“以發漢種民族之觀念”，成為第一個用黃帝紀元來紀年的革命派報紙。
　　
　　　　陳獨秀對《國民日日報》辦報的指導思想、言論觀點和總理編輯事宜的章士釗是共識認同的，他為《國民日日報》寫了不少政論文章。當時由於正值清王朝強弩之末之際，在那黎明前黑暗的年月裏，它所刊載的各類言論、詩文，大都不署名，以防作者遭受迫害。因此今天很難識別哪些文章是出於陳獨秀之手，只有署名“由己”的兩首詩，可以確定是陳獨秀的作品。
　　
　　　　第一首《哭汪希顏》，見1903年8月9日《國民日日報》。這是陳獨秀由信仰康（有為）梁（啟超）轉向革命派，用“由己”的筆名發表而公諸於世的第一首古體詩，詩的全文為：
　　
　　　　兇耗傳來不忍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自註：吳君茂良以事亡於上海，故兼悼之）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上述七絕據汪希顏哲嗣汪原放在《亞東六十年》（手稿）內稱：本詩原題為《無恥人草成七絕四首哭汪希顏》在《國民日日報》發表時漏掉了其一。原詩是：
　　
　　　　盛名久已播邯鄲，客路崎嶇未識韓。不及認親先永別，徵聲猶未對燕丹。
　　
　　　　以上七絕四首，從詩情、詩意上看，汪希顏是一個熱血澎湃，思想激進的青年。他雖未與其萍水相逢，直接謀面訂交，但從其親屬（汪孟鄒、汪原放）的言傳意會中，得知認識共同，心神契合，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進而成為相互“久仰”的知己。詩人痛惜友人英年早逝，未及能象三閭大夫屈原在〈國殤〉中所說：“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保衛國家效命疆場而為國殤，又未能謀求“聯邦新制度”，即“魂魄毅兮為鬼雄。”既富感情，又抒激憤，確是悼亡友、遣悲懷的詩中雋品，活脫脫反映了陳獨秀早期學術文化革命思想能夠與時俱進的寫照。
　　
　　　　第二首七律是《題西鄉南洲遊獵圖》，見1903年8月17日《國民日日報》。全文為：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西鄉隆盛在日本是個充滿矛盾的人物，在公元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曾率武士發動政變，推翻德川幕府的統治，為明治維新開辟了道路，從而開創了日本新紀元。後來由於新政的進一步推行，難免不影響甚
　　
　　　　至損害士族的利益。西鄉從封建士族立場出發，和新政的矛盾，很快就在改行兵制的問題上爆發出來。兵制這一項改革，本來是日本現代化的基本要求之一。但是西鄉知道，征兵令公布後，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部下和廢藩置縣的有功的近衛軍不久就會被淘汰。他不能坐視他的“袍澤”們的失落甚至變成罪人，必須設法給他們找一條安穩的出路。於是西鄉發現只有通過對外征戰，才能對士族尋求出路和實行軍事獨裁的唯一途徑。1873年，西鄉拼命主張征韓，在攘外用兵問題上與執政發生分歧，憤而辭職。正當鹿兒島武士稱兵作亂，西鄉即被擁戴為領袖，兵敗身負重傷，命部下砍下頭顱，英雄末路，大有楚霸王兵敗鳥江，自刎將頭顱贈予故人的悲壯氣概（3）。西鄉隆盛可歌可泣的事跡，以前國人題詠甚多，陳獨秀對西鄉的悲劇，也為之忉怛感慨，詩中雖未明顯表示惋惜與同情，只是寫出一個“男兒本自重橫行”自律堅強的形象。西鄉最後兵敗身死，是失敗了，然而不能以成敗論英雄，西鄉所促成的明治維新大事業，使日本國人深受其惠，不能不說是偉大的成功。反顧陳獨秀的一生，始而高擎民主與科學的大旗，啟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總司令”開天辟地“建黨有功”。繼而蒙冤負屈，身背惡名。最後窮愁潦倒，顛沛流離，老死異鄉，無往而不是與西鄉隆盛的心路歷程相契合。“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詩人堅信英雄不能單以成敗論，他在《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一文中說到：“我平生所做的事業，似乎大半失敗了，然而我並不承認失敗。”果決堅強的論斷，早在風華正茂的1903年，事業的曙光剛剛在冒出地平線時，就已顯露而折射出朕兆了。所以詩中的結尾句：“男子立身唯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這既是對西鄉隆盛的定評，又是他本人宏圖抱負的思維定勢。1903年冬，陳獨秀回安慶度假，臨行章士釗和劉師培為他餞行，他將此詩各書條幅饋贈章、劉。當章士釗接到這首饒有恢弘氣度署名“陳由己”的手書，不禁為之感嘆道：“詩標其人，仲甫就是這樣一匹不羈之馬啊！”劉師培也深為友人“忠於自己的意誌和思想”所感動，當即在詩下題道：“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這段文字情緣加深了他們三人間的互識，引發了嚶鳴友聲的佳話。同時也標誌著陳獨秀青春豪氣，從而施及到他晚年清操自守晚節高風，蕭然白發老書生氣質的善始全終。
　　
　　　　陳獨秀早期在文學革命實踐中，重要方面就是翻譯介紹西方文藝思潮。1903年，他曾為蘇曼殊譯的雨果《慘社會》作了潤飾修改工作，刊於《國民日日報》。小說貫穿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寫一個思想激進，充滿獻身精神，對惡勢力深惡痛絕的英雄男德，借以發揮他自己的思想和政見，來表明反清的決心與鼓呼民主與科學的實現。全書共十四回，在《國民日日報》上連載至十一回的大半回時，因報紙被迫停刊，這部作品後經陳獨秀補譯，接續至十四回而結束，改名《慘世界》，署名“蘇子谷、陳由己同譯”，以書刊行於世。這是雨果《悲慘世界》一書在中國較早的譯本。
　　
　　　　《國民日日報》經章士釗、陳獨秀慘淡經營只三個月即停刊，停刊原因主要是當報紙出版時，就引起清廷反動政府的極大不滿，創刊不久就遭到兩江總督魏光燾下禁報令，並通知所屬府州縣廳，嚴禁“寄售”和“買看”。在北京的外務部也行文給英帝國主義分子把持下的總稅務司，要它轉知郵政局，毋得代寄，以“杜其銷路，絕其來源。”同時堡壘易從內部攻破，報紙出版不久，內部的經理、編輯兩部，因權限問題發生分歧，大起爭執，導致對簿公堂，雖經調解，元氣大傷，終於在1903年的12月1日停刊，前後只出版了三個月零二十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