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是黄河边上的一个沙地大县，黄河经常在这里决口。这里的沙土地不适合种粮，却适宜种花生、芝麻和西瓜，依靠这些经济作物，兰考农民仍可以维持温饱。直到在1957年，兰考还是一片林茂粮丰，但到了1958年，全国掀起"三面红旗"和"大办钢铁"高潮，整个兰考用于防沙治沙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控制风沙的树木没有了，风沙灾害再次兴风作浪。另外，失去树木以后，洪涝灾害也变非常频繁；由于地下水位上升，又造成了大片的盐碱地。因此形成内涝、风沙和盐碱灾害，被称为兰考"三害"。在这些"人祸"与"天灾"兴起的同时，"以粮为纲"政策又严厉禁止一切经济作物，兰考农民完全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命脉。兰考沙土地的粮食产量非常低，小麦平均亩产不足75斤，有时几乎连种子都收不回。1962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为大饥荒的最后一年。作为这场饿死达数百万人的大饥荒的重灾区河南，到处都是一片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在这一年，兰考县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严重的饥荒引发了浩浩荡荡的逃荒要饭浪潮，甚至有几万人被饿死。

　　1962年6月，焦裕禄刚从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调回尉氏县，担任县委副书记。面对自然环境和民生状况都极其艰难的兰考，焦裕禄与张申谈话时毫无畏惧，对组织上指派的新工作充满信心。张申说，"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1962年12月，焦裕禄正式调任兰考县，担任县委第二书记。张申本来有意让焦裕禄接替王金碧，直接担任县委书记，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焦裕禄并没有因为不能"升官"而有任何怨悔。就这样，在县委书记空缺的情况下，焦裕禄以第二书记的身份到任兰考，直到一年后在任上去世，焦裕禄都没有接到"县委书记"的正式任命。实事求是地说，焦裕禄并不是"县委书记"。

　　焦裕禄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水深火热之中的兰考。虽然新政府已经成立10多年了，但农民的生活反而变得更糟。焦裕禄刚到兰考上任时，曾经亲眼看到固阳公社刘楼村的一户农民，全部家当不值7元5角钱；而三义寨村有一户农民，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其余人只得睡在床上。事实上，这种不幸的局面持续了很多年，焦裕禄既不是天使，更不是上帝，他根本无力改变这个世界。穆青是1965年冬天到河南兰考，来采访灾区困境的。穆青发现现实的兰考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早在1962年，兰考县的韩村全年一个人只分了12两（16两老秤）红高粱穗，合现在的粮食七两半，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这样的情况在4年后依然如此。穆青在采访笔记中将其形容为"一幅悲惨的流民图"。

　　可以想象焦裕禄所面对的兰考工作是多么艰难，甚至他作为县委书记同样的吃不饱。当时的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一直跟随焦裕禄参加治理沙丘的劳动，据他说："当时困难得很，都是我们男劳力在封沙丘，有些小孩、妇女上外边去要饭，要了饭回来再吃。焦裕禄和县长张钦礼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吃着老百姓乞讨来的百家饭，带领兰考的青壮劳力，在盐碱地上，在沙丘上，创造出了今天的绿洲。"

　　焦裕禄有一句话糙理不糙的名言，叫做"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从到任的第二天起，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展开工作。后来记者列出焦裕禄在兰考的日程表，惊奇地发现，这504天中他没有休息一天，都是在拼命地工作。所谓"拼命"，就是他已经患有严重的慢性肝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焦裕禄当时已经患有肝炎，但当时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和营养不良，肝炎非常普遍。张申自己也是肝炎患者，大饥荒时期他下放杞县劳动，也以草根树皮活命，这种"饥荒"曾使他的体重从140多斤下降到93斤。令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的肝炎竟然很快就恶化到肝癌。一次张申因病住院，焦裕禄来医院看望。张申问起焦裕禄的病情，焦裕禄指着自己的腹部说，这里好像一只红薯顶着，疼得厉害。张申赶紧安排焦裕禄到河南医学院一附院检查，焦裕禄的肝癌很快就得到确诊，随即住院治疗，后来又转院到北京治疗。无奈当时已经到了肝癌晚期，焦裕禄又回到郑州。为了节省医疗费用，绝望的焦裕禄坚决拒绝继续治疗，"嫌浪费"，什么药都不吃。他最后只向组织提出一个遗愿，将他死后埋葬在兰考的沙岗上。他说，他生前没有治理好沙地，死后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治好沙地。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终年42岁。

　　事实上，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不到一年半时间，其中还有两个月住院。相对而言，作为土生土长的兰考人，张钦礼从1954年就担任兰考县长，在具体的工作上，无疑他对兰考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焦裕禄。